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11年第1期 2011-05-06
吴岩 刘祖良
【摘 要】：在建设小康社会和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期，深入探究世界高等教育高端发展规律，对我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意义重大。 研究发现，世界高等教育发达中心总是与其他社会发达中心同步运动，并且国家组织作用关键，轮动周期渐趋缩短，未来世界高等教育高端中心将趋于泛化。由此可以洞察到我国未来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从宏观角度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做出四方面应对战略思考。
【关键词】：高等教育；发达中心；发达区域；应对战略
*本文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重大研究项目（项目编号：08QG0101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一五规划”2008年度教育学重点课题“遵循科学发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之十三：做强省一级高等教育”（课题编号：AGA080340）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吴 岩，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研究员,北京100031； 刘祖 良 ， 北 京 航空 航天大学博 士 研 究 生 ， 北 京100191
当思考为什么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怎样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以及如何以高等教育来强国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回眸世界高等教育高端发展国家，从他们那里搜索有关未来发展走向的“蛛丝马迹”，作为我们制定行动方略的基本参考。 这种有选择地扬弃学习历史或别国经验， 对后发国家始终都是一种经济而务实的决策举措。纵观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相继形成了三个重要的高端发展期，即希腊化高等教育高端发展期、欧洲化高等教育高端发展期和美国化高等教育高端发展期，且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的中心区，即环地中海周边区、西欧、美国。在中心区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下，高等教育逐步酝酿构造出有区域特征的高端特色，并向区域外部扩展传播。这三个高端发展期既有密切的内在沿承性， 又有个性化超越发展性。 其中环地中海周边地域是世界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发祥地，是孕育世界近现代高等教育的摇篮。 世界近现代高等教育就是在这三大高端发展期背景下，大致沿着意、英、法、德、美这5个国家，经历了4次高端中心国家的国别轮动。
以后工业时代的知识经济需求为动力；课程多元化，科学与人文、 理论与应用教育兼备， 精英教育与大众化教育兼备， 重视终身学习；大学的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全面发展 全世界美国
一、世界高等教育高端中心轮动的典型特征
（一）同步与相继性：各种软、硬实力社会高端中心总是联袂又相继涨落
历史上，当意、英、法、德、美5国高等教育各自进入引领世界的高端阶段时，它们本国的教育、哲学、艺术等软实力因素也几乎同时进入到了高峰状态，并且比硬实力因素中的技术、科学和经济高端中心平均提早50年左右。 当这些社会高端中心开始衰退时，一般也首先是软实力因素先行退潮，而后是硬实力因素相继淡出全球霸坛（见表2）。 可见，软实力是硬实力的先导和基础， 硬实力是软实力经过量的积累而质变升华的成果。 软、硬实力内部各因素具有同步兴衰性，而软、硬实力二者整体之间又存在相继涨落的特点，保持软实力先行，硬实力随后。
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教育优先发展是任何一个大国向强国迈进时都不可逾越的门槛，尤其高等教育，它是国家高级人力和科技创新的源泉。
值得欣慰的是我国经过 “文化大革命” 后的不懈探索，1996年正式施行“科教兴国”战略，高等教育摆脱了纯文教身份，开始服务经济建设主战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地首次出现分属不同管理部门的科技、人力、教育“三大纲要”，即《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同步实施的宏大战略。 三者互相支撑、互为动力，互为科技强国政策环境之表里，以“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为“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核心支点。高等教育作为软实力优先发展的战略框架已经基本具备， 向质量、 效益纵深发展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课题。
