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大学的发展历程、教育理念及其启示
来源：新华文摘 2011年第4期
较之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等欧洲国家，德国大学的创办至少要落后200年。然而，德国却后来居上，成为最早实现大学现代化的国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大学已处于鼎盛时期，位居世界高等教育的巅峰。据统计，当时42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中，德国学者14人，法国和英国分别为10人和5人，美国仅2人。值得注意的是，14名德国获奖者全部是大学教授，其中有8人来自柏林大学，可谓名家辈出，群星灿烂。黑格尔、普朗克、爱因斯坦、薛定谔、玻恩、马克思、恩格斯等都曾在柏林大学工作或求学。没有洪堡大学（柏林大学的另一称谓）就没有光辉灿烂的德意志文明。纵观柏林大学的发展历程，不可否认，正是洪堡、费希特、施莱尔马赫等人先进的教育理念成就了柏林大学，成就了德国高等教育的辉煌，甚至引领了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
一、柏林大学的发展历程
直至18世纪，尽管德意志区域内已有各内大学60余所，但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德意志的大学教育仍相对落后。不过，人文主义运动的广泛兴起、宗教改革的普遍展开和现代大学的萌芽，为德国大学迈入现代化奠定了必要的社会基础。18世纪德国的大学改革运动，也为柏林大学的建立提供了富有时代感的现代理念和制度雏形。
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法两国都建立了稳固的资产阶级政权，德国却仍未摆脱政治分裂、经济落后的封建政权割据局面。1806年普鲁士在普法战争中失败，被迫与法国签订了《梯尔西特合约》，把易北河以西的大片领土割让给了法国，拿破仑还关闭了耶拿大学和哈勒大学。1810年10月，普鲁士教育大臣、德国著名人文主义学者、教育改革家威廉·冯·洪堡创办柏林大学（最初名为柏林弗里特里希·威廉大学）。初创的柏林大学设有法律、医学、哲学和神学4个传统学院，聘有3名神学教授、3名法学教授、6名医学教授和12名哲学教授，招收了256名学生。哲学院的黑格尔、法学院的萨维尼、古典语言学家奥古斯特·柏克、医学院的胡费兰及农学家特尔，象征了当时柏林大学各学院的精神。
柏林大学延续了德国大学改革运动中哈勒大学和哥延根大学开创的新教育模式，并将其发扬光大。1817年4月26日，主要由施莱尔马赫负责起草的《大学章程》作为“永久章程”得到了国王的批准。《大学章程》为柏林大学的半学奠定了基本框架，其主要内容包括：
（1）学院制。大学由学院构成，即从中世纪大学沿袭下来的神学、法学、医学和哲学四个学院，各个学院地位平等。
（2）教师等机制。教师由正教授、副教授和助教构成，保留了传统的由正教授、副教授和助教所构成的三级结构模式。
（3）教授会制。教授会成员为全体正教授，大学内的所有事务皆由教授会决定。教授会享有很大权力，比如，校长的遴选、教授的选聘等。大学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由15人组成的“评议会”，部长的行政和财政代表被邀请出席所有评议会，而且可以带秘书。这种局面体现了政府的强大影响力。
（4）讲座制。按学科和专业设置若干讲座，由正教授全权主持各个讲座。正教授是教授会的当然成员，作为讲座教授享有很大特权。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组织，即大学由学院构成，学院由若干讲座构成。正教授全权负责讲座内的一切事务。
（5）利益商谈制。讲座教授与政府官员之间通过“讨价还价”即利益交涉确定讲座教授的待遇。每位正教授需要直接与州政府而不是与大学方面交涉，定期就财政和物质方面的条件和待遇进行协商。
以上五个方面构成了柏林大学的组织结构和权力结构。《大学章程》为柏林大学奠定了法律基础和组织结构框架，并且规范了其运行机制。正如有学者所评论的，“柏林大学的建立不只是增加了一所大学而已，而是创造了一种体现大学教育的新概念。”
1818年，德国著名的古典哲学家、古典唯心主义集大成者G·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硬要从海德堡大学来到柏林大学任哲学系主任，并与1830年出任柏林大学校长。在他的影响下，德国各派哲学家汇集于柏林，使其迅速发展为德国和欧洲的哲学中心。1840年，柏林大学招生人数达1750名，成为德国最大的高等学府，并以教学、科研和现代课程设置著称于世。
在19世纪中期大学改革浪潮的影响下，柏林大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部分薄弱学科得到了加强，其中自然科学的成就异常突出。柏林大学在医学方面虽然早有成就，自然科学研究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直到19世纪40年代，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1848年后，在威廉·冯·洪堡的弟弟、著名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的推动下，一直重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柏林大学出现了研究自然科学的高潮，并聚集了一批杰出的自然科学人才，如化学家霍夫曼、物理学家赫尔姆霍尔茨、被誉为“数学界三星”的库梅尔、克罗内克、魏埃施特拉斯等。在柏林大学工作长达25年之久的约翰纳斯·米勒奠定了德国古典生理学的基础，从而使生理学从医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创立量子论的马克斯·普朗克、证明X射线波动性的马克斯·冯·劳厄、著名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等著名科学家的成就都离不开柏林大学的学术环境。
