来源：《高等教育研究》 2011年第4期
【摘 要】：大学是探索、传授普遍学问的场所。这是英国以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为代表的中世纪古典大学的办学理念，体现了理想的大学活动，长期以来为英国所有的大学接受，并引领着英国高等教育朝“同质”方向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环境的巨大变迁以及高等教育治理模式的改变，英国传统的大学理想在当下遭受严峻的挑战，大学被定位为主要生产“有用”的知识。这种政策取向使英国大学的生存发展面临诸多困境和两难选择，需要政策制定者予以重视，否则英国的高等教育将付出沉痛的代价。
【关键词】：理想； 现实； 普遍学问 ；有用的知识； 两难选择
一、理想：探索和传授普遍学问
英国是世界高等教育的发祥地之一，英国大学历史悠久，以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为代表的中世纪古典大学经过了800多年的发展变迁，至今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仍独领风骚，构成了英国大学乃至世界大学中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牛津大学原初的大学理念仍然影响着今日的牛津大学和英国的所有大学。对于牛津大学的办学理念，纽曼在《大学的理念》一书中给予了经典的诠释：大学是探索普遍学问的场所，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场所。“纽曼的大学理念，即是英国的大学理念，也是牛津的大学理念。如果说纽曼关于牛津大学的理念是对他19世纪20年代学院生活的回忆，也许更准确些。”[1]
纽曼是“是自由大学家喻户晓的上帝”。在大学理念问题上，纽曼的观点有着持久的影响，这种影响在英国有，在英联邦国家和美国的大学都有很大的影响。[2]纽曼以后所有关于大学教育的论著，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都是对他的演讲和论文的脚注。当然，英国大学也深受洪堡所提倡的研究型大学理念的影响，洪堡确立了大学三原则：研究和教学的统一、教学自由和学术自治。显然，洪堡和纽曼的理念有差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观念已包含一种普遍的大学理念，即大学必须从事科研，必须在范围广泛的科目中提供自由教育。纽曼的“由于思想与思想碰撞、知识与知识冲击，发现得到证实和完善，错误被袒露”，也是洪堡通过研究探索新知识一个强有力的基础。”[3]纽曼和洪堡的观点一直主宰着西方对大学功能的看法。英国大学在整个20世纪与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大学共享这样的信念，即它们的学术研究人员不仅应该承担具有学术性的教学任务，而且应该进行学科的前沿研究。
基于此信念，英国大学在12到20世纪的发展中，产生了一个非常精英型的高等教育系统，奠定了一个小规模组织的遗传痕迹，这个印记在20世纪仍意味着在一个小的全国系统中的小大学。和这个持久的条件相联系的，是英国两所名牌大学以一系列寄宿制学院的形式强有力地塑造了学生生活的模式。[4]多年来，传统大学一般具有两个主要职能：第一，教育年轻人——通常是中学后年龄组人口中一小部分精英分子，教育内容主要是文理科；第二，对学术界自身选择的问题的研究。但是，传统观点一般被看做体现“理想的”大学活动。为年轻人提供自由教育和从事“激发求知欲”的研究，这两者被认为是重要的公共利益，正是这种利益才使政府有理由提供建筑上和经济上的支持，国家和大学之间有一种无须言明的契约关系。因此，直到20世纪初，英国高等教育治理主要的模式是受国家支持的专业自治和自我管理的模式，而不是公共问责制或政策干预主义。在专业自治和自我管理模式中，就为国家利益而确保合适的制度上的管理而言，精英人物高贵的和非正式的思想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手段。
随着社会的发展，英国的大学越来越保守。虽然“19世纪以前的英国大学曾起过多种重要的作用，但没有一项与技术有关”[5]。为推动英国工业革命作出过巨大贡献的那些重大技术发明（如蒸汽机、纺织机和火车等）却毫无例外地是由大学以外人士作出的。英国剑桥大学前副校长阿什比曾说：“工业革命是那些讲究实际的能工巧匠完成的……在英国工业上升时期，英格兰的大学没有发挥过任何作用。”[6]因此，英国政府为了使大学对社会经济发展起更大的作用，开始干预大学。作为政府和大学之间的独立代理机构的大学拨款委员会（简称UGC），是英国高等教育治理的主体，建立于1919年。尽管UGC具有重要的技术职能，但主要作用是维护大学的自由主义理想。“大学拨款委员会在它整个历史上，有力地支持大学自治，强调整个系统的均质性，是一个用钱包的权力武装起来的中央官僚机构，无意识地引导各大学走一条共同的道路。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这个系统遭受整齐和均质的损害，阻碍传统的大学模式以外的革新。”[7]国家认为大学在UGC的领导下，没有以应有的活力刺激经济增长，扩大入学机会。作为对大学的制衡，20世纪60年代中期，英国创建高等教育公共部门。多科技术学院将成为“人民的大学”对社会需要作出反应，推动大学的发展。[8]但是，多科技术学院并没有免于大学的召唤，暗暗走上了“学术漂移”的道路，甚至抵制社会需求的压力。[9]
