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科学报  2014-02-13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  王树国

近些年，随着高校扩招步伐放缓，提高高等教育内在质量的呼声日益高涨。随之而来的，便是针对高教各个层面的改革。

然而，无论是持续多年的高考政策调整，还是曾一度引起众人关注的师德一票否决制、废除公费研究生……每项改革在表达主管部门“办好教育”的强烈愿望的同时，也无不凸显出另一个略显尴尬的现实：几乎所有教育政策的出台，都伴随着公众的质疑和非议，而教育主管部门的一次次努力也没有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公众对高等教育的不满情绪：我们的改革怎么了？

“我们当然不能奢望每一项改革的出台，伴随的都是一边倒的叫好之声。但现实确实值得我们思考，未来高等教育的改革，我们究竟应该汲取哪些教训？注意哪些问题？”

作为在高等教育领域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老教育人”，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如此表达着自己的担忧之情。

改革定要触及深层

当面对一项改革时，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便是，我们的对象究竟是谁？

对此，王树国坦言，在现阶段，高等教育改革需要我们将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高等教育需要一个统一的顶层设计，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拍脑袋就搞一个评估，再拍大腿搞一个政策。”王树国说，单向的、表面化的改革当然也需要搞，但这远不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全部。

“真正的高等教育改革事关内涵体制机制的建设，是要研究高校和市场的规律，研究高校与政府的关系，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弄清楚的。”王树国坦言，目前在国内的高等教育领域，没有人能说清楚政府与高校究竟处于怎样的地位，高校与社会的关系同样很难说清，但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理清这些关系对于高校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谁都不去说，引来的是社会的众多非议，而最终的结果便是老百姓不满意、政府不满意，甚至高校自身也不满意。这就如同我们的经济改革一样，一旦进入深水区，有些深层次矛盾就变得无法回避，我们必须加以解决。”王树国说，换言之，我们的高等教育已经到了一个非改不可的境地，而且这种改革一定要触及深层。只有这样，中国的高等教育才有希望。

半途而废不如不作为

提及高校体制机制建设，有一个问题不能被忽略，这便是大学章程的制定。在刚刚过去的2013年，国内6所重点高校率先公布了大学章程。此事曾一度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但就像其他教育事件一样，在公众投向大学章程的关注目光中，赞许者固然有之，更多的依然是不满与质疑。而在采访当中，王树国坦言，自己对此也充满了担心。

“我最担心的是这项工作半途而废。如果那样的话，我们真的不如不改，因为一项不彻底的改革，可能会比不作为对于社会的伤害还要大。尤其对于大学章程而言更是如此。”王树国说。

他强调，作为大学的“宪法”，大学章程对于高校的重要性毋庸赘言。但大学章程的制定过程本身也需要注意一系列问题，这又与章程本身的定位紧密相连。

“大学章程首先要设计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大学是执行者，政府是主导者。因此，章程须要说清楚，政府为什么要办大学，这是首要的。”王树国说，作为“投资人”，政府不能将办一所大学的原因笼统归于“社会需要”，而是要有一个明确的目的性；其次，章程还要规定政府与大学究竟处于何种关系之中。最后才是大学按照政府的要求，制定内部相应的管理规程。

“一个完整的大学章程一定要有以上三个部分。但在这其中，学校显然无法设计自身与政府的关系，这也不应是学校的职责，而大学和社会的关系也应由政府和高校共同协商。只有第三点才是学校单独能够完成的。”王树国说，换言之，政府在大学章程的制定过程中，既需要明确自身地位，也应明确自身责任。

王树国表示，近些年高校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其根本原因便是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没有理清。“我们当然不能否认涉事者的过错，但我们更应反思，现行制度中有没有滋生不良的土壤。至少在现阶段，我们还有太多的制度不规范。”

回到大学章程的问题，王树国表示，虽然目前很多学校都在进行章程编制工作，但这其中有多少是真心在做，有多少又在按照规律办事，这是值得思考的。“如果我们最后的章程不伦不类，甚至千校一面，这将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计划性”高教须调整

