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教育报  2012-05-14

“开始的开始是我们唱歌，最后的最后是我们在走……是谁的声音唱我们的歌，是谁的琴弦撩我的心弦，你走后依旧的街总有青春依旧的歌……”

日前的北京，一场“此间少年”的演唱会撩拨了无数正年轻或曾年轻过的心。被称为“校园民谣”之旗手的高晓松与诸多著名音乐人一起弹唱着“青春与成长”。

于是，伴着五月的鲜花，青春的情结发酵得一发而不可收。

那些曾经的校园歌曲也再次翩然而至……

从《送别》、《长城谣》到《松花江上》，从《让我们荡起双桨》、《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到《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学习雷锋好榜样》，从《外婆的澎湖湾》到《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每一代人，都有属于他们的校园歌曲记忆。在那些歌声里，有他们青春的梦想，温暖的情怀，成长的故事。

不同时代的青年，广为传唱的歌曲，构成了校园歌曲前世今生的脉络。可以说，校园歌曲是时代变迁的写照，具有强烈的时代背景和人文精神，这些歌曲的背后，是一代代年轻人的成长足迹。

学堂乐歌 最初的校园歌曲

所谓“学堂乐歌”，指20世纪初期，中国各地新式学校大量传唱的原创歌曲。当时，一批有抱负的知识分子，意识到音乐对思想启蒙的重大作用，积极提倡在学校开设音乐课。他们借当时流行于日本和欧美的曲调，填上新词，编成新的歌曲。

“男儿第一志气高，年纪不妨小。哥哥弟弟手相招，来做兵队操。”在当时的新式学堂里，已经开始接触现代文明，新式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健康的身体、健全的头脑。1904年，中国第一首学堂乐歌《男儿第一志气高》，一经出版便家喻户晓。李叔同如是描述它的流行盛况：“学唱歌者音阶半通，即高唱《男儿第一志气高》之歌；学风琴者手法未谙，即手挥‘5566553’之曲。”

“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1992年，这首学堂乐歌《黄河》被评选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的第一首歌。茅盾在《我的学生时代》一文中曾说：“少年时，对于音乐，我是喜欢的。《黄河》曲调悲壮，我很喜欢。”直到晚年，茅盾还能歌唱此歌。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比《黄河》更脍炙人口的当属李叔同填词的《送别》，它不涉教化，意蕴悠长，音乐与文学的结合堪称完美，多数中国人都会唱这首歌。

“我算是健忘的人，但儿时所唱的歌一曲也没有忘记。”学堂乐歌在青少年思想启蒙方面影响深远，丰子恺曾撰文写道，“所以我现在每逢唱到《勉学歌》，无论在何等逸乐，何等放荡，何等昏迷，何等冥顽的时候，也会警惕起来，振作起来，体验到儿时的纯正、热烈的爱国的心情。”

学堂乐歌开了中国“新音乐”创作之先河，在启迪青少年心智方面意义深远，培养了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最早的一批传播、创建和发展学校音乐教育的人才。

万里长城万里长 抗战时期热血之歌

诗言志，歌咏言。抗战时期，承受着深重苦难的中华民族发出了抗争的怒吼，一首首不朽的歌曲在战火中诞生，激励着中华儿女同仇敌忾，为保家卫国血战到底。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灾殃。”1937年，20岁的周小燕首唱《长城谣》。那时，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中华民族处于危难关头，一曲朗朗上口的《长城谣》，鼓舞民众奋起抗争。2005年6月18日，88岁的周小燕登上上海大剧院的舞台，引吭高歌《长城谣》。面对全场雷动的掌声，周小燕哽咽了：“抗战胜利60年了，应该再唱一唱‘万里长城万里长’，这回唱的不是声音，而是精神。”

“上课就要让学生沉浸在优秀、高雅的民族文化中，要让学生看到我们的民族是有生命、有灵魂、有希望的。”语文特级教师于漪则认为，将《长城谣》列入学生音乐课“必修内容”十分必要。

《松花江上》、《毕业歌》、《卖报歌》、《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抗战时期，诞生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抗日救亡歌曲，音乐人张寒晖、田汉、聂耳、黄自、冼星海等，深入民众生活，反映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歌词描写中既有有钱人的灯红酒绿，也有贫苦人的痛苦挣扎，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论及抗战时期救亡歌曲中的经典之作，不可不提《松花江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那如诉如泣、壮怀激烈的情韵和时而低回、时而昂扬的旋律，激励着人们同仇敌忾，共拯危亡。

“《松花江上》是陕西师大附中每年大合唱比赛的必唱曲目，所有毕业生都会唱。”《松花江上》由张寒晖先生所作，该校教师引以为豪的是，2002年，在纪念张寒晖先生诞辰百年之际,“全校三千余名师生合唱《松花江上》，悠扬悲壮的爱国歌声响彻校园，成为附中人心中永恒的记忆。”

