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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应成为创新起源地
发布时间:2010-06-13    文章录入:    点击:[]

来源:光明日报 2010-06-09

6月6日,作为哈尔滨工业大学90年校庆活动之一的世界著名大学校长论坛,在哈尔滨华旗饭店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国内外101所著名大学的校长齐聚一堂,共话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未来。这是一场思想的盛宴,更是一次智慧的交锋,每一次观点的碰撞都留下了令人沉思的话题。本报特摘录刊发论坛的精彩发言,与读者共享。

创新是大学的基础

白圣基 韩国浦项工业大学校长

在全球范围内,我们都面临着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在这一进程中,大学应该成为创新的起源地。

如何才能真正迎接挑战?我认为必须要做两个重大改变:

首先,必须去除学科方面的界限。比如一些传统的学院界限一定要打破,大力推广跨学科交流,使高校有一个跨学科交流的氛围。

第二,打破区域和国家的界限。有许多专家都在从事着相同领域的研究,只因地域不同,很少沟通,我们应该让他们有更多交流的机会。只有科学技术的研究打破这些界限,大学才能实现真正的全球化,真正的进行创新。

对于学校来说,如何创建一个好的氛围呢?韩国浦项工业大学创建了一个创新平台,这样的创新平台支持了大量的项目,并且激励了企业参与创新研究。

维克多·季多维奇·特罗西莫夫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副校长

大学的科学发展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以不断推动经济的创新和社会现代化的发展。科学发展是大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我们国家有一个现代化技术发展总统委员会,同时有一个政府委员会,都在总理的带领下开展工作。科学和高科技发展这样的话题总是会出现在联邦委员会上,包括俄罗斯的联邦政府也在不断讨论科技创新的话题。

科学创新是大学的基础。这个话题在中国也广受关注。高等教育毫无疑问在这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是关键性的角色。大学在科学发展中是很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的助推器。

我想引用《论语》中孔子的一句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希望我们的大学,和世界上所有的大学,都能开展更多的创新项目,为全世界各个领域提供更多的服务。

王树国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

在中国,大学制度的创新问题已经引起越来越多业内人士的关注。现在实行的是校长负责制,我主张可以尝试建立董事会现代化大学的体制机制,推进产学研的结合。

目前,中央政府和地区的政府制定了很多规则来监管、管理大学,有些问题大学校长自己无法拍板,必须要向中央政府或者地区政府申请做一个决策。所以大学的校长有时候是无能为力的,很难更好地发挥校长的工作职能,这是很大的问题。根据管办分离的计划,大多数的大学,可以与政府有一些分离,大学校长就可以扮演他应该扮演的角色。也就是说,政府的角色是给大学以支持,剩下的具体情况由校长决定。因为校长是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他们非常了解情况,包括校长领导的教授,也非常了解高等教育。他们知道如何建立学科、如何给一个学科命名,包括如何将不同的学科组合起来。

但是,假设现在我想做一件事情,比如我需要将不同的学科分离开,或组合起来,就必须要获得政府的许可。如果政府拒绝,大学校长就无能为力了,这是现有体系的问题。但是根据管办分离的新体制,在接下来的10年里,中国大学的校长将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去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井上明久 日本东北大学校长

我在2006年11月份成为日本东北大学的校长,从那时起我制定了一些行动计划,勾勒出学校的发展战略和策略。我希望在任期之内,通过这些策略执行,使得日本东北大学成为全球顶尖的大学之一。这个行动计划我们称为“2007计划”。这个行动计划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创新,自实施以来,东北大学实现了稳定的进展。

我们组织尖端的、前沿的科学研究,同时也获得了一些大规模竞争性研究资金的资助。在这些资金的资助下,研究的项目可以给年轻人带来很好的机会。在原子和分子方面打开新的研究疆界,将物理、化学、材料、微电子、信息学精密工程和精密机械工程五个学科整合成立了先进材料研究中心,邀请了来自北美、欧洲、亚洲的一些重点大学顶尖的研究人员。

