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
来源：法大新闻网 2011-09-01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高等教育要优化结构，办出特色，包括“优化学科专业、类型、层次结构，促进多学科交叉和融合”。目的在于要克服高等学校的同质化倾向，促使高校找准自身合理定位，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并在办出特色的过程中提高质量，争创一流。对此，行业性大学如何在全国高校中、本行业高校中突显自己的特色？它如何面对综合性大学学科扩张发展的竞争？又如何与同类大学在人才培养方向、方式上相区别？本期围绕这些问题对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进行了专访。
《大学》：黄校长，您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优化结构，办出特色，您觉得应该怎么理解“特色”呢？
黄进校长（以下简称黄校长）：有句话叫“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说的就是这个“特”。对于大学而言，我认为特色主要还是应该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包括校园文化以及对社会思想的影响等方面来展示。比如说，如果学校的某一个学科或是某几个学科非常强，培养出了杰出的人才，在国内外有很强的影响力，那么就可以说这个学校办出了特色。
《大学》：不同类的大学似乎还比较好以学科及相应的学科人才培养显出特色，但在同类别、同层次的高校中，如何能够做到“人优我特”呢？
黄校长：首先，我认为我们应该有这样一种认识，高校的“强”或“特”都是一个相对概念，并不是指一旦说你强，就什么都比别人强。身处这么一个多元、开放的社会，一个高校很难做到样样都比别人强。高校之间的发展更应该是百花齐放的，让大家在各自的“强项”领域都有发展空间，这就是特色了。
如果很多大学都有某一个学科，但是某一高校在这个学科的某一个方面做得最好，做得很突出，有自己鲜明的特点，那就是突显了特色。比如，在法学教育方面，有的大学的民法学科很强，它可能会在民法方面突出特色，而我们中国政法大学（以下简称法大）可能行政法更好，那就在行政法方面做出特色来。再比如，我们法大的证据法也很强，建立了证据科学研究院，成为文理交叉融合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这就是我校的特色，这是一般文科院校肯定没有的。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人优”的大学更需要在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充分体现出“我特”来。
政法类大学的法科都是比较强的，但我们法大会在人才培养目标和人才培养模式上与西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等同类大学有所区别。例如，法大采取了“四跨”的人才培养模式，即“跨学科专业、跨院系、跨学校、跨国界”模式，注重把学生培养成为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国际型的“四型”人才；同时，我们在办学中特别强调“国际化”，“国际化”是我们的发展战略。另外，我们学校的法科在科学研究方面还强调跨学科，强调学科交叉，我们拥有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证据科学研究院”就是一个文理交叉的研究机构。
《大学》：那法大为什么还要致力于成为多科性大学，而不是专攻自己的特色学科？
黄校长：我们已经把法学学科办得很强，但一个学科毕竟太单一了，高校也要全面发展。所以，我们的办学目标是“开放式、国际化、多科性、创新型的世界知名法科强校”，我们的落脚点还是“世界知名法科强校”，所以从整个大学来说，我们把特色放在法律人才培养和法科上，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法科人才不能仅仅是只懂法律规则的应用，还必须有很深厚的人文精神和很深厚的科学精神，因为法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法律，说简单点就是社会规则，是以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它执行的规则，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有规则，所以仅仅懂法律，就法论法是不够的，必须要有其他广博的知识。因此，学校仅仅有法科也是不够的，所以我们现在也发展了其他的学科，包括文、史、哲，包括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心理学、外国语言文学等，实际上我们现在已是一个多科性大学，或者说是一个文科综合性大学。我认为，发展法学之外的其他学科对法大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这不仅关系到学科的合理布局和学校的综合实力，更关系到法大所培养的学生能否兼具广博的知识基础、坚定的公共责任感和深厚的人文情怀。