简言之，从20世纪后期的跨国框架来说，英国已经走上有一个组织学术生活的正确道路，均质的趋势很强烈。[10]牛津和剑桥势不可挡的影响，导致本质上是一个学究式的方向自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在新大学中的传播。于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的20年内，高等教育的控制全面地从“自上而下，不干涉”的政策走向正式国有化系统一般特有的“自上而下，干涉”的政策。[11]随着表面上不可抗拒的由国家制定的协调和指挥趋势增强，到80年代末，滞缓的国有化已导致对资源、课程、人事政策和学校评估很大程度的标准化，把所有大学放在一个帐篷下，以缩小控制的金字塔的顶尖。同时，各大学和他们的学系试图坚持它们的传统方向和课程组织。但“英国的大学理想”继续以无意识的假设和不表达出来的态度，以及精神饱满的言语吐露出来。新的大学和学院不变地保证高质量的本科生教学和学习的长时期以来被称许的模式。这个理想，无论非正式地和正式地都为全国所接受。
结果是，20世纪整个80年代，英国高等教育没有发生积极变化的东西，乃是对本科生教育和小型大学的两项承诺。“英国在高等教育的思想和实践方面存在感情上不健康的依恋就像德国一样，在20世纪以前发展起来的思想、结构和程序产生了事实上的遗传印记，它的特征甚至在20世纪后期的巨大变革后仍旧保持着。那个印记乃是一个唯一的运作基础的印记。这个排他的运作基础，兼有历史上由有高度选择性的寄宿制学院所形成的对本科生的承诺和规模的组织的成分。”[12]
二、现实：生产“有用的知识”
20世纪80年代末，旧时大学、大学拨款委员会和政府间的亲密关系已经一去不复返，“变动的文化”是许多大学管理者在整个90年代的口号，已经发展起来的是一个“官方的系统”。英国政府从它已经取得的一个彻底国有化的控制模式继续前进，同时有力地推动各大学进入以市场这个概念为核心所建立起来的一系列全新关系。在这总的命令之下，一个变革方向是减少政府所提供的资助在大学费用中所占的份额。“20世纪英国高等教育的历史大部分是大学自治的财政基础被侵蚀的历史。大学在财政上转变为国家的从属物。”[13]随着公共开支的缩减，国家的传统角色发生了变化。“新公共管理”理论乃是驱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撒切尔和梅杰政府实施公共服务改革的核心法则，新公共管理以质疑官僚行政有效性为前设，以经济、效率、有效性为目标，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政治领域，利用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共同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是其核心。进而言之，英国高等教育治理的重建是国家改革的一部分，改革的重点聚焦在国家如何能有效地卸下对公共物品生产的责任。结果导致政府和行政人员开始尝试用市场导向的管理和组织模式，尝试把市场机制作为公共政策的工具，其目的是最大化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社会利益。“大学拨款委员会不仅支持国家的利益而且负责解释大学发展的计划，有时可能需要保证他们完全适合国家的需要。”[14]到20世纪90年代，大学已经成为公共机构和公共政策框架的一部分，是既从公共经费中获得大量资助，又受到些许管制的一个市场。
由于社会环境巨大变迁及高等教育治理模式改变，大学的功能定位发生了突变，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大学被看做知识社会中的主导因素和助推器。“与其讲对物质或金融资本的技能能为经济收益提供最好的手段，不如讲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增加人们的知识、想法及使用符号与代号的能力——更有效。那就意味着：人需要更多的技能，企业不得不更有创新精神，从而迎接全球经济越来越多的富有竞争性的挑战。”[15]在帮助促进这些发展的过程中，大学被看做关键性的力量。大学之所以能起作用，主要是通过它们对未来雇员的教育，通过所承担的研究更多地转变为实用的东西，服务于某些法人团体的创新与竞争。
