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竞编译自《Higher Education》，Vol. 43, No. 3, pp391-408, April 2002
澳大利亚在90年代初就已开始建立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经过十几年的不断完善，她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已经从当初作为一种管理手段发展成为一种市场化（marketing）的策略。这种政策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90年代前半期："质量保障"被作为一种管理手段
质量保障政策在澳大利亚的出现来自于全球以及国内诸多因素的影响。80年代以来，全球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意识各方面的转变为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背景。许多超国家组织，比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世界银行，都对质量保障政策在全球范围的推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些组织非常重视教育在重建各国经济中的关键性作用。确切地说，80年代以来，全球呈现如下发展趋势：（1）在各国公共开支日渐缩减的同时高等教育由精英主义向大众化发展；（2）各国纷纷调整政府与大学间的权利关系以提高对高等教育的中央集权化控制；（3）思想意识方面朝新右翼方向的转变。这种新右翼的意识形态会导致高等教育不断向私有化和公司化发展。"市场"和"顾客"是这种新右翼思想意识关注的中心，政府、工商业和学生被看作是大学教学、研究和社区服务的主要服务对象，即消费大学各类产品的顾客。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的建立也源于国内一些因素的影响。首先，70年代以来，联邦政府由于承担着对高等教育资助的全部责任，所以它在制定高教政策方面的权力很大，联邦政府不断地使用一种"胡萝卜加大棒"的财政手段强行制定各种教育政策。直到90年代，联邦政府的部长们一直都在制定政策（包括关于质量保障）方面具有很大的权限（proactive）。其次，90年代时各高等院校对政府这种干预行为的反应日益激烈。考虑到长期以来澳大利亚的大学从政府的直接控制中得到的相对自治权，所以需要一种看上去比较"柔和"的方式来提高大学对政府应承担的责任（accountability）。最后，教育部长Dawkins早在80年代后期就曾预示：各大学并不认为将那种与资助挂钩的"定量的业绩指标"（quantitative performance indicators）作为促进大学承担责任的手段令人信服。1991年Dawkins转任财政部长后，业绩指标计划也就随之取消了，同时业绩指标专门研究小组也对这种测评的正确性和可信度提出了质疑。
这样，政府的决策部门便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要想办法提高大学在财政上承担责任以服务于国家利益，另一方面又要避免使大学过度地疏远政府，遭受那种强烈的批评，重蹈英国之覆辙。正是在这种全球化趋势及国内形势的压力之下，质量保障政策应运而生，为实现一种不太直接却更为有效的控制提供了一种新的可供选择的机制。90年代初期联邦教育部长Baldwin提出了《90年代的高等教育：质量和多样化》政策报告，从而建立了澳大利亚第一个质量保障政策（拟在1991~1995年推广实施），这段时间内的质量保障政策主要是作为对大学内部管理进行改革的一种手段。高等教育委员会对部长提出的这份政策文本进行完善之后，遂由高等教育质量委员会负责在1993~1995年间实施该政策。"质量保障"和"业绩指标"都可以看作是一种"远距离调控"（steering at a distance）的管理方式，但在质量保障机制中，政府与大学间的距离更大于二者在业绩指标中的距离。原因主要在于，质量保障是由学术同仁的主观判断来掌握的，这种方式比起官僚人士的数字纷争更受学术界人士的尊敬与欢迎。
质量保障政策文本由政府、"缓冲"机构（即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委员会）和各大学三方共同参与制定。首先是教育部长Baldwin在《90年代的高等教育：质量与多样性》中提出了最初框架；然后，Baldwin部长将其转交给高等教育委员会（HEC）进一步审定，并对政策细节进行明确而详尽地陈述。该政策有两个主要特点：（1）国家质量保障机构（即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委员会）将独立于政府。（2）委员会中高教界代表居多数。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委员会属于政策制定的中层机构，该委员会以一种有限的方式对部长和高等教育委员会提出的政策文本加以修改，该委员会受到来自大学方面的压力，对排名榜的格式进行了修改，向大学提供了一些用于评估的具体标准，以及评估后的一些详细报告。有关得出评判结果的细节一般不向公众发布，不过该委员会在对大学质量评判过程中比较重视高教界同仁的评论，而不重视那些定量的指标。该委员会在1993~1995年间，每年将760万美元作为体现质量优异的奖金不同程度地加以发放。委员会对大学的评估不针对各大学自身的发展目标，而是限制在国家优先发展的框架之内。大学在质量保障政策的制定方面居于最低层。各大学结合自身实际每一年（1993~1995年间）对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委员会提出的政策文本加以改善，每年就本校的质量保障提出一项实施细则作为自我评估的依据。大学首先进行自我评估；然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委员会去各大学对质量保障细则中所作承诺的真实性进行核查；最后由高水平（meta-level）的高教界同仁对其做出定性的评判（qualitative judgments）。该计划完全是自愿的，不过，由于高排名可以带来金钱和地位，所以36所公立大学全部参加了该项计划。