近两年，在高校的招生、基建，乃至师德师风环节，不断爆出违法腐败等行为。对此，王树国表示，我们同样需要透过表面，看到其中的深层体制机制矛盾。

“举个简单例子，”王树国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国内经济极不发达，老百姓购买物品大多需要凭票购买。当时，在票据方面的违法腐败事件也时有发生，但在解决问题时，小平同志并没有将焦点停留在“查缺补漏”的表面现象，而是敏锐地察觉到这些现象背后隐藏的“社会资源严重不足”的深层次矛盾，果断提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时间，社会物品极大丰富，票据问题不复存在。

“我们为什么不能学学小平同志，抓主要矛盾呢？”王树国问道。

他表示，包括相当一部分高教问题的出现，其根源是优质教育资源过少造成的。“如果中国有100个清华，100个北大，老百姓还用为择校而苦恼吗？因择校而产生的招生腐败又从何谈起呢？”因此，教育改革的当务之急，不是“补补丁”，而是思考如何建立一套灵活机制，把生产力充分调动起来，创造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

“应该说，目前教育界的计划经济色彩太浓，高校需要一定的自主权，是为了让学生有更多选择，让学校有更多选择。”王树国表示，目前高校的专业设置乃至各专业的招生数量与社会需求脱节，学生的选择权受限制。这种政府把持主导权的做法，一方面会导致高校与市场的脱钩；另一方面，也使得高等教育对政府产生依赖感。“越这样规划，学生对政府的依赖性越强：我是按政府的规划报考学校和选择专业的，如今我找不到工作，政府为什么不管我了呢？”

如果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的是变革现有计划体制，将决定权交给学校，将选择权交给学生。“新体制下，学校办不好，学生找不到工作，学校自然承担责任。学生一旦不选择某所学校，该学校要么调整政策，主动适应市场，要么被市场淘汰。而无论哪种结果，都比目前这种学校按政府规划办事，与市场完全脱钩，学生就业质量与自身生存毫无关系的现状好得多。”

王树国表示，从某些角度说，高校的人才培养类似于工厂生产产品，产品好用与否，用户反馈的优劣，必须与企业的生死存亡紧密联系。“在现行体制下，我们只求将产品‘卖’出去，至于我们的‘产品’是物尽其用，还是成为摆设，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这种现象必须得到扭转。”

动力在上，需求在下

采访中，王树国丝毫不掩饰对高等教育全面改革的急切期盼。

“这两年，以慕课为代表的新型教育形式已经对全球高等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对国内高等教育更是如此。在信息时代，高教资源再不是一校独有的。你的课讲不好，学生自会借助网络寻找更好的教育资源。我甚至担心有一天，自己的孩子不上我们的学校了，到那时，我们的高等教育该怎么办？”他说。

事实上，这样的担心远不是王树国独有的。北大原校长周其凤在其离职演讲中也曾表示，慕课对于北大而言“也许关系到存亡的问题”。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更是坦陈，这场变革犹如一场海啸。

“如果我们还不反思现行的教育改革，我们很可能陷入危机。”王树国坦言，以前我们实行的“单兵突进”式的改革，往往都是亡羊补牢，无法抓到更深层问题、解决主要矛盾，因此需要进行全面改革。但这种全面的改革一定要是自上而下的，即“操盘手”一定要来自国家层面。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自上而下’，并不是说改革的原动力来自领导的主观意志。事实上，全面改革的切入点一定是社会底层需求。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央已经有了全盘打算。”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针对教育综合改革，并没有宏大的口号，而是直接切入招生改革。对此，有些人觉得有些“不解渴”，但王树国却不这么看。“以招生为切入点推进教育改革，这恰恰体现了国家对于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刻理解，也足见国家对于高教改革的决心。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还将看到更多的后续措施。”

“没有人愿意拿刀割自己的肉，企业改制如此，高教改革更是如此。没有中央的强力执行，高等教育的全面改革将寸步难行。”王树国说，目前在高等教育领域，推动改革的民意基础已经足够，我们须要坐下来认真思考，如何通盘考虑，下好这盘关乎中国未来前途与命运的“大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