所以，我校必须巩固、充实和提高已建的学科专业，让这些学科专业走内涵式的发展之路，走特色化的发展之路。非法学学科一定要办出自己的特色，形成自己的优势。在这些学科建设的初期，一方面，它们可以借助法科的优势和实力来发展自己，同法学学科深度交叉融合，办出与法科相联系的特色，比如办法商结合的MBA，这可以说是“借船出海”；另一方面，这些学科也应该发挥支撑学科的作用，特别是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不仅要加强自身的学科建设，还要对整个法大的通识教育、整个法大的人文校园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这可以说是“绿叶护花”。最终，我们希望看到，这些学科可以通过同法科的结合办出特色，也可以通过自身异军突起式的发展来办出特色。学校也要加大对法学之外的其他学科在学科平台、经费等方面的扶持、支持力度。
《大学》：发展其他学科是否会淡化特色学科？
黄校长：我们讲，要“点面结合”，“点”就是要突出重点，但是也要考虑“面”。现在，法大开设的其他学科也发展得很好，政治学排在全国前10名左右，社会学、新闻传播也在20名左右，心理学在全国排名也很靠前。这已经比其他许多大学好很多了，因为中国有2000多所高校。但要指出的是，我们开设的其他学科也都是跟法学学科关系密切的，因为这样也容易出特色。比如学语言的，我们也提倡学法律语言，因为它一方面支撑了法学，同时自己也做出特色来了。学校建立了“双专业、双学位制”和“主辅修制”，让所有的其他专业的本科生都可以选修或辅修法律，而法学专业的本科生也可以去修读非法学课程。这样一来，学生既学了管理学又读了法学，学了经济学又读了法律，学了英语或德语又读了法律。这样的人才就是复合型的，出了学校竞争力也很强。
当然，法大最有特色的还是法学，在其周围培养出了一群跟它相联系的许多学科，我们建立的其他学科其实还是跟法学紧密相结合的。它们跟法学结合以后，就能够在它那个行当里面突显自己的特色。比如工商管理有MBA，我们提出建法商管理的L-MBA，这样一来就很新颖。搞工商管理不懂法律是不行的，而法商管理把法和管理结合起来，那就很好，有特色，招生也好招，也就形成自己的特色了。我们提出法商管理MBA这个概念在社会上就很有影响，我们就是以特色来支撑它的。再比如，我们的体育教学部也可以和法学结合起来，体育老师在法大呆了几年，耳濡目染，慢慢也学点法，他们结合自己的专业研究体育法。但是他们自己那个专业还是不能丢，原来是什么专业就是什么专业。发展其他学科表面上看好像是分了法学学科的资源，但实际上我觉得这对法学学科起了一个很大的周边烘托和支撑作用，这是一般综合性大学的法学院没有的优势，所以如果好好做的话，我们的法学学科一定会越来越强，不仅法学主体学科强，法学延伸学科、交叉学科也很强。
《大学》：但是，那么多综合性大学或理工科大学都在办法学院或法学专业，而且据统计，法学排名前10的高校中，只有3所是政法类大学，其他7所都是综合性大学，还有1所是上海交通大学，还是以理工科为特色的，您不觉得有压力吗？
黄校长：有压力就有动力。我们不害怕竞争，但我们主张良性竞争，主要是通过提升自己的实力来竞争，而不是通过打压别人来竞争。我觉得法大现在主要还是跟最好的大学在竞争，如北大、清华、人大、武大、吉大几个学校，新办的法学院系目前还没办法跟我们法大竞争。法大还要积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走向世界，为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做贡献。但地方高校也可以办出特色，比如有的可以面向中西部地区培养人才，或者为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有的可以面向本地区培养人才。
法大过去长期不是教育部的直属高校，因此有些教育资源相对少一点，但现在归教育部直属就好多了。目前，法大在法学领域的综合实力还是很强的。像我们的法学学科现在有一支400多人的人才队伍，一些资深的老专家，如江平、陈光中、张晋藩、应松年等国内最顶尖的学者都在我们这里，还有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法学学者。现在我们培养的人才也很多，遍布全国。例如，在西藏和新疆政法界都有许多我们的毕业生。在北京的法院系统，不少法院1/3以上的法官是法大的校友；北京的律师大约有1/4、四五千名是我们法大的毕业生。我们培养了这么多人才，今后出对国家和社会有杰出贡献的人才的机会肯定也会多一些。
在科学研究方面，我们现在不仅法学科研成果总量名列第一，而且也出产了一批标志性的成果。在科研成果总量上，刚开始人大、武大都比我们法大多，但这几年我们比较注意抓科研，引导老师们不仅要搞好教学，也要搞好科学研究，效果就出来了。我们建议教师可以在外面适当地参与一些实务活动，但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校。
我们现在也非常注意培养年轻的专家学者，学校在进人标准上也非常严格，要求德才兼备、热爱教育、关爱学生、崇尚学术，可以说是精挑细选，不是随随便便能进入法大的，即便是名牌大学的博士毕业生，如果达不到我们的要求，也很难进来。
《大学》：是否可以避开与其他高校比拼学科的多少，而通过开辟人才培养新途径等来体现优势呢？