面对转型期世界所遭遇的严峻挑战，在公共政策取向上出现了一种不断强化的趋势，即大学被视作能够产生高额具体利益的源头。这意味着大学尤其要能够或应该能够向其用户——学生、企业或国家提供可出售的商品。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部长似乎确信：公共资金也许可用于那些自由决定的或边缘的活动，但公共资金正在被投入研究工作，而这些研究或直接关注生产创新，或对大的全球性公司的创新领域作补充。其结果是，用于教学和“较软的”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研究的资金趋于减少。受好奇心驱使的研究或基础研究及较个性化的研究，受到特别的损害，因为现在要使大学研究服务于更广泛的国家目标，使大学研究成为更广泛的经济发展规划的一部分。[16]许多政府的政策普遍相信：应用研究比基础的、出于好奇的或基本的研究在经济上有更大的产出。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各种政治主张的不同政府高度重视商业和应用研究。这些领域中，创新或应用研究变得迅速或集中。研究基金，特别是用于“较大的科研项目”的基金不可避免地流向那些拥有很强的科研机构的传统大学，而不顾新大学“接近市场”的传统对日益增长的科研经费的要求。[17]政府正倾向于把高等学校中的教学作为实现国家目标的一种手段。然而，这越来越不是一个国家的精英文化的创造，而更多的是形成人力资本——提高劳动力技能的一种手段，以增强一个国家在全球知识经济中的竞争力。这样，教学政策似乎成了国家治理战略的一部分，这种战略旨在使全球化得到最好的经济效益。加强高等教育和企业创新之间的联系被看做增强国际竞争力的一种手段，这似乎越来越成为发展中的全球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它也在国家的高等教育政策中得到反映。
显而易见，在这些观点中，知识的普遍化不可避免地因为地点和国内管理的各种约束与要求而受到限制。在过去几十年中，由纽曼和洪堡所倡导的常规大学模式以及作为研究和自由教育传统牢固基础的大学面临着日益增强的挑战。全球化似乎正在使大学研究的关键部分从根本上变得“市场化”了，全球化正改变着大学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使得大学和外部世界的边界相互渗透。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就是“学术资本主义”现象的出现。学术资本主义的兴起可以通过他们描述的资源依赖理论更好地加以解释。这种理论认为：被剥夺了重要收入的组织，他们将寻求新的资源。研究就是区分大学不同地位的关键。大学教师把研究转向商业化的形式，和工商业界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为的是保持研究经费不减少，而且这样的举动日益受到公众和其他机构的鼓励和赞许。基础研究仍然被学术界看作科学的核心，但同时应用性的商业或企业的研究也逐渐被认为是具有普遍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18]大学这种越来越企业化运作的方法正在导致以下现象，即“采摘容易得到的果实，因为一些特定的学科（诸如商业和信息技术）和教学法倾向于把一些获利较少的以及更多社会交往的学科与方法排除在外。”[19]
政府的部长们、官员们、基金机构和研究协会在过去十年中基本上形成了如下共识：大学的作用是应提供利于产出社会经济繁荣的直接利益；通过科学技术创新推广到经济的媒介在大学应用研究与经济繁荣之间有直接的关系；繁荣、社会满意度和大学的科学技术研究之间有高度相关；大学有一项首要义务即是应致力于对社会有用的活动，以换取纳税人的支持，并且研究应该仅仅只依赖于是否符合即时的国家利益。“‘有用的知识’这个词组更倾向于其实用性。短视不可避免地成为今天的主流，从不思考明天。明天需要的思想、观念和技术，或者是塑造明天的思想、观念和技术躲开了我们，富有远见的实践已经成为一段可悲的历史记载。”[20]
毫无疑问，政策对大学功能的新诠释削弱了传统知识的权威性，同时强化了基于功利和应用之上的知识的有效性。好奇心所驱动的研究被认为在其作用方面太不确定，以至于不能容忍这种研究长期游离于国家战略政策的框架之外。随着20世纪80年代对大学经费的削减，政府要求大学拨款委员会在分配研究经费时更严格。正是在这个时候，对大学的教学和研究的拨款渠道分开了，研究经费变得依赖于常规的研究评估活动的成绩记录。
三、理想还是现实：英国大学的两难
“当资源越来越紧张时，对金钱说不是很困难的。新老大学都很难拒绝任何可能增加其收入的动议，而不管这种动议的目的是什么。各大学只有通过竞争才能申请到日常经费里划出并指定用于特殊用途的公共资金，且这种资金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多，这意味着大学为了维护自身的财政，今后需要争取这些资金，而不管这些资金今后所要完成的任务是什么。”[21]当下的英国大学为了生存，在政策的驱动下，过分追求效益和效率，变得极具“工具性”。大学从原初的纯粹学术及文化教育机构的一端，转向为公营服务机构的另一端。这种市场主体急功近利的行为是对大学组织使命和本义的过分“抛弃”，导致大学组织过于科层化与企业化，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冲击着大学组织的精神灵魂，大学内部矛盾重生，面临着诸多困惑和抉择。连接“理念”和“现实”的是政策，对此公共政策层面应及时给予调整和应答，否则将使英国的高等教育付出惨痛的代价。
第一，大学生产普遍性知识还是“有用”的知识。近年来随着大学生存环境的改变，政策取向将大学定位由传统的生产普遍性的知识到“有用”的知识。这引发了学界特别是大学校长和教授们的广泛争议。客观地说，大学办学的视野既有长期也有短期的理念。一方面，它们培训学生面向世界，掌握社会福祉需要的普遍和专业的必要技能；它们解决当前的问题，对产生的问题给予恰当的理解。另一方面，它们探索抽象领域及看似彼此没有即时相关性的各个领域，但却肯定具有产生巨大的未来利益的潜力。这两种层面的理念体现了教育的理想价值和现实价值。