（二）轮动升级性：世界高等教育高端中心在更迭中步步走高
1． 高等教育内在品质的升级。 高等教育高端中心每一次轮动，它的发展水平都较前一次有一个质的新飞跃。
第一，职能多元化、社会化。 大学从传统单一的“教学”职能发展到德国洪堡的“教学、科研”复合职能，再到美国威斯康星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多元职能。高等教育每一次向高端跨越，它的社会化程度都进一步加深，高等教育一步步从社会边缘走进社会中心。 大学用知识把人类与社会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知识经济需求将成为决定大学职能发展的根本动力。目前，我们还无法预测和描述高等教育未来的职能状态，但是它发展的脚步，提升服务人类的质量不会停止。
第二，举办者多元化、公共化。 现代高等教育发轫于古希腊的私人办学，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政府开始投入高等教育，使高等教育举办者逐步丰富起来。总的来说，高等教育的举办者经历了私人举办为主（营利性）——政府举办为主（非营利性）——私人、政府、公共捐助举办并重（营利和非营利）的发展历程。 高等教育在历史长河中渐渐从满足个人需求发展成为社会公共事业，成为个人生存与社会发展的必需品，成为政府为保证国家核心竞争力而乐于提供给公民的社会福利。
第三，大学对学生成长的影响因素综合化、开放化。 学生选择大学和大学影响学生发展的因素， 从学徒制时代的 “教师”一元中心（以古希腊高等教育为代表），发展到后来的“教师”、“专业”为主的二元中心（以近现代意、英、法、德为代表），到现在已进入到了 “专业”、“教师”、“区位”、“成本”、“大学声望”等多因素综合教育时代。 这些因素已经不局限于大学校园之内，而涉及大学之外的大学所在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学生身心、技能发展的开放性影响及教化作用。这一点已经引起了作为教育产品消费者的学生和家长们的广泛关注。他们选择高校的标准已经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 国内许多大学近期的校区布局、专业、课程、培养方案等方面的改革调整，体现了消费主体的市场需求对大学改革潜移默化的驱动作用。大学从单一“职业培训”的育人目标发展到“职业培训与科学研究”并重，又提升到现在的培养多层次、复合型、有终身学习素质的高级专门人才，高等教育的内在品质不断提升。
2． 高等教育外在社会价值的升级。 截至目前，世界历史上共发生过三次工业技术革命，分别首先发生在英、德、美3国，且恰恰发生在这些国家高等教育达到高端巅峰状态时期，这不是偶然的作为。 很显然，是教育，尤其高等教育对科技革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基础支持作用。
结合上文论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四个重要结论：第一，成为世界高等教育高端中心的国家将有更多机会成为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发源地；第二，在一个高等教育发达国家一国之内完全有可能发生多次工业技术革命；第三，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时代，新技术革命完全可能同时在多国发生，从单发源地转向多发源地，人类将走向国家集群技术革命时代；第四，老牌高等教育强国更有机会重登世界高等教育领军宝座，它们开展科技革命的成功机率仍然高于后发国家。 正如温家宝总理所概括的：只有一流的教育，才有一流的人才，一流的国家实力。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09年发表教育改革政策演讲时也做出了相同的判断： 未来属于那些能够为其公民提供最好教育的国家。
（三）复合推动力：新老高等教育高端中心比拼的基础国力
1． 政府组织力——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核心驱动力。 政府有组织地管理科技发展的最典型国家是美国。 “一战”前后，美国政府对科技的重视程度，包括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是截然不同的。 “一战”前，美国政府并没有明确的科技组织意识，“一战”交战国是美国科技管理发展的导师，交战国之间的军事科技较量使美国政府深刻地认识到 “国家有组织举办科学事业”的重大责任，从此，美国牢牢抓住了智能强国的“金钥匙”。
具体管理理念包括：第一，政府要成为科学的主人；第二，科学不能是无组织的； 第三， 科学需要持续而足量的国家投入，“无论战时还是非战时都不能让科学依赖于旧有的基金或偶尔的施舍”［1］。 “一战”后，美国科技政策和管理优势在国际比较中独占鳌头，令英、法、德等国望尘莫及。 正是科技因素支持美国赢得了“二战”的胜利。 “二战”后美国政府不改初衷，根据范内瓦•布什的建议和构想批准成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和高级研究规划署（ARPA）等科研机构，保证了美国在尖端科技领域的长期领先地位；《国防教育法》、《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等纲领性文件保证了美国科教强国的战略质量。 其他国家成为世界强国也不是空穴来风， 扎实的政府组织力不容忽视，英国国王对高等教育特别重视，许多大学校长都由王子或皇族直接兼任；法国路易十五和拿破仑都直接参与过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高等专科学校；德国洪堡得到了国王支持并且以教育部名义展开了高等教育大改革［2］。综上所述，政府是世界近现代高等教育高端发展国家通常所必需的根本动力， 即使在今天多元驱动高等教育发展时代， 政府组织力仍然发挥着无可替代的核心作用。