黄校长：加强学科建设，并不是要与其他高校比拼学科的多少，而是要通过学科建设来构建自己的学科格局，强化自己的教师队伍，以便更好地培养优质人才，传承和发展学术，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因为优质人才的培养需要很丰富的课程设置，仅靠外聘教师来开设课程是很有局限的。如果没有这些学科，就没有自己的师资队伍，有些课程也开不出来。我们现在有文、史、哲的老师，他们除了把自己本专业教好以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给全校学生上一些通识课，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另外，他们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师资队伍，不同学科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在一起会使这个校园的文化更加多元一些，而不是局限于单一的法学领域，这对学生的成长肯定会很好。
我们现在本科生招生人数是2000人左右，其中一半以上是法律，少半是其他专业，目的是既要保持法科的优势，同时也要把其他学科做起来。其他的学科可以同法学学科结合、交叉，办出特色，也进一步支撑法学学科，比如说搞哲学的，可以研究法哲学；搞社会学的，可以攻法社会学；搞心理学的，可以研究犯罪心理学；搞新闻的，可以做法治新闻；搞工商管理的，可以探索法商管理，实际上其他学科对我们的法科发挥了很好的支撑作用，这不仅使这些学科自身快速形成特色，而且使法科更强，特色更鲜明。这可能是综合性大学法学院没有的优势。
《大学》：从人才培养这个角度而言，您认为，高校合并对行业性大学的特色发展有怎样的影响？省部共建是不是更有助于高校形成自己的特色？
黄校长：应该这样理解，法大划归教育部直属，首先是意味着我们更加融入到中国高等教育的主流；其次是意味着我们争取更多资源的机会多了，因为过去在行业里面，资源还是比较有限的，划归教育部直属以后，我们感到资源明显比过去更多，机会也更多，当然这也是因为国家这几年发展更快了，所以学校发展就更快了，无论是在学科建设、队伍建设，还是在人才培养和学术发展方面，我觉得发展都很快。今年，我们学校进入了“国家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的行列，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法学学科强，这是法大跨越式发展的重大突破。进入这个平台，对学校来说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挑战，就是说，我们的法学学科不仅要成为国内一流，还要瞄准世界一流冲进。这将更加有助于强化我们学校的特色。
省部共建很好，我觉得法大也应该在这些方面有所发展。政法口的部门比较多，如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公安部、中央政法委等，我们也很想在它们的支持、关心下发展。部部共建、部院共建、部委共建对我们行业特色鲜明的高校肯定是好的，因为我们学校是受益者。当然，从长远讲，是国家和社会受益，因为这些高校在“共建”中得到更大的发展，会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更优秀的人才。
《大学》：行业部门在行业性大学的特色发展中还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黄校长：最大的作用是可以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上与高校互动，增强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针对性、实用性。例如，对于研究生的培养，我们实行“双导师制”，一个导师是校内的，另一个是实务部门的专家。在硕士生和博士生层面，我们都在大力推进“双导师制”，让实务部门有经验、有水平的专家真正参与到我们的人才培养上面来。对于本科生，我们也请校外实务部门的专家来给他们上一些课，请他们做学生实习实践的导师。
这次讨论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时，我们就在探讨，就培养卓越法律人才而言，法律实务部门的专家，如法官、检察官、律师，可以到法学院系兼上一门课，指导研究生，甚至到大学挂职一到两年，做一到两年教授再回去，而学校老师也不能一点实务经验都没有，也可以去法院、检察院等实务部门挂职一到两年，然后再回到学校，这样互相挂职，从师资上互相支持。同时，国家可以拿出经费在全国司法机关挂牌建立法学生实习实践工作站，赋予其指导法学生实习实践的职责。因为法学是一个应用性很强的专业，老师完全不懂实务是不行的，要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着重培养学生的能力。这样的人才培养计划有助于我们培养“应用型”人才。
《大学》：我们可以说，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就是为了实现明确的人才培养目标，但可不可以说，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就是为了要突显办学特色呢？您认为，如何才能做到合理的、有特色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呢？
黄校长：我认为，不能为了特色而特色。办学特色是一所大学的办学性质、办学目标、办学任务、办学模式、办学成果等多种办学要素长期积累所呈现的一种外观特征。突出办学特色的目的是要突显大学的办学质量和办学优势，让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发展路径。所以，办学目标的定位不是“依据”特色而来，而是“为着”特色而去。
