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高等教育》 2011年15-16期
传承中华文化、提升中国文化影响力，树立与我们的传统和中国在当今世界影响力相称的文化大国形象，已经刻不容缓，时不我待。如何顺应中国全面和平崛起的历史潮流，整体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落实贯彻党中央“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战略部署，重振国学无疑是一个恰当的战略选择，是一条可行的康庄大道。道理十分简单，“国学”是文化之根，是民族之魂。具体地说，国学本质上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是我们的精神家园、精神故乡，我们的安身立命之地，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长城，是我们伟大民族顶天立地的思想根基、力量根基，也是我们不可被战胜的强大自信心的精神源泉。
一、综合研究与分流探索之互为补充是具有共性的学术建构规律
国学不仅是“国魂之学”，同时也是学科之学。作为“国魂之学”，国学可以是广义的，具有旗帜、统合的作用；而作为学科之学，国学又是具体的，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范围、内涵和课程设计，处理好与其他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史哲的关系，是国学健康发展的关键。
考察古今中外的学术发展历史可以发现，今人称之为“学科”的综合研究与分流探索之分头并进、互为补充，乃学科建设的基本常态，是具有普遍共性的学术建构规律。在中国古代，无论是《汉书·艺文志》所规范的“六略之学”，
抑或是《隋书·经籍志》所构筑的“四部之学”，综合与分流，始终是学科建构中的根本命题。具体地说，‘‘六略之学”中的“六艺略”之于“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四部之学”中的“经部”之于“史部”、“子部”、“集部”，就学科的基本性质而言，实际上就是“整体”与“局部”、“综合”与“分流”的关系。从地位、性质看，是指导与从属的区分；从范围、对象看，则是统合与分属的区分。
换言之，“六艺略”、“经部”既是统治思想的价值取向体现，是指以研究、阐释儒家经典为核心的学问，自汉代以来，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中国古代政治、社会、伦理秩序的思想基础，它已成为中国文化之根，规定了华夏文明的大本大源，塑造了华夏族群两千多年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生活，塑造了我们祖先共同的生活方式。
但同时，它也是整合性、包容性的学科，与其他相对分流独立的学科形成互为对应、互为补充的关系。如《周易》，为“群经之首”，一方面固然是其为统治思想的哲理精髓，犹《汉书·艺文志》所言：“(乐、诗、礼、书、春秋)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另一方面，更是因为它笼括一切，无所不包，在学科整合上有最大的兼容并蓄特征，没有“道术将为天下裂”、“道之一隅”的分门别类问题。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
皆可援《易》以为说。”
同样的情况，在西方近现代的学科建设与发展中，也一样存在。西方除了文、史、哲的学科外，还设有古典学，对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做整体、综合的研究。这说明，西方近现代尽管在学科建构中注重于分科教育与研究，但是，它并没有剥夺统合性学科如古典学存在的合法性。也同时呈现整体与分科、综合与单项的平衡和统一，使之分兵合击、互为弥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共同作用于学科的发展、文化的演进。
由此可见，中西学术文化的建设上具有相似性，它们都有分门别类的单科进取，也都有相对整合的综合建构，其综合性的学科皆体现为亦文亦史亦哲，都具有圆融、整全的特点，都主张对某些学术命题要避免做简单的分科研究，而提倡有必要建立相对“混沌性”的学科，采取综合式的研究，认为如此才能真正深入其堂奥。这样，就显然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即使是以西方的学科分类为标准，把西方看成是现代学科的典范，我们目前的学科分类也明显地存在着一些不足和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学学科的地位和作用，与西方古典学有一定的相似，即都是对文、史、哲分科的一种补充、一种整合，都是对我国固有学术中那些不能简单地分割到文、史、哲学科中的内容，如经学、子学等，做一种整全的研究。
二、现代分科治学忽视了中国传统人文学术融会贯通的学术特质
回想清朝末年，随着欧风美雨的沛然袭来，中国的学术体系与学科格局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清王朝学部在1903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制定“八科立学”，即经、文、法、商、理、工、农、医八大学科，“经学科”与其他七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之为整合与分流的对应关系。至民国初年，在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思潮的大背景下，以“经学”为核心的国学几乎成为落后、愚昧的代名词，必须由它来为中国近代以来的衰落与灾难承担总责任，“经学科”乃被取消。上个世纪初，人们纷纷接受、采用了西方分科的方法对我国固有的学术、文化进行分类，一般分为文、史、哲，加上语言、文字、民俗、考古等等。这样，中国以“经、史、子、集”为主体的固有学术文化体系就逐渐让位给以文、史、哲为代表的现代学科。不可否认，当时人们采用西方学科体制对国学进行分类有新鲜感，有其合理性，文、史、哲等学科在传承古代文化中确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是历史的一种选择，必须加以应有的肯定。