2． 政策组合力——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可持续发展动力。 高等教育高端中心通常与多种社会中心在一国之内相继形成并同步转移，这表明：在和平环境下，所有向强国跃升的国家都必须依靠和保持本国政策组合在国际比较中占据组合力量的绝对优势，这是各国实现高效、高速强国的最佳、最优方略，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动力。日本、瑞典、芬兰、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它们虽然没有成为世界高等教育顶级中心，但它们依托政策组合力的优势托起了强国梦。 可见，要形成强大的政策组合力， 首先需要根据本国国情制定和谐而有自主特征的政策群体系，然后再面向国际，探讨高等教育政策群如何组合发力、组合加速，可持续地赶超先进。美国的《莫雷尔法案》、日本的“学士力”改革、瑞典和芬兰的高教创新改革等，它们无不是社会综合部门集体参与政策组合的经典案例。 如果单靠一两个政策或一两个部门就期望实现建设成为高等教育强国，这是不切实际的。因而，抛开国家整体战略，离开群策群立而片面强调局部政策，则国无可持续跃升之力，高等教育也不可能一枝独秀地领军世界。
3． 超理性变革力——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爆发力。 任何国家的政策组合优势都不是永恒的， 原因首先在于先发国家易患“无意识保守综合症”。几乎所有国家的高等教育都存在着保守期与激进期交替循环、螺旋上升的特点，这种特点尤其在大学中表现突出，新建大学思维活跃而不落陈规，过一段时间形成定势以后，就会流于惯性保守。历史上英、法、德等国高等教育先进国家，都或多或少地有过这种发展“病史”。 英国1826年创建伦敦大学时，改变了牛津、剑桥大学的传统课程结构，阿什比认为：“伦敦大学的建立，标志着科学革命最终开始进入英国高等教育之中。 ”［3］但是到1870年代，伦敦大学在服务于地方工商业发展所需的专门高技术人才培养方面也缺乏优势了，于是城市大学在英国异军突起。同样，德国从哈勒大学、哥廷根大学到柏林大学也践行着“楼梯式”革新进步的趋势特征。 所以，高等教育发展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需要革新的胆识和魄力，缺乏超理性意志难于创新。
第二，后发国家顺应知识经济发展大势时，会产生超理性变革力，这种力量超常规、跨度大，有前瞻性和偶发性，后发潜力大。德、英、法、美、日等国都曾在超理性变革阵痛之后带来了巨大成功，并引发了一次次技术革命。 这里还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超理性变革并不是无理性、脱离现实的盲动蛮干，而是以理性和现实为基础，经过科学筹划，更多关注未来远大战略目标，鼓足勇气，坚定信念，有计划、有步骤地通过克服困难可以实现的战略改革。历史上德国的科教强国改革、美国的赠地学院运动和退伍军人安置等，都是具有超理性的国家意志，克服重重困难才取得了巨大成果。 中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所采取的一系列高等教育改革也同样具有超理性变革的性质，但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还需期待更多甚至是更超乎想象的组合式变革。
（四）周期渐短性：世界高等教育高端中心轮动节奏加快
1． 世界高等教育高端中心更迭节奏总体加快。 从较长时期看， 世界高等教育三大高端发展区域各自保持中心区地位的时间越来越短，轮动节奏也越来越快。希腊化高等教育从酝酿到转移经历了2100多年，欧洲化高等教育从酝酿到转移持续了900年左右，美国化高等教育到目前刚刚走过100多年，它的高端势头还在持续中。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世界高等教育高端中心持续的时间渐趋缩短，轮动节奏渐趋加快。
2． 国情不同则保持高等教育高端中心地位的时间长短也不同。 由于国家体制特性、文化习俗、政策效益等个别因素的差异，世界高等教育高端中心国家保持领军地位的周期长短不尽相同，总体节奏加快，个别国家又存在特殊性。 比如意、英、法、德、美5国保持高等教育高端中心地位的时间分别约为310年、150年、60年、80年、100年。 美国强烈的国家危机意识和自身修正力令人赞叹， 从美国教育部报告便可对这种精神略见一二：“我们现在还享有许多世界顶级大学，但其他许多国家已紧贴我们身后， 并且他们国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数量和先进度都超过了我们。 更糟糕的是：他们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 在财富积累取决于教育的时刻超过了我们。 ”［4］面对世界各国持续的发展挑战，尽管美国积极的自我革新力可以延迟它的世界高等教育 “领袖”地位的持续时间，但它终将被取代的宿命是无法改变的，最终它会在“顽强而奋力拼搏”中被后发国家一点点地解构掉，这也必然是未来所有高等教育“领袖”国行至终结的路径。
二、世界高等教育高端中心未来的轮动走向
（一）高端中心泛化