比如，法大依据学校的属性及人才培养任务，将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于要着力培养“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国际型”的人才。北大、清华可能也提培养“国际型”人才，但他们可能不会提“应用型”。我们也没有提“研究型”而是提“创新型”，因为我感觉“创新型”的意义更广，“研究型”人才更偏重做研究、搞学术，而“创新型”人才既可以做研究，也可以做实务，做研究当然需要创新，而做具体实务工作也应该有创新的精神和能力。法大的本科生和硕士生的绝大多数以及博士生的70%左右毕业后都去了实务部门。博士毕业生本来应该做学术，但是我们的博士生有70%左右去了实务部门，这是一个特例。既然我们培养的学生绝大多数要去做实务，那么，他们的实践能力应该很强，动手能力应该很强，适应能力也应该很强，这样，我们就在学生的能力培养上下更大的功夫。所以，我们的学生可能在实务和务实上面比其他学校的学生更受欢迎，这就是区别，也是学校的特色。
《大学》：您为什么特别强调“国际化”？这对于形成学校的特色有什么作用？
黄校长：必须特别注意的是，高等教育国际化本身并不是全盘西化，也不能简单地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就是全盘西化。同时，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也不是简单地要完全“与国际接轨”。各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制度并不一样，差别很大，甚至一国内各省的高等教育制度也有所不同。你去同谁接轨呢？我们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从本质上讲，是要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培养教师和学生的国际意识、国际视野、国际交往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从而提升大学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我觉得“国际化”还是要从人说起。第一，从教师队伍建设的角度来讲，我们有一部分老师还没有国际化的视野，没有国际交往的能力。对于一些年纪稍大的教师，我们不一定要求他们有很强的国际交流能力，但是我们希望他们至少看问题时要有世界眼光，有国际视野。对于更多的中青年老师，我们希望他们不仅要有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还要有国际交往的能力，甚至还要有国际竞争能力。因此，我们派教师出去学习，引进“海归”，聘请国外的专家到我们学校当老师。
第二，从人才培养目标上说，就是让我们的学生具有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我们办学的整体培养目标是培养“复合型、应用型、创新性、国际型人才”。当然，要真正让每个人都很厉害，成为“四型”人才，目前也不太现实，所以有时候我们提“三型”，有时候提“四型”，但是至少要让我们的学生有国际意识和世界眼光。对于学生，我们也要创造条件，让他们具有国际交流能力，也就是必须掌握一门外语，可以进行国际交流。另外，就是希望他们今后有一部分人能够到世界舞台上去找工作，有国际就业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
第三，从培养方法上来讲，我们要拓展学生交换项目，跟外国的一流大学进行学生交换。比如，为推动我国高水平大学建设，送学生出国攻读博士学位或联合培养。我学今年第一批入选了58位学生，加上后续还要派一些，估计将有70余名学生到国外读博士或进行联合培养。再就是我们积极开展双语教学，特别是鼓励我们的学生使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教材。另外就是面向外国学生举办以英语为授课语言的暑期班，把国外的学生引到我们这儿来学习。我们还通过招收外国留学生，使校园的国际文化氛围更加浓厚。学校现在有300多位外国留学生，这也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第四，在科学研究方面，我们鼓励教师用国际上的通用语言来展示其科研成果，所以我们现在对于教师到境外发表文章给予很高的奖励；对于教师受邀参加境外国际学术会议并演讲也都提供资助。同时，鼓励教师参加国际学术组织和牵头组建国际学术组织。因为这些都是学术影响力的体现。
第五，我们的干部、职员也应当具有国际视野，这对办好一所大学也很重要。因此也要有计划地派出一些，让他们出去看一看、走一走。我们今年就要派一些管理人员到境外考察学习，他们出去的机会少，让他们去看一看，有时候看一看就能够发现我们与国外的差距，然后想着怎么去改进。如果不让他们亲眼看到，他们可能根本想象不到外国是个什么情况。让这些管理者看看国外大学是怎么管理的，看看他们的同行是怎么工作的，我认为这对他们也是一种刺激和激励。
总而言之，我们是要从方方面面在学校形成国际化的氛围。
