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人民政协报  2010-02-11

温总理在为大学“把脉”没几天，媒体上热议大学“独立精神”的话题已如春潮涌动。

记者就此话题连线全国政协委员中各大高校校长，然而应者寥寥，多数校长借口公务繁忙，避之不谈。“大学行政化的问题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以前不敢说或者觉得说了没用，就像朱清时委员以前讲到的一句话‘校长就像坐在一列火车上，走着走着突然发现方向错了，但没有人敢跳下来’。”接通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大学副校长黄维义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她爽朗的笑声，有些无奈，有些自嘲。

博士当“官”为哪般

“很多年轻博士居然愿意当行政官员，我们想不通，辛辛苦苦这么多年，就想着当‘官’，却把学术荒废了，当他发现不适合当‘官’的时候，再来搞学术，这时候就没有他的位置了，因为学术是有连贯性的。”

黄维义告诉记者，她有好几个在学术方面非常优秀的学生问她:老师，我是不是应该像你一样安于清贫做研究。“我现在不敢劝他，因为现在这样的环境，做学术就意味着低收入，现在已经不是学术自由了。”

记者在《南方周末》读到一位大学讲师题为“年终奖，我不满”的来信，来信说，云南某农业大学计发2009年度年终奖:助教800-1200元，讲师1500-1800元，正副教授2000-3000元；一般科员5000-6000元，副科至正科级7000-9000元，副处至正处级(含学院正副书记)18000-21000元，副校至正校级(副厅至正厅级，含正副书记)金额保密。

笔者最后写道:“我是个资浅讲师，奖金低点无所谓；但想到我熟悉、敬仰的一位资深教授(全校共3-4位)，年终奖也不过5500，就一般科员的水平，忍不住要替他抱不平。”

据了解，高校泛行政化现象日益蔓延，人们更多关心的，不再是学术水平，而是行政职务和级别:有了官位就有权力，有了权力，再获取职称、课题等就不是什么难事；当然此时学术独立一词也被涂上了别样的色彩。

高校独立何其难？

然而比高校内围行政化更严重的还是外围行政化。

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左东岭认为:“许多高校没有长期的学科发展与办学规划，尤其是没有自己的特色和鲜明的定位，一切都靠政府和市场需求制定规划，高校基本是按照教育部与各省市的政府部门的要求进行办学；大学校长的产生方式由政府任命，在任期内，当然要围绕政府政策开展高校建设，才能做出政绩。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却出现了高校办学千篇一律的趋同化现象。”

左东岭指出:“反映最激烈的就是高校教学评估制度，全国所有本科院校都按照同一个指标体系评估，然而不同层次的高校在办学能力、办学资源和师资队伍建设方面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些办学条件好的学校很轻松就能达标，但是那些层次比较低的呢？”

据悉高校专项经费的划拨申请、职称比例、奖项评比等都由行政主导。

按照统一指标来考核和分配有限的政府资源，势必带来弄虚作假、“面子工程”，“这仅仅是一个表层的问题；更严重的是滋生学术腐败，因为学术考核不是按照学术的真实贡献力来考核，而是按照量化的标准来考核。”

左东岭认为:“目前正规的高校都是由政府投入，干部的任命与考核都是通过上级组织部门，所以存在深层次的体制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高校独立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在这样一种体制和环境下，高校想独立谈何容易？

大学要有自己的独特的“灵魂”

“不是所有的大学都要成为清华，都要成为北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石油大学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学院院长陈勉非常认同温总理在讲话中提到的“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句话。

左东岭认为:“大学独立，首先要确定大学主体应该是教授，但是因为工资待遇、行政权力等因素，教授没有自尊或者不受尊重，不可能有独立办学的能力；其次要解决校长的任命和管理层如何组建的问题；第三要处理好教师和管理机构的关系。”

黄维义认为，高校日趋行政化的过程中，管理活动既成为手段，也成为目的，并取代学术活动成为大学的核心。“行政管理要制度化，而不是要这么多的人来管，因此要缩小行政力量，扩大一线教师力量。”

对此，她提出一方面提高教学和科研教师待遇，让教师有一个良好的物质生存环境，充分发挥学术治校；另一方面她认为，不同层次、不同发展方向的教师的评价标准也不能“一刀切”，“高水平的学校比如‘985’、‘211’学校教师科研能力比较强，同时有些教师的科研能力较强，而另外一些教师授课水平较高，对于这些都要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同时，她提出，行政的职责更多侧重于服务，真正实现“教授治校”。

陈勉说，对于外围来说，大学独立关键是拥有办学自主权，重要的是打破以往靠“令”的行政体制，“比如北大‘实名制’自主招生，虽然现在也遭受了很多质疑，距理想化的状态还有很大距离，但是毕竟迈出了试探性的一步。”

“我们可以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开出一个小的特区，小的试点，要想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就要有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这方面是可以进行尝试的。”

陈勉说:“教育过去走过一些弯路，往往是一声令下，很多问题到10年以后才凸显出来。”对此左东岭表示非常认同:“大家先研究问题，再做试点，不要全面推开，否则‘去行政化’之后会让高校陷入无序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