何为“有用”的知识？客观地说，“有用”的知识的定义是相对的：它部分地具有实际用途；部分又服务于最宽泛的用途，即帮助改善人类状况和与我们紧密相连的这个世界；另一部分，它还为那些我们目前尚不知晓将会有用的知识在做着准备。[22]因此，无论给大学加诸什么样的以政策为导向的要求，又或者要求大学得出某种特定成果的愿望有多么迫切，在大学努力而为的空间里，新发现不是能够预先人为设定的，头脑与头脑之间、问题与证据之间、以及世代传续的不同思想之间的结合都是深刻而极其地不可预知，它们完全取决于创造力的状态。从有用知识的外延看，在人类的理解和经验的整个前景展望中，不仅包括自然科学和技术，还包括艺术和人文社会科学。成功的研究依赖于一种珍视好奇心、怀疑精神、发现才能、创造力的文化和个人态度。这是大学的教育活动能够得到最渊博的积累至关重要的价值观。只有在整个大学里弥漫着自由思考和研究的氛围，才能水到渠成地获得这些价值。具备了这些价值的毕业生们把它们转移到社会中去，是对创新性的文化和培育公民责任精神的根本贡献。
但政策层面对“有用”知识的界定往往太狭隘，认为“有用”的知识仅仅只是当下的知识，只有它们组成了被确信为对经济成功发挥至关重要作用的技术和技能的基础。实际上，有用的知识以及与之伴生的技能都是衍生的能力，政府对这种能力的产生不够重视，使本应最珍惜这种能力的学术本身常常放弃它，转而皈依一些更肤浅的想法。“在实践中，政府褒奖的大学其许多品质是大学深层次功能的某些副产品。如果这些功能被削弱了，其余的也将衰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未来所需的思想和能力是大学工作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23]我们主张，在研究、教学和学习中，与大学为当下的需要进行引导和培训同等重要的是，大学培养毕业生们的思想、精神和观念性方面的技能和习惯，使他们具备适应变化、甚至在环境许可的情况下驾驭变革的能力。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教育的原则，是通过现存世界的全部文化导向人的灵魂觉醒之本源和根基，而不是导向由原初派生出来的东西和平庸的知识。”[24]
第二，大学的组织特性与市场模式的合法性。“制定契约的”或“授权的”政府把市场看作提供更强的敏感性与创新性的来源。实际上，大学经营的市场模式并不是从大学问题中，而是从公共组织问题中派生出来的权宜之计。但大学不是普通的公共组织，考虑大学经营模式的特点不在于资金分配方式这个方面。大学本是拥有崇高教育理想与使命的社会建制，无论就其主要社会功能而言，还是就其社会活动而论，大学的存在主要都是为了传承人类社会的科学与文化，传承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经验，并在这些领域不断探索新知。这一切与社会生产的发展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但人们在大学中所从事的活动主要还是关于文化和科学知识的学习和探究，而不是直接的经济生产。大学不仅仅是要培养出社会经济所需要的具体的具有专门技能和知识的高级职业工作者，它还必须培养人类社会追求理想生活所需要的能够传承和发展人类文明，富有创新精神和责任感，能够体现人的本质要求的新生代。
作为大学，应该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寻找理解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逻辑的道路，以实现其引领价值。大学正是在学术这一本质特点上，确定自己存在的根据、自身与他物之间的关系以及自身的发展。[25]所以，学术是大学的边界和起点，大学的一切活动都需要从学术上加以说明。虽然大学的发展日益不能脱离社会的需要，但大学毕竟有属于不同于其他组织的性质和宗旨，这就决定了大学应当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观及相适应的运行模式。学术活动的基本特点与要求规定着大学的行为原则。学术作为一种活动其本身所具有的探究性、自由性和自主性，本质地规定着大学必须是一个充分自由与自主的机构。在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权力层面上，大学必须拥有契约规定的自主权力，使大学在处理与社会的关系上，能够维护组成大学的学者们的自由权力，以免受到各方面的干预。显而易见，大学组织运营的市场模式是基于大学组织属性和办学宗旨之外，是政府为了摆脱高等教育的财政危机和管理的合法性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实际上，无论怎么有必要关注机构的效率，大学都不是在标准化流程下、要求符合效益成本进行生产特定产品的企业。政府对市场原理的错误理解就在于，将一切都完全委托给市场，以致丧失了行为主体。但是从社会其他领域的观点来看，市场需要被管制。因为有着坚强的信念——学术自由必须保护，使市场朝着有利于社会和更好地为公众服务的方向发展。[26]