《大学》：像类似国际化这样的定位是要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的。如此，办学特色与学校所在的地理位置有关吗？那些不在北京的高校以及一些地方高校是不是很难“突围”出特色呢？
黄校长：不一定。因为一所大学的特色终究还是要靠培养的学生来体现，并通过学生对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来反映大学的社会贡献。像西北政法大学是来自西北地区的学生多，留在那边的学生也多，尽管我们也有一些学生会到那边去工作，但毕竟少于西北政法大学，因此它对西北地区的贡献应该比我们大。但是要它在其他方面与东部的高校相比的话，确实难度要更大一点。比如说在国际交流方面，因为外国人来中国，多半是首先到北京、上海，因此北京和上海的高校与国外交流的机会就多一点。所以我觉得每所大学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好定位，这很重要，围绕自己的办学目标、人才培养目标，对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面向等进行定位，然后才能慢慢形成自己的一些特色。
《大学》：在国际交往过程中，您觉得法大作为行业性大学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黄校长：优势就是我们的法学学科和学术实力受到认可，在国外，很多大学法学院都知道我们，也非常愿意跟我们交往；但是劣势是，别人好像把我们仅仅局限在法学领域。其实，我每次代表学校出访，也希望我们的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新闻与传播学、文史哲等学科能够和国外高校建立一些交往，可别人更看中的是我们的法学。我们大学的定位是“开放式、国际化、多科性、创新型”，我希望我们的多科性能体现出来。
《大学》：世界上很多著名法学院都是在综合性大学里，法大是不是打算先成为多科性大学，最终再发展成综合性大学？
黄校长：目前没有这样的想法。我们现在的定位就是多科性，我们肯定是要保持和张扬法科的特色和优势，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其他学科也发展得很好、很强，那法大在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界的地位就会更上一个台阶。
的确，国外很多著名法学院都是在综合性大学里，但也不尽然。我觉得我们现在至少有一个可以借鉴的目标，那就是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现在也是世界名校，它的特色学科就是经济、政治等，但它并不限于经济和政治强，它的法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也很强，也就是说它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都很强。在学科设置方面，我们法大同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差不多，但我们仅法科强，政治学科还不错。而我们学校不能够仅仅是法科强，我们希望借鉴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发展经验，大力发展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我们提出来，我校政治学今后要进入中国的前10名，其他学科要尽快进入中国的前20名，慢慢地，其他学科都强了，我们整个大学就更强了，在整个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地位就会提升，这样，我们的法科也会更强。
我觉得大学要根据自身的条件发展，我们目前没有想要变成一个综合性大学，还是定位在以法科为特色、为优势、为主体的多科性大学。
《大学》：您觉得高水平、有特色的大学最需要什么来支撑？
黄校长：我觉得“大师、大楼、大爱”这“三大”应该是可以支撑的。其实，一所大学要办好，跟这三个“大”——“大师、大楼、大爱”都有关系。“大师”就是讲师资队伍，对于大学也好、学科也好，总得有那么几个在学术界“叫得响”的教师才行，不然，这所大学、这个学科肯定水平一般。
“大楼”就是说大学必须要有一定的硬件，有一些必要的设施，有师生能够静心学习和做学问的地方。我觉得这也很必要，我们学校学院路校区现在还比较破旧，不及一些中学的办学条件，如果不是在北京，可能好多人不愿意来，就是因为在北京，又是中国政法大学，师资队伍比较强，学生才愿意来。所以，我们现在要彻底把这个校园改造成现代化的校园，虽然学校面积小，但是我们要建成一个精致而富有文化内涵的校园、一个现代化的校园，我们要做到虽然小但是精，比较整洁，管理比较好，服务到位，有自己独特的校园文化。经费也要充足，没有经费是不行的。