日本东北大学在国际层面旨在培养一些国际方面有竞争力的青年人,吸纳他们到我们的全球COE项目中,使他们得到锻炼。东北大学在招收国际、海外留学生方面享有悠久的历史,我们有一些非常有名的中国学者和研究人员,例如鲁迅、陈健东和苏步青,其实他们之前已经在仙台留下了他们的留学足迹。

我们现在正全力以赴做好准备,启动一些用英文授课的本科学位的项目。这些项目涵盖工程、自然科学以及应用海洋科学,通过英文的教学,会极大地提高英文教学课程和相应的硕士学位的授予,为日本东北大学的学生提供更多海外学习的机会。

休·布莱迪 爱尔兰都柏林大学校长

爱尔兰拥有世界上80%的电子信息通讯和医疗器械公司。5到10年前,这些都是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公司,但是现在很多公司都在不断地开发,他们有实力雄厚的研发队伍。我们可以看到,全球金融危机令很多的国家受到重创,但是在高新科技方面,爱尔兰的发展却相当稳健。

在过去一年半多的时间里,我们越来越关注创新,关注如何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商品。圣三一大学和都柏林大学都是爱尔兰非常著名的大学,我们既是竞争对手,也有很多合作。企业发展过程当中,我们为企业提供一些支持。我们相信,通过研究型的大学,可以为全国性创新能力的提升作出贡献。

在人才培养上,我们希望学生能够兼收并蓄,掌握跨学科领域的知识。如何把学术性的东西和产业研究相互联系起来,这是一个挑战。我们会为理工科学生在课程里加入人文学科的内容,同时也会给他们悉心传授包括商科的一些知识。我们也经常让不同专业的学生进行相关的交流,如果一个专业的学生去挑战其他专业的学生,这过程本身就是非常创新的过程。我们也与其他大学合作共同培养人才,两校的博士生可以共用我们的实验室。在纳米技术方面,可以得到我们学校的博士学位,同时也可以获得合作大学的博士学位。

合作中谋求发展

弗雷德里克·赫尔曼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校长

我们可能与几百所大学签署了合作协议,问题是签署协议之后应该何去何从?除了有一个大学校长方面的探讨之外,如何来提高机构研究人员和师生的研究经验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制定的框架计划。

第一、战略合作伙伴的一致性。如果你的合作方与你从根本层面有很大的差别,包括关注点和价值观有差别的话,就没有理由合作了。

我们制定了一些高的标准。我们是研究型大学,希望我们的合作伙伴也是这样的大学;希望合作伙伴在战略导向上与我们有很好的一致性。当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高质量。我们22个合作方都来自全球顶尖的50所大学。不是研究密集型大学,就不会是很好的合作伙伴。希望合作方在我们有优势的领域也有非常好的研究实力,我们必须要基于优势展开工作。

第二、深度和广度。找到了战略一致性的合作伙伴后,要引进一些机制,要刻意地不断地去寻求合作深度和广度的扩张,而不仅仅是关注学生的交流。合作伙伴关系要开花结果,就必须要在深度和广度方面双管齐下。

首先必须设立目标:要启动多少研究项目、要有多少联合出版物、有多少学生交换、在什么样的时间之内实现交换,这些都要进行讨论。除了设立目标之外,我们会花一些时间制定一些机制,通过这些机制和系统的建立帮助我们实现目标。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就是国际研究研讨班。我们也致力于建立研究中心。我们的活动涉及到跨境的范畴,涵盖到不同的领域。这些研究项目也是合作伙伴关系关键的一点。最后就是学生的体验,这是很重要的内容。从我们来看,如果单单进行学生的交流和交换,而没有研究的知识,那是没有意义的。最优化的研究交流,必须要有很好的研究交流和合作伙伴关系。这样,某一方的教职员工如果对另一方的教研活动很感兴趣,这会是很好的动力,会进一步推动学生方面的交流。