“《歌唱二小放牛郎》是老师教唱的第一首歌，它的意义跟《地道战》、《铁道游击队》一样，让我们曾扬起无数次爱国热情。”对“80后”白领朱睿来说，这些被贴上“革命歌曲”标签的歌，意义远不止于它本身，“读小学时，这些歌非常流行，不仅老师爱教、学生爱唱，爸妈也喜欢哼唱，连爷爷奶奶都清晰记得每句歌词，常唱着唱着就变成了家庭大合唱。”

“1949年，上海解放的第一天，我们的老师登上学校楼顶，引吭高歌《太阳一出满天红》，带领我们走上街头，扭秧歌、打腰鼓、尽情欢唱，庆祝翻身日子的到来。”朱睿的爷爷经常跟孙辈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奶奶则在一边补充，“我秧歌扭得好，是领队；你爷爷个子高，在腰鼓队的第一个。”原来，在那些脍炙人口的歌声里，还浸润着对新生活的向往以及对爱情的甜蜜记忆。

当和平的阳光照耀我们历经沧桑的家园，这样的歌声终于变得清晰而嘹亮起来，因为高唱它们的，正是无数像朱睿的爷爷奶奶一样，翘首以待走进新中国的儿童及青年。    

绿树红墙 新生活多么幸福

“小时候住在大学里，那时的校园，除了鲜花还有歌声。”《大学生音乐修养》公选课老师李新立随口说出的这句话，令学生们羡慕不已。

“在大学里住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看的电影真多。电影里配什么歌曲，立马就会流行起来，邻居们全会唱。”李新立常给学生们讲自己过去的事，“记得那时看得最多的是苏联电影，像《列宁在一九一八》、《静静的顿河》等。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等，更是节日联欢会的热门曲目。”因为这些“番外”篇章，李新立的课一座难求，学生们在人人网上评价，“一边听故事一边学唱歌，李老师的课可真有营养。”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歌曲，过去我们的祖辈唱过，今天，我们的父辈和儿女们仍然在唱着，学生们也应该会唱。”李新立说。

“我和我妈在唱歌方面没代沟。她读小学时，六一儿童节合唱的歌是《让我们荡起双桨》，我上小学也唱过这首歌。”大三女生夏晓荷如是开玩笑。夏晓荷的妈妈是典型的知识青年，在她心目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校园歌曲的鼎盛时期，“好歌一首接一首，唱都唱不完，那些健康向上、悦耳动听的校园歌曲，像泉水一般滋润着淳朴的人心。”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红领巾之歌》、《我们的生活多么幸福》、《快乐的节日》、《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校园人爱唱的歌，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同时，《社员都是向阳花》、《歌唱祖国》、《社会主义好》、《学习雷锋好榜样》等引人向上、明朗高亢的歌曲成为主流，歌唱新中国，歌颂新生活。

“那时候，人们的表情像黑白电影里那样，干净、简单，脸上挂着幸福的微笑。”夏晓荷的妈妈回忆道。

作曲家李群曾说：“我和词作者管桦都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人，看到建国以后，孩子们这么幸福地生活在和平的环境当中，我们很高兴，而且有很多感受。我们就写了一首《快乐的节日》。”

“每当那些歌声响起，我心头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激动。”中央戏剧学院教师张筠英说，“这些歌写出了人们心底的愿望，希望生活美好、祥和。”

“那个年代我们唱的那些歌，非常清新向上，是当时生活的写照。”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赵维勤回忆起小时候的情景，总有股幸福感涌上心头：绿树红墙、我们互相帮助、要记住红领巾、学习雷锋好榜样等，都是真实的生活。

同桌的你 白衣飘飘的年代

随着“60后”、“70后”相继步入高中、大学，台湾的校园歌曲也正向大陆蔓延。在没有网络、MP3，少见电视的年代里，收音机成为获取消息的“利器”，王洁实、罗大佑、叶佳修……这些名字随着电波进入一代青年的生活中。

“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罗大佑的《童年》，有着典型的校园特色，浓郁的校园民谣风被展现得淋漓尽致。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这首歌传入大陆，经过歌手成方圆怀抱木吉他，辅以悠扬的口哨演绎，对大陆一代校园青年乃至一代人的影响也开始了！

“70后”张宇人生的第一盒磁带就是罗大佑，这盒磁带背后还有个小故事：当时张宇读六年级，被选入学生代表队，参加迎接亚运会火炬花环操表演，连续数日在烈日下排练，嘴唇因缺水起了大泡。此举打动了张父，于是将张宇哀求已久的磁带买给了他，并严肃地叮嘱道：“今后可不能再买磁带了，这一盘就要7元9角钱，实在太贵了，学生还是要以学习为重！”从此，张宇在罗大佑的歌声中非常诗意地度过了青春时期。