“大爱”讲的是大学应该有一个很好的人文环境，在校园里面，大家互相尊重，平等相待，都潜心把书教好，把学问做好，安居乐业。我认为，建设高水平、有特色的大学，需要一个很好的环境，这个不仅包括硬件，还包括软件，即人文环境。我希望我们的大学有一个很好的文化环境、文化氛围，大家都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尊重劳动，尊重创造，遵循学术规范，教书育人，教学相长……我希望大家在这个校园里能够和平共处、和衷共济、和而不同、和谐发展。简单地说，就是尽量让老师在这里工作很愉快，学生在这里学习很愉快，!我也曾说过，我期望有一天，在法大，我们法大人能够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各展其长，各得其所；老者安之，同辈信之，少者怀之；学生好学乐学，教职员工安居乐业，学校长治久安，和谐和美。当然，我们学校实际中不一定有这么好，但是我们要往这个方面去引导，去创造这样一个环境。硬件，我们现在没办法在短时间内改变它，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做得精致一点，现代化一点，干净一点，整洁一点，让人看到舒心一点。尽管我们不可能做成北大、清华或者武大那么好的校园，这个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来突显自己的特色。
《大学》：您提倡开放式办学，要加强社会与校园的互动；又提倡潜心教学，要营造宁静的校园环境，这会不会有冲突？
黄校长：我觉得不冲突，这都是为了培养人才而提出来的。我认为，做学问，有些老师可以完全呆在“象牙塔”里面的，这是有些学术的性质决定的。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完全呆在“象牙塔”里面，两耳不闻窗外事。我们提“开放式”，就是要坚持对外开放，坚持开放办学，促进学校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立足北京、面向全国，立足中国、面向世界，以优秀的人才和卓越的学术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法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服务于人类的和平、文明和发展。我们法大的学科，主要是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大多是应用性的。不跟社会接触、不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是不行的。与接触并不会影响大学自身的文化，在这个校园里，大家都应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尊重学术，崇尚学术自由。当然，在开放式办学过程中，难免有人会受到社会浮躁之风的影响，但是我们不会因此不开放办学，同时还是希望大家安安心心地在这儿工作，“澹泊明志，宁静致远”。如果觉得外面的世界真精彩，也可以选择离开，去追求自己想追求的东西。
《大学》：在当前重视科研甚于教学的评价背景下，您如何对待那些“潜心教学”甚于科研的教师？如何处理教学和科研之间的关系？
黄校长：我们现在提大学的四个功能，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引领，但是，最核心的还是人才培养，这个必须尊重，现在的评价都过于看重科研。我也很重视科研，但是科研不能冲击教学，因为教学、培养人才是大学最根本、最首要的功能。在我们学校，研究教学发表的文章也算是科研成果，教学改革的项目也是科研项目，这都是研究。也就是说，在评价老师时，教学项目和科研项目，我们是同等对待的。我们不要因重视科研而忽视教学工作，也不要因重视教学而忽视科研工作。我非常赞成“四个同等重要”的教师业绩评价原则，即“教学工作和科研工作同等重要，教学研究项目和科学研究项目同等重要，教学成果和科研成果同等重要，教学骨干和科研骨干同等重要”。
现在大家也认识到，法大和综合性大学还是有些区别。综合性大学也比较重视人才培养，但还是有过度看重科研的现象，而法大过去是太看重人才培养，不太重视科研，所以我们要慢慢让教学和科研尽量平衡。我觉得教师还是要进行一些研究，因为光传授那些已有的知识是不够的，必须要开展科学研究，这样才能够更好地传授知识，才能够把一些新的东西带给学生，把学生带到学术发展的前沿。今后我们评价绝大多数教师要从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方面来评价，可以考虑各占1/3。
当然，进行改革不能脱离实际，要考虑实际情况。对于由于历史原因没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我们允许他们在达到一定年龄后参评教授，即有参评的资格。今年我们准备要评职称，对有些年龄大、科研达不到条件的老师，为了鼓励他们根据自身的情况潜心教学，如果他对教学特别敬业、对学生特别关爱，教学效果特别好，学生也特别喜欢，我们也想每年开一个小口子，每年拿出一个指标，给这样的教师一个上升的空间，只要他们达到基本条件，也可能晋升。去年，我们学校有位只有专科学历的老师评上了教授，在他那个年龄段，按说至少要有本科学历才能参评，但他毕竟工作了这么多年，有了相当的学术积累，所以我们破格允许他参评，并最终被评上了。但是，对那些教学不行、科研也不行、对学生又不关爱的教师，我们主张逐渐淘汰。
《大学》：您怎样看待教师队伍建设对学校特色建设的作用？
黄校长：法大提出“学术立校、人才强校、特色兴校、依法治校”，这是我们办学的主张。人才强校是我们的一个办学理念。一所学校发表的文章多一篇、少一篇都是次要的，学校之间最终的竞争还是要看其师资和培养的人才在社会上表现怎么样，为国家、为社会，乃至于对整个人类文明做出了怎样的贡献。例如，法大的大学者江平教授的影响就是跨学科的，不仅在法学领域，在社会上也很有影响。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很优秀的中青年教师表现也很出色。