第三，评估性政府与大学公共性危机。政府资助的大学在全球化的制约下正发生根本性变化，英国政府对高等教育预算和问责制等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建立了一整套高等教育质量评估机构体系和较完善的评估制度。从中，政府牢牢掌握了评估的控制权，强化了行政系统的力量，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传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评估型政府中，大学的确可享有自由，但是政府却能利用手中强大工具塑造大学的行为。大学的确是在具体的运作中拥有更大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体现在大学实现政府所设立的质量目标的过程中，也就是说，大学拥有的自由是按照政府的希望去行动的自由。[27]通过评估与拨款相结合，英国政府在科研领域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成功地将各高校置于巨大的财政压力之下，这种结合一方面有助于提高科研的质量和经费使用的效率；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推动高校向外寻求更加多元的经费来源。
评估性政府使外部界定的价值标准进入高等教育领域，打破了大学传统的学术边界，使得院校必须迎合政府为经济发展而设定的科研目标，将大学的发展目标与国家的经济、社会竞争力挂钩，引入市场系统的质量保证，造成了专业学术系统的衰落。可以说，评估所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改变了学者的自我认同。[28]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活动，都不再遵循传统大学的学术逻辑，而是遵循一种由政府推动的“竞争性”逻辑。大学失去了自身的文化逻辑，成为公共行政的一个部门，引发了大学的公共性危机。因为大学公共性的实现，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大学自主性主体作用的发挥，得益于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的根本性制度保障，要尽量减少外部力量对大学的学术事务的干预。
第四，资金力与决策力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高等教育发生了根本性的命运改变：出现了大学的创业精神和多元化的经费来源。资金筹措的发展方向不仅仅是财政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大学的理念问题。“谁出资谁定音”的消费者主权经济学原理在高等教育领域得到普遍的适用。理念与资金的关系是支撑大学系统的根基，二者之间的关系中隐含着大学治理问题的特征。治理问题的核心在于对“大学为谁而存在”这一理念的发问。换言之，即“谁有大学的决策权”。这个“决定力”未必与“谁提供资金”的“资金力”相一致，大学治理的特征在于提供资金的多少并不决定决定权的强弱，这种不一致的关系就是大学的理念和治理的特征，“并不决定”这一性质中隐含着大学理念与资金的关系模式。[29]政府虽是资金提供者，但决策权却在大学。而近年来资金筹措类型的变化确实成为大学治权变化的动力，但对于大学而言，理念和资金的关系却不如此简单。
虽说近代大学的理念应该与时俱进，但大学毕竟不是企业，也不是一般的行政服务机构。作为学术组织的大学在其发展中应有自己的信念模式、权力模式和工作模式，它不是装备在政治和经济战车上的武器，而是具有独特社会作用的专业化机构。“企图仅仅凭依经济学理论来分析教育现象，解决教育问题，是对教育学的僭越”。[30]大学的决策原理与经济的决策原理完全不同，不仅如此，二者之间还是相反的关系。把这种相反关系认为是合理的价值判断是“近代大学的理念”。作为“学术的中心”，大学提倡研究与教育相统一，而并不仅仅是为了学生个人私利而进行教育。正因为如此，大学与学生受到政府的保护，教授治校的自律性得到保证，大学被认为是具有这样特点的独特机构。在知识生产方式产生变化的时代，应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描绘出未来大学应遵循的理念和资金的关系，[31]重新设计大学理念与资金之间的关系。
回溯历史，英国大学充满着理想主义的色彩和高贵的精神贵族气息，富有哲思的传统。而“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越大。”[32]政策制定者只有在尊重大学的历史和传统，深谙现实的基础上，才能确保政策在“理念”与“现实”之间的合法性、有效性，促进大学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大学的进化像有机体的进化，是通过持续不断的小改革来完成的。大规模的突变往往会导致毁灭。大学的变革必须以固有的传统为基础。”[33]
【作者简介：许杰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国际教研部副教授，教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