但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实践，我们有必要回过头对文、史、哲的现代学科分科进行反思。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传统学术是整体之学、博雅之学、汇通之学，强调知行合一，经世致用，注重义理、考据、辞章的统一，将其放在以“西学”的学科门类之下，必然是削足适履，摆脱不了肢解 “国学” 之弊。
例如，经学是中国文化之根，它就是完整意义上的综合之学，既包括了小学为基础的文献学，也汇总了上古时期的史料与文献，还勾画了基本制度与社会建设理论，又集中反映了我们民族的精神追求与道德价值取向，具有统揽全局、规范一切的地位。但在文、史、哲的学科体制下，《诗经》变成文学，只能探讨《诗经》中的艺术特色，考证《诗经》中的鸟兽虫鱼，而三家诗、毛诗所体现的诗教精神，三百篇之所以成为“经”的精神，则基本上被排除在外。更让人遗憾的是，《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仪礼》这些经典完全被排除在现代学科视野之外。而恰恰是这些经书，在历史上曾经对政治的改革、制度的建构、生活方式的变化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晚清“公羊学’’之于当时政治演变的不可替代之影响，就是十分明显的例子。但由于它们和现代学科基本上没有重合之处，以至于长期得不到研究，这不免使人发出“数典忘祖’’之叹了。
子学是中国文化的瑰宝，是古代诸子对社会人生的见解与思考，包含了哲学、政治、伦理、教育、科技等丰富的内容。与经学不同，子学不是对经书的诠释、解读，而是通过个人对社会人生的观察、体验，提出系统的思想主张、见解及社会改革的方案，故子学是传统文化中最富有创造力，内涵最为丰富，也最具有个性魅力的部分。但在目前的教育中，子学被分割到文史哲不同学科之中，文学系将《苟》《韩》《墨》《老》《庄》当文学作品看待，探讨其艺术风格、文体演变；哲学系则将其看做儒、墨、道、法的哲学经典，研究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的思想发展；历史系则将其当史料看待，钩沉其中的人物、事件，结果只能是得其一偏，难窥其整体之美，完整的子学被强行肢解。
一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传统的“史学’’与“集部”之中。 如《史记》固然为史学鸿著，但它并不局限于历史一科，其三少内容并非“历史”所能囊括。它的《历书》《天官书》，当属于天文学范畴，它的《平准书》《货殖列传》当为优秀的经济学、地理学著作，它的《礼书》《乐书》，是礼乐文化与制度的集中体现，它的《河渠书》，则是水利学的具体反映。它们固然是历史的积淀，但同时也是各自专业领域工具理性的展示。又如杜甫的诗歌，当然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格调高标，形式优雅，沁人心脾，陶冶性情，但同时又是唐代社会历史的形象写照，富有历史学的见证价值，故长期以来被人们誉之为不朽的“诗史”。如果单纯着眼于它的文学价值，也就低估了杜甫诗歌的真正意义。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而现代分科治学的弊端与不足，由此可见一斑。它忽视了中国传统人文学术所特有的融会贯通的学术特质，割裂了义理、考据、辞章之学，障碍了学术思想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这正如《苟子．解蔽篇》与《庄子·天下篇》所指出的那样：‘‘此数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迷失与学术的失落。
三、适时建设国学学科，使国学教育与研究合法化、制度化
很显然，20世纪的一大学术趋势是分科治学，而目学科越分越细。但学科不断细化所带来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一个侧重综合的时代可能会很快到来。因为我们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本身无论是社会问题，还是学术问题，均已越来越带有综合的性质，分科治学已越来越束手尢策。
如何来应对这一挑战，我认为可以从两个途径入手：第一，是必须提出一些超越学科壁垒的“问题”或“话题”，也就是说，把“问题”看得比学科更重要，更带根本性。我们的教学与研究，应以“问题”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而不应以学科为中心；要以“问题”为中心来整合学科，而不宜以“学科”为平台来分裂、切割“问题”。
第二，也是更为迫切的，是重新整合与建构综合性的学科，作为整个人文学科新的增长点，提供新的学术平台。从而更科学、更合理、更有效率地从事“问题”的研究与回答。在这方面，克服种种阻力，适时地建立国学学科。使国学教育与研究合法化、制度化，应该是最佳的战略选择。因为，我们都已看到，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实践，仅仅以文、史、哲等学科来传承“我国固有之学术”存在着明显的局限与不足，有必要在文、史、哲等学科之外，再建立一门学科，作为对文、史、哲分科研究的汇通、补充、矫正、完善。
众所周知，今天的教育有一个综合、交叉的趋势，我们不否认文、史、哲分科的合理性，但在这个基础上还应有新的综合，国学学科的设立，就可以起到这样一个综合的作用。人们常说“文、史、哲不分家”，其实文、史、哲本来就是现代学科分化过程的产物，不存在分家不分家的问题。大家之所以这样讲，意在重申其源头本来是一个整体，应该有综合。但分科既已形成，想要综合已非易事，故海内外许多高校都设立高等人文研究院之类的机构，目的就是为文、史、哲等学科的综合、交流提供一个平台。