90年代前期的质量保障政策，提高了政府对大学的控制力，这项政策方便了中央政府对大学的宏观管理，也方便了大学内部高级管理者对学术基层人员的微观管理，此项政策可以看作是一种"远距离调控"机制，尤其可以看作是自上而下对高等教育部门和各大学的结构和运作进行改革的一种管理策略。参与该政策制定的各级机构对该政策的实施效果评价不一。大学对政策效果的评价最消极而且表现出最多的批评。虽然该政策实施后，大学的教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能力均有所提高，但大学间的激烈竞争也促使大学之间产生了分化，造成了对大学的等级划分，传统大学一般地位最高，而以前的学院（former colleges）（1988年获得大学地位）则最低。大学方面的有关人士也担心这种政策会减少大学确立自身发展方向时的自治权，进而影响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发展。
二、90年代后期：质量保障政策举步维艰
1993~1995年的质量评估接近结束时，高等教育委员会提出了又一项报告，对澳大利亚90年代后期的质量保障政策未来发展方向做了建议。但是工党政府还没来得及实施任何新的质量保障计划，便在1996年被联合政府所取代。新任教育部长虽然在第一个政府预算报告中表示继续加强"质量"动力，可实际上后来质量保障几乎完全又被归为一种对定量的业绩指标的考核。接着在1998年，负责实施质量保障计划的高等教育委员会被解散了，因此更多的权利都移交给就业、教育、培训与青年事务部（the Department of Employment, Education, Training and Youth Affairs,简称DEETYA）和教育部长。因此，大学所应承担的责任逐渐地从一种官方的角度，而不是从学术的角度来制定，对"质量"的那种更灵活的界定与构想面临着有可能从此消失的危险。总的来说，90年代后期，质量保障政策与其它责任承担（accountability）机制糅合在了一起，联邦政府与各高校每年都要对那些公众不易看见的责任承担机制进行商讨。由于那种通过高教界学术同仁的参与进行评定的质量保障模式的结束，以及高等教育委员会（大多数成员来自大学）的解散，政府对大学的调控就变得更直接了，政府通过使用大量的资助手段任意对大学进行管制。政府与大学间的"缓冲器"消失了，由就业、教育、培训与青年事务部（DEETYA）直接对大学进行控制。
三、进入21世纪：质量保障政策发展成为一种市场化的策略
1999年12月，来自荷兰、新西兰的质量保障政策专家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官员聚集在堪培拉共同探讨质量保障政策的发展。新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计划在2001年实施。该政策在许多方面都以90年代前期的政策为基础，不过在有些方面也有一些重要的变化，比如州政府的参与。实际上，州政府一直都有对教育立宪的责任，但是70年代时，由于联邦政府承担了高等教育的全部资助，所以州政府就放弃了在高等教育上的重要决策权。在考虑对新建大学认证的问题时，州政府才开始涉入质量保障政策的制定。参与政策制定的另一方是副校长委员会和一些高等学术性团体。新政策建议成立澳大利亚大学质量保障机构（AUQA），它是一个独立机构，代表中有1/3来自联邦政府，1/3来自州政府，1/3来自大学；部长宣布大学代表中只有两名来自自我认证的大学，第三名来自其他的高等教育提供者（因为随着高等教育的全球化发展，会出现一些非传统的或海外的高等教育提供者）。此时的澳大利亚大学质量保障机构（AUQA）的职责与以前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委员会相似，即对大学自身评估中的承诺进行核实。大学质量保障机构（AUQA）将任命一个由政策制定各方广泛参与的专家小组对大学进行评估。该机构每五年对大学进行一次审查，并提供一些关于大学质量保障的报告，对各州进行认证时所采取的程序进行介绍，还汇报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与其它国家的比较情况。该机构一旦发现某大学存在问题，即责令其提出改进计划，如果限期没有改进，政府就会收回对该大学的资助。部长还在新的政策报告中强调，"质量保障"是一种全球化趋势，澳大利亚应该在国际上提高其教育的可信度，从而使本国的高等教育走向世界，吸引更多的海外生源。
澳大利亚的质量保障政策是一个运用"远距离调控"机制对高等教育进行控制的杰出的例子。在这种新的机制中，政府不是通过法律条文、禁令和规章来对大学进行管制，而是突出了大学自治（比如大学的自我评估）和大学自身的责任。需要强调的是，"远距离调控"并不意味着政府控制的减弱，它只是控制形式变得更加隐蔽了。这种机制中包含着一些同时发生的却相互矛盾的变化：一方面解除政府管制，将权利下放，另一方面呈现出政府干预和不断的中央集权化。它实际上是在过程中采取了解除管制的手段，在结果上却实现了集权化的愿望。进入21世纪以来，政府在质量保障政策中仍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大学的质量保障政策既是全球化的结果，同时也有助于自身的全球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