第三、持续的投入。建立高校合作伙伴关系,必须要持续的投入。要投入资金、投入精力来推动合作计划的进展。

投入意味着如果你有棘手的问题要处理,例如对于大学校长来说,如何找到资金?就可以通过国际的研究项目筹集一些资金。我们会继续投入搭建这样的研讨会平台,进一步提高我们研究的数量和质量。除此之外,我们也会利用“校友团”开展一些活动。举一个例子,我们在新加坡和南洋理工建立了合作中心,在这个中心的建立过程中,我们的校友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一旦我们开始有投入,我们自己和合作伙伴会联系政府,看看是否能够获得政府的支持。我们持续的投入资金,通过校友的帮助、企业的合作、政府的支持,我们要做的工作就会慢慢成为一种主流的、可持续的工作,而不是短期的风尚了。

郑振耀 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

我们在中国大陆有很多合作伙伴,和我们合作的内地大学有很多优势,比如说他们在学科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大学资源非常充足,有非常出色的学生,而且研究的基础设施非常扎实。对于香港来说,我们也有自己的优势,我们是国际化的中心,也是中西合璧的很好的例子,非常关注素质教育,整个学校的治理系统也非常好。

我们希望能够和中国大陆最顶尖的大学合作,校长带头建立了一个学术交流机构和大陆的学校展开合作。我们得到了政府一些额外的支持。我们采用了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法来和中国大陆的学校进行合作,也获得了大学“大陆学术交流基金”的支持。我们会让教授们参加一些学术性的交流,也会和其他的学院、实验室、研究中心共同合作。中国大陆的863项目和其他项目,我们也积极参与其中。

我们有专门的中国联络办事处,和中国大陆包括和台湾的学校合作。我们会安排组织一些信息交流,和一些研究学院进行合作,建立一些暑期的课程,也会召开一些定期的研讨会。如果有大陆高校想和国外的学校合作,也可以通过香港学校。

过去我们和大陆的很多高校签订了合作谅解备忘录,除了教职员工进行合作,还有其他的合作,包括学生、学术、论文、研讨等方面。研究学院的实验室也进行了合作,比如与中山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在医疗方面的合作。以前是单个的研究人员合作,现在已经改变为一个机构和学校的合作,从个人的层面上升到了大学的层面。我们建立了很多的联合中心,没有联合的话,很多工作就没有办法去做。

陈添顺 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务长

整个世界现在越来越连通了,而且多元化了,我们和全球其他著名的大学进行合作。比如,我们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有很多的合作项目,我们也希望在本科的层面与北卡罗莱那大学合作,学生有两年在我们大学学习,另外两年可以到美国大学学习,可以拿到两个大学毕业证书。

全球化的核心政策就是希望将全球的学生引进来。我们学校大概有20%的本科学生是留学生,70%的研究生是留学生,主要来自亚洲地区。教授中一半都是国际教授,教职员和学生来自全球100个国家,也有一些学生每年会花一学期参与到交流项目中。除了“引进来”,也会“走出去”。我们还有一些延续双学位的计划和课程,可能两年在国内,两年在海外。除了将1200名学生从外部“引进来”,也会将1300名学生每个学期“送出去”。这些交流生也占20%到30%的比例,这些学生有非常好的经验。我们现在已经搭建了框架和结构,但是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真正的挑战不仅仅是你要成功搭建框架和结构,而是你将如何改变心态。

卡罗·纳尔迪 意大利都灵理工大学副校长

都灵理工国际化战略的关注点就是创建一个强大的合作伙伴关系。我们希望可以与中国建立很好的合作伙伴关系。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能够完全理解中国教育系统,找到一些重点大学成为都灵理工大学的合作伙伴。对于这些合作伙伴,我们会有一个框架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教职员工和学生的互相交换,包括研究项目的推广以及机制合作。

我们和西安交大、哈工大、天津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都有合作。我们希望可以建立一个八国集团高校的合作,因为政治上有“八国合作”。中国和意大利之间的合作越来越深入,我们之间交流的学生数量也在不断的上升。截至2010年,国外的学生在我校已经逼近4000人,全球105个国家的学生来到我们的大学,其中亚洲的大学占了26%。在亚洲的留学生当中,中国占77%。

我们除了和中国的大学有合作,和中学也有合作,我们和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签署了合作协议。