因此，设立国学学科，成立国学院，可以更好地促进学科的融合。强调经史、文史的会通，打破学科的壁垒，真正继承和弘扬古代学术的优良传统。至于有些学理上界定的技术性问题，也不应该成为国学学科设置上的障碍，它完全可以通过学科建设自身发展过程中逐步调适，逐步完善。在动态变化中进一步科学化、规范化，而不该“安其所习，党同妒真”。我们的现行的学科制度学习的是直接从西方学习和引入的，可是，西方欧美诸国都懂得学科建构上“统合”与“分流”的内在逻辑关系，都知道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为此特地设置有古典学，为开展其传统文化的综合性教育与研究留出一席之地，把自己的传统文化纳入国家文化“软实力”体系，而我们说自己拥有5000年悠久文明，但在实际工作中却漠视自己传统文化的整合性教育与研究，不让“国学”在我们现行的学科体系中合法落上“户口”，没有在制度层面上给它的传承与发展留出必要的空间，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四、国学已成为学科建设崭新的增长点并具有极强的时代需求
尤其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今天所倡导的国学教育与研究，并不是单纯的国故整理和诠释，而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立场，反映时代精神和需求，引领文化建设正确方向的文化创新，是与时代思潮和谐共生的新国学。即通过系统、扎实的义理、考据、词章之学的训练，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中国传统学术和精神底蕴、集学术训练与人格养成为一体，具有中西视野、能够承继“和合贯通”、“求知致道”的中国固有学术传统的通识型、创新型高层次专门人才。与文、史、哲的分科研究相得益彰，互为促进。
根据近六年国学教育的探索，并综合各方面的意见，结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既有科研学术优势，我们的基本做法是，初步确定国学学科四个主要研究方向：经学与子学、小学与集部研究、史部研究、西域语言与历史。
所谓经学，主要是指以研究、阐释儒家经典为核心的学问，自汉代以来，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中国古代政治、社会、伦理秩序的思想基础。子学，一般指经学以外诸子百家的其他思想流派和学术主张，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多元性的重要体现，也是构成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史部与中国传统史学，是以华夏文明发生、发展和历史演进轨迹作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史部在其研究对象、研究宗旨方面与通常意义的历史学相比更具有专门性和针对性，更有助于人们树立民族文化的优越感，增强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小学与集部研究，以文字训诂及中国传统诗词歌赋之学为主，它是中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集中体现。作为新时代的国学，当然应该充分考虑我国多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突出“大国学”的理念——这里的“大”乃“有容乃大”的“大”，而非“大而全”的“大”——可以促进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有利于各民族和谐相处，真正做到“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巩固国家的统一。因此，少数民族语言和历史文化，特别是西域地区的语言、历史、文化也应纳入国学范畴，这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学术的生命在于鼓励并允许人们不断地尝试、探索、创新，以适应时代、社会的需要，而不应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更不宜党同妒真，师心自用。需要强调的是，国学作为新生事物，它在制度层面上的存废去留，有讨论是很正常的。我们赞同讨论、辩论，也不回避质疑。但要警惕只讲工具理性、不讲价值理性的这种思维方式的干扰和阻碍。当然，鉴于设立新学科是一个错综复杂问题，可以考虑在增列中国古典学(国学)为一级学科的基本前提下，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持慎重的态度，率先在少数有条件的学校进行试点，等时机成熟，再进一步推行。
我们欣喜地看到，这些年来，开展国学教育已成为学术界、教育界的广泛共识，国内众多高校也在以不同形式开展国学研究和专业教育，国学已经成为新时期学科建设中一个崭新增长点，有着极强的时代需求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中，将文化传承创新作为高等教育的第四大职能提出来，他指出，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而重振国学，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就是把承担这份责任、履行这一职能落到实处的一个具体表现。我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国学学科的建设必将会有长足进步，万紫千红的国学春天就要来临。
【作者纪宝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