“港台校园歌曲的传入，印证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文明并蓄，以及国力强大后的文化认同。”作为校园音乐的忠实拥趸，张宇有独到的见解，“从《光阴的故事》到《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些歌曲让当时的年轻人在改革初期不同文明的冲撞中学会反思和期盼。”

1994年4月，一盒叫做《校园民谣Ⅰ》的盒带发行近60万张。这盒磁带的音乐，全部由北京各高校的在校大学生原创。正是从这盒磁带上，人们记住了高晓松、老狼、沈庆、郁冬等开创大陆校园民谣新高潮的名字，《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流浪歌手的情人》等不仅风靡校园，更成为街头巷尾的流行歌曲。

“《校园民谣Ⅰ》是经典。说它经典，不是因为它在音乐上达到了什么高度，而是它真实反映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大学生的生活。”“70后”青年教师肖永军说：“我的车里经常放这些歌，听着听着，感觉看到了一张久违而亲切的课桌，自己曾在上面歪歪扭扭写：唱一首歌爱一个人过一生。”

可以说，上世纪90年代是大陆校园民谣的黄金时代，那些歌曲旋律优美、歌词清新隽永，贴近大学校园生活，被大学生们奉为精神生活的一部分。高晓松曾介绍，有一次开演唱会，停电了，老狼打亮一个打火机，开始唱《同桌的你》。第一排的人听得见，后面听不见的就开始跟着唱，一排一排，全场都把打火机打起来，没电的体育馆里满天星光，全体合唱。

“我喜爱校园民谣，是因为很容易产生共鸣，能在那样的歌声里重温美好的青春岁月。”刚过而立之年的职场人士吴阳说，他记得高中时代，整整三年的起床音乐都是《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当年是恨得牙痒痒，现在一听就直乐。”

那些花儿 昙花一现的惊艳

校园歌曲，它记录了一个时代里学校的文化氛围，一代莘莘学子的梦想与追求，以及对易逝的青春岁月的怀念。随着商业元素浸入大学校园，校园歌曲也不可避免地被市场化。而市场化后的校园歌曲，呈现出昙花一现后的衰落。

校园民谣的代表人物高晓松27岁时，留下《高晓松作品集——青春无悔》，“收敛起无形浪子的青春岁月，和日子一起躲进平静的港湾”这张专辑是他“为自己做一个干脆的了断”、向青春告别的纪念，因为当时的校园音乐，已经完全变味了。

“制作人心态浮躁，歌还没就绪就策划如何进娱乐圈，成天期待着成果被唱片商相中。”某高校原创音乐协会原会长忧虑地说，“许多人玩校园音乐时持有的心态，跟参加超级女声本质上是一回事：以草根方式走上星光大道。”

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风靡一时的校园歌曲是一种文化潮流，那么，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表现大学生纯真生活的那股校园音乐潮流渐渐消失，如今校园音乐的主流似乎被港台偶像歌手和泛滥的选秀热潮所代替，真正属于学生自己的校园歌曲却成为不被关注的角落。

曾经是校园歌曲的参与者、现在是唱片行业颇有成就的老总许晓峰认为：“失落了什么？我的理解有两个，一个是大学生来自内心的旋律失落了，一个是能够引起大学生内心共鸣的那些旋律好像失落了。”

而造成这些“失落”的原因，难以一言以蔽之。一位伤感的乐评人叹息：随着高晓松们青春逝去的，是上世纪80年代中到90年代初的那个社会环境和具有浓郁文化气息的校园环境，那个时代过去了。

如何找回校园民谣失落的音符？乐评人王晓峰认为：“每个时期的人们对生活的感受不一样，所以写出来的东西也不一样。不管以什么方式，反映生活的作品才会打动人。”他认为，当下的大学生，缺乏沉下心去感受校园生活的“劲儿”。

李宗盛曾说：“动听的歌好写，因为有方法、技术、技巧可以获得，而诚恳的歌难得。”上世纪90年代的校园民谣能赢得人们的注视和喜爱，就因为它引起了人们真诚、纯洁与温情的共鸣。而当下的校园歌曲，高晓松直言：“质量明显下滑，歌词都变成了最市井的中文，跟初中生的水平没什么区别，没韵律、没情感。”

“学业、考研、出国、就业，光应付这些就够呛。更甭提闭关做音乐，那是不可复制的奢侈生活。”曾经小有名气的校园歌手段飞逸坦言。无独有偶，《樱花树下我的家》在武汉大学一代代传唱时，它的创作者彭挺，在毕业时选择了去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任教，过上了“靠谱”的生活，只是偶尔回到母校的樱花树下独自拨弄吉他。

《玻璃杯》、《丁香姑娘》、《樱园梦》……这些或曾红极一时，或曾在小范围内惊艳的校园歌曲，都未能像大众所寄望的那般，续写高晓松们的校园民谣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