国际背景下的大学责任

陈添顺

新加坡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大学在整个国家的变革过程当中扮演主导的角色。新加坡国立大学共有35000名学生,其中有25000名本科生。全球化过程中有很多变化,这些变化对大学、对大学的体系产生了深刻影响。大学很重要的职责,是如何确保我们的学生在全球范围内保持竞争能力。要培养这样的竞争能力,不是到国外学习一下,或者了解国外的情况就可以了。

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我们制定了详细的发展战略。首先是要加强我们的品牌。这不是指全球的排名,而是要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大学代表什么,要让其他人能够了解我们,尊重我们的品牌。对此,我们必须创新教学,非常严谨地对待我们教授的课程。为了让学生更加有效地学习,除基本和严谨的学术课程之外,还要让学生了解生活方面的具体实战技能。学校的课程设置当中,越来越多地增加了一些基本技能,比如沟通交流能力,它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同时,我们必须在教育体系当中保持灵活性。我们是国立大学,很多课程不可能适合所有的学生,因此我们为不同的学生提供差异化的课程。

我们希望学生们可以了解更多不同的学科,这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因此我们和全球其他著名的大学进行合作。

维克多·季多维奇·特罗西莫夫

大学为我们培养出了大批专业的人才,可以满足社会的需求。高等教育中最新的科学进展和教育成果,可以满足整个国家的经济进步。俄罗斯的教育系统正在改革之中,这个教育改革是非常重要的,它会影响到科学和大学未来的发展。我们正在与一些高等教育机构合作,俄罗斯有关的政府和州对此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与此同时,我们还根据《联邦法》给予两所大学一个特别的地位,比如非常有名的圣彼得堡大学,这就意味着我们无论是在研发方面,还是学术权利和学术自由方面都有了更大的自主权。但这也意味着我们要对国家、对社会和对下属的中学承担一定的责任。

莫斯科国立大学制定了一个未来10年发展计划,希望2020年前在全国性的教育和技术方面都可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也希望能够借助我们的知识和研发力量,推动科技、经济、信息技术、太空技术、人类科学的发展。我们也希望俄罗斯和中国有更多的合作。

休·布莱迪 爱尔兰都柏林大学校长

我想将爱尔兰作为一个案例研究的对象,去谈一下研究型大学在社会发展中的角色。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有关美国经济刺激计划的发言中指出,我们的大学和实验室要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如何带领经济实现复苏,大学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其实,我们投资建设一些公共研究型的大学,它的效用是不言而喻的。

在经济危机背景下,各所大学都在发挥他们各自的优势。但大学是否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推动创新能力的进一步发展?爱尔兰的例子可能对其他国家有借鉴作用。首先,20世纪90年代末期,我们成立一个政府委员会,或者叫技术远见实践小组,来评估大学对于经济发展的角色和贡献。其次,美国大西洋慈善组织被引进到爱尔兰政府,它投资数千万欧元,去开发研究型的技术架构。爱尔兰政府也支持这个投资。在这个背景下,爱尔兰很快在国际层面展开研究,也获得了一定的资助。目前,爱尔兰50%的博士生都是我们与圣三一大学培养的,我们希望通过教学和研究过程,推动社会的主流产业,并在企业发展过程当中,为他们提供一些支持。

白圣基

在国际化的大背景下,我们面临着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在这一进程中,大学应当承担起解决问题的重要角色。学术界也面临着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挑战,不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唯一的方案就是通过科学和技术的创新来实现。浦项工业大学希望在全球范围内扮演一个科技方面的领导者,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提升教育和研发的能力。浦项工业大学现已获得韩国政府的批准,建立了一个生物集群,这是浦项工业大学的一个核心。通过推动生物集群的搭建,可以为韩国工业的发展创造一个很好的引擎。

我认为,大学要重新界定自身的角色,并且确保它的角色超越出教育的疆界。研究型大学很重要,包括哈工大这样的大学,要在推广和创新、建立全球网络方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通过创新可以帮助我们摆脱疆域的限制,实现真正的全球化。未来是属于有创意的人,让我们携手创建更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