1． 高等教育发达国家泛化。 知识经济和全球化使世界各国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空前高涨，经合组织（OECD）的研究报告指出：“在越来越受知识驱动的全球经济中， 人们广泛意识到，高等教育是推动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从而空前地重视优质高等教育，高等教育逐步成为备受重视的国家议事日程。 ”［5］尤其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以后，世界产业技术新革命将为高等教育发展翻开新篇章。因此，未来全球范围内将会产生这样的新趋势： 一方面中等发展水平以上的国家因为有能力重视高等教育发展而逐渐缩小高等教育的国际差距； 另一方面部分国家之间， 特别是高度发达与极端落后国家之间的高等教育水平差距将进一步拉大。但无论怎样，随着世界高等教育整体普遍提高，高等教育高端中心国家泛化是必然趋势。
2． 高等教育高端学科中心泛化。 全球范围对高等教育的普遍重视和大众化发展，使各国高等教育的本土化、特色化、优势化水平势必提高。后发国家自主发展能力增强以后，单一学科或科技领域的突破将更有力量， 后发国家对外有溢出影响的高端学科点将越来越多， 这必然将打破由少数几个强国集中垄断高端学科的旧格局，发展中国家将越来越有更多机会拥有高端学科点或高端领域点， 这是世界高等教育高端中心泛化的又一具体表现， 后发国家可以在高端学科中心泛化趋势中通过努力抓住更多机遇。
总之， 未来世界虽然不存在绝对的高等教育高端中心国家，但因为全球高等教育质量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达到均衡状态，所以，相对高端中心还将长期存在，只是高端中心的科技密集度减弱，保持高端地位的时间缩短，轮动速度加快，高端学科中心和高端科技领域中心将更加分散，世界高等教育高端中心将逐步进入到界限模糊状态，也就是“高端中心泛化时代”。
在这个时代， 世界高等教育可能将出现一种 “高端国家群”的新现象，就是高等教育整体、或某一学科、或某一科技领域的高端中心不是具体某一国家独享， 而是因为各国学者通过现实或虚拟空间合作，共同创造了跨国高端中心点，从而形成了一个个高等教育“块状”高端国家群。近几十年多国科学家合作获得诺贝尔奖人数增多的事实， 足见国际合作向高端发展的清晰端倪。
（二）后发国家超越先发国家的难度逐渐增大
1． 全球化引发人力资源的“极化效应”和“马太效应”。 全球化加剧了国际人才流动率，“科技人才移民的规模和复杂度正在提高”，“经济激励、良好的职业发展前景、高额的研究经费、提供高质量研究设备、可以与明星科学家一起工作，以及有更多的自由讨论机会等，都成为科技人才流动的诱因”［6］。 在吸引人才方面， 先发国家比后发国家毫无疑问地占据绝对优势，于是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人力资源向先发国家聚集的“极化效应”和“马太效应”，先发国家无成本地空吸后发国家高等教育培育的精英人才，后发国家因教育投入回报低微而长期危困，先发国家越强大，后发国家就越难于翻身。 当前的美、英、法、日等国都具有这样的“极化效应”和“马太效应”优势。
2． 政策组合的国际比较优势之困境。 在高等教育强国发展过程中，政策组合的国际比较优势无比重要。 在全球化背景下，保证多元强国政策和谐高效，它的难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首先，国家发展被赋予了更多的国际干预元素，一国走向强大已经不是一个国家自己的事情， 需要在国内和国际整体坐标系中考虑政策制定和实施， 这显然增加了政策制定和政府组织实施及调控政策的难度。第二，强国组合政策范围广、智能含量高、技术要求高、成本投入大、风险几率强，要保证所有强国组合政策的国际比较优势长期稳定、可控和可持续，可谓困境重重。
（三）大国国力博弈焦点拓宽
从世界大国崛起模式看，在“教育（高等教育）—科技—经济”这一国力动态发展链条上，传统的国力博弈只是简单直接的“经济”博弈，目标仅锁定在有限的物质财富方面。
18世纪第一次工业技术革命以后， 国力博弈方式开始转向复杂化，因为科技所负载的经济价值凸显，特别是德国教育强国成效显现以后，世界各国对经济博弈的战略重新审视，国力竞争焦点开始从链条末端向前端扩展，英、法、德、美等国当然是最早觉悟者，它们首先把国力竞争焦点拓展到了科技和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
“二战”后，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亚洲的日本及前苏联成为科技和教育强国的先行者， 于是它们理所当然地进入世界发达程度的第一阵营。所以，已经不能停留在幼稚的原始时代来看待世界大国国力博弈焦点，需要坚定地以全景式、整体视野把握国力竞争点。 新时代是全面的国际竞争战，高等教育也不再是简单的文化机构，而是国家战略资源。
三、国际视野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宏观应对战略
（一）科教强国战略需要全面、彻底深入和长期不动摇
西方国家高等教育高端发展进程清楚地昭示于我们：一个和平崛起的强国除了根本性实行“科教强国”战略而别无出路，德国、美国、日本、韩国、前苏联等无一例外。根本性科教强国战略包括三个维度，即全面、彻底深入和长期不动摇。 中华民族历经坎坷选定的 “科教兴国”、“教育优先发展”、“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等一系列卓越发展国家战略， 是中国人民和政府用智慧和代价探索出来的发展道路。