我很欣赏这句话：“Recruitthebestpeopleandkeepthemhappy”（延聘一流人才，并使他们快乐、幸福）。我们要保持我们的法学学科特色和优势，关键在拥有一流的师资。我们希望在每十年时段里都能产生一批优秀的教师，希望有那么几个人在国内甚至国际上成为这个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学科的优势。我们必须在每个学科里面构建承前启后的学术梯队。因此，学校在进人的时候，主要看他的综合能力，看他的学术潜质，同时，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
《大学》：那您认为，在突出办学特色的诸多建设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黄校长：法大目前最大的困难，一是办学条件不足，办学资源比较紧张；二是怎么才能使管理更精细化，这方面可能还要下一定功夫；三是如何使整个教师队伍、管理队伍把心思都放在办学上面，放在教学工作、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提升学校的水平等方面。大学不是一个世外桃源，它也是社会的一分子，社会对学校是有影响的，难免有老师不把精力放在教学上面。当然，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还是我们的核心问题。
《大学》：您是大学校长，又是法学专家，您觉得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的过程中，最大的法学问题是什么？
黄校长：建立中国现代大学制度，首先要依法治教，也就是要制定一个非常好的教育制度，用法律把它很好地确定下来。其次就是依法办事，我觉得有教育法就要按照法律办事，从上到下包括教育部，整个教育界都要依法办事。如果这个法不好那就要改，但在没改之前都要按照法律办，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我国现行的教育法制是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建立起来的，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我不否认其存在问题，应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但绝不能因此不严格依法办事、依法治教。我认为一是要制定良法，二是法律出来以后就严格依法，这就是科学办学，民主办学，依法办学。
《大学》：您认为中国大学在依法办学方面做得如何？
黄校长：我觉得做得很不够，中国整个社会都存在不守法的情况，包括学法律的人、社会精英都有不守法的行为，这是个大问题。我觉得，中国现在不可能像过去那样通过疾风暴雨式的、革命的方式来推动法治进程，现在是循序渐进地改，像我们的教育法，尽管可能存在不科学、不合理的地方，需要改，但它毕竟是我们改革开放后逐渐建立起来的制度，大家首先要遵守，要按规则办事，然后才能够说我们怎么把不好的改过来。对于不科学不合理的地方，要提意见，要改，而且要及时改！这些都是应该的，但是没改之前就要按照法律办事。改革开放初期，那时候没有相关具体的法，当然可以以改革的名义破除一些藩篱，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向前走。但现在是有法，而且这个法也是我们在实践中花很长时间总结出来的，尽管也不是十全十美，但是大多数也是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制定的，因此，大家都要有一个守法意识。
怎么依法办事，依法办学，依法治教，这是最大的问题。学校要依法治校，大学有章程的，只要章程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就应该严格按照章程办事。
《大学》：大学章程在依法办学中的角色是什么？会否与高教法冲突？
黄校长：高教法不可能对大学方方面面的具体事务加以规定，难免有好多具体的事情要由大学自己解决，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很重要，大学章程可以加以细化规定。大学章程不能与教育法、高教法相冲突。而且如果不冲突的话，大学章程就是大学里面最高的行为准则，大家都得遵守，按章程办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就是说，“有法可依”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那接下来就是怎么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一方面，大家都要严格遵循法律，按规则办事；另一方面，如果法律出现了问题，落后了，就要及时修订。所以，依法办学、依法治教、依法治校不仅要做到有法可依，更为重要的是怎么真正让大家都能够严格地执行。
《大学》：这是否意味着，大学在追求特色的时候，也必须依法办事？
黄校长：是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中国现在可能有很多矛盾，不能通过急风暴雨式的办法来解决，所以大家必须要有“游戏”规则，围绕规则办事，不然社会就乱套了。有规则，大学不遵守，老百姓不遵守，政府部门也不遵守，那问题很快就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