目前来看， 这条道路与国际先发崛起的强国所采用的科教强国、 高等教育强国发展路径是完全一致的， 并已初见成效。 但是我们认识到真正走上科教强国道路不过30年左右，与老牌英、法、德、美等西方国家相比，我们的行动至少要晚100年，在落实科教强国战略的全面、深入和长期性方面都远远不如西方发达国家更坚决、彻底和成熟，我们科教强国和高等教育强国思想还没有深入人心，尤其没有深入到地方官员、教育管理者、企业家和普通公民的灵魂深处，对高等教育的社会价值判断仍很肤浅，管理措施表面化，这极大影响了高校的社会服务质量和社会效益。所以，我们需要花大气力，扎扎实实地认识和理解科教强国， 脚踏实地地把科教强国和高教强国战略向纵深推进，这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之根本。
（二）持续深化政府组织下的政策组合与高等教育变革
高等教育强国发展离不开政府组织力， 更不回避持续甚至是超理性变革，美国高度的“自危”意识不断促进其自我革新。对中国来说，首先需要毫不动摇地建设多元、多级高教改革动力系统。 “两级管理”需要进一步科学化，最终形成三级动力系统， 即中央政府驱动、 地方政府驱动和大学自身发展驱动。 第二，层次分明、责任分明、法律效力分明的管理机制建设是关键。中央政府需要有力地发挥宏观政策体系建设和调控的主导作用，而不是事无巨细地一统到底。 没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有效统筹就不能形成高等教育强国政策组合力，没有地方政府和大学的自主发展能动性，高等教育变革也是空话。 第三，推进大学提高竞争生存力。 把大学从计划经济时养成的被动“等奶吃”特点转化到主动“找奶吃”的自食其力者，逼迫其走进市场，广泛服务社会。第四，采用多元手段促使高等教育机构提高质量。 包括运用市场杠杆调节（允许大学倒闭和重组）、加强主管部门依法监管力度、扩大社会组织参与办学和高教管理程度等一系列策略。
总之，30年改革发展， 我国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经济繁荣期，如果能够抓住时机，改革进取，未来50年我国有望继续冲高成为世界高等教育高端中心，而后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三）“蚕食追赶“与“自主创新”双向突破
我国高等教育经过60年发展，实现了历史大跃升，已经走出了亦步亦趋地模仿、跟随阶段，如果要从高等教育大国向强国奋进，参考世界高等教育高端发展轨迹，积极、及时地从完全追赶发展模式调整到追踪与自主发展并重的战略新阶段，加快高等教育本土化自主创新，这是必须的第一步骤。一个“无芯”国家要成为世界强国那是绝不可想象的。
另一方面，全球化所带来的“马太效应”和高教、科技高端中心周期缩短、轮动节奏加快的趋势都向我们表明：气吞山河般“鲸吞式”赶超高端国家是不现实、不可取、也不存在可能的盲目蛮干行为，而从追求高端学科点、高端科技领域或局部区域突破入手，采用愚公移山一样的“蚕食追赶”方式才最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由高端点到高端群，最后才有机会整体成为强国。 所以，我国高校首先要在个别优势点上下功夫，重点突破，以点的突破代替整体推进，先零散抢占局部高地，再行延展，这就是当今世界后发国家超越先发国家所必须采用的 “蚕食追赶”方式。 目前，我国学科的局部高端迹象已经凸显，某些科学技术在科技领域已经占据了国际高端地位， 步子已经迈开了。
总之，纵观世界高等教育强国发展历史，可汲取的经验、可思考的问题一时难于尽述，需要国人齐心协力，长期研究和实践，则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才有望达成。
从文化视角看，在环地中海周边地区的希腊化时期，高等教育对希腊文化传播的承载量是非常大的，当时周边地区希腊式大学和大学课程十分盛行，成为希腊文化传播的核心载体、最为世人所熟知的是盛极一时并培养出阿基米德、埃奈西德穆这样一系列卓越人才的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而亚历山大大帝和凯撒大帝这两位重要的希腊化文化传播的核心人物，前者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后者是罗马的希腊式学校培养出的杰出人才。中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希腊文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达到了一个巅峰状态，此后文艺复兴思想传播到了欧洲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与新兴工业技术文化合流，世界高等教育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欧洲化高等教育高端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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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OECD. The Global Competition for Talent Mobility of theHighly Skilled［DB］. http://www.oecd.org/dataoecd/55/3/41362303.pdf,2008/20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