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制度使柏林大学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之一，其办学经验成为欧洲乃至世界各国大学效仿的对象，柏林大学也因此获得了“现代大学之母”的美誉。柏林大学吸引了世界各国的大学生和青年科学家前来求学和深造，柏林也因此成为当时欧洲乃至世界的科学文化中心。从1814年第一批4名美国学生赴德学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约有10000名美国青年和学者到德国大学学习，仅柏林大学接纳的美国学生就超过了5000人。
20世纪初，德国逐渐法西斯化，柏林大学也随之变成了“第一帝国大学”。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德国也给柏林大学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1945年5月8日，随着希特勒战争的彻底失败，德国及其首都柏林被苏联和英、法、美分割占领，柏林大学也一分为二，成为柏林洪堡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两所独立的大学。德国统一后，两所“柏林大学”逐渐加强了相互之间的合作。2003年，两校医学院合并成立查理特柏林医学中心。2005年9月，柏林洪堡大学与柏林自由大学两校代表团联合访问北京大学，并与北大联合举办“柏林自由/洪堡大学日”活动。
二、柏林大学的教育理念
1、研究与教学相统一
柏林大学奉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为校训。诚如其校训所言，柏林大学不仅在科学研究方面硕果累累，奠定了其世界科学文化中心的地位，并且首开现代大学教育之先河，引领世界高等教育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柏林大学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就，与其践行的“研究与教学相统一”的原则息息相关。
柏林大学对科学的重视在其学院结构中有很好的体现。他保留了神学、法学、医学和哲学四个学院的模式，同时改变了各学院地位不平等的传统。哲学院不再属于“预备学院”的性质，而是享有与其他学院平等的地位，并取代了一直以来神学院占据的主导地位，立于大学学问的顶点，成为综合大学的核心。此外，学校的课程设置也足以反映哲学院的地位，如除包括人文和社会科学外，哲学部还设置了自然科学科目。
柏林大学重视科学知识的同时，也将科学探索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手段。研究与教学相统一的教育原则，既是一种教育理念，又是一种教育形式。柏林大学创办的习明纳教学模式作为这一教育理念的具体体现，不仅是“科学研究的养成所”，而且在柏林大学的人才培养乃至世界各国现代大学教育变革中功不可没。
研究与教学相统一是柏林大学教育思想的核心。正如伯蒂尔所言，它不只是一个方面而是四个方面的结合。不仅是研究和教学的结合，而且通过哲学把各种经验科学联合起来，把科学和普通教养统一起来，把科学和普通的启蒙结合起来。教育史学家鲍尔生称柏林大学为“专心致志于真正的科学研究与科学教育的机构的典型”的评价就是对它的最好诠释。
2、训练独立思考的理智和道德的自由
洪堡指出，大学兼有对科学的探究和个性与道德的修养双重任务。这里的修养是指一种道德和人格上的境界。洪堡从新人文主义出发，认为修养，或者说通识性的修养是个性全面发展的结果，是人作为人应有的素质，它与专门的能力和技艺无关。相反，任何专业性、实用性学习会使人偏离通向修养的正途。为此，洪堡提倡区分大学的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主张不过早分科，而是着眼于学生的心智成长，注重培养学生更广阔的知识视野，促进其各方面能力的培养与个性的完善。即大学不是对学生进行使用的职业教育，而是通过教育努力提高学生的修养。
从与柏林大学建校和发展有关的文献来看，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修养的含义：第一，人应该从自身进行自由、全面发展，尊重人的独立价值和自由发展。第二，修养的目标在于自身的发展而非外在的实用、功利性目标。正如洪堡所说，修养是人的“内在的成长”，不应服从于“外在的目标”，一切实用和专门的教育都有违修养的原则。第三，个人的发展也促成了整体利益的实现。个人素质的提高，从根本上是符合国家利益的。
修养不仅与理智和道德相关，而且是开发理智、养成道德的重要手段。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柏林大学不但着眼于学生的修养，而且重视教师的修养。柏林大学首任校长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一书中指出，学者“应当成为他的时代道德最好的人，他应当代表他的时代可能达到的道德发展的最高水平”。费希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他任柏林大学校长时，他的妻子作为护理伤员而传染热病，尽管夫人随时会死去，但他认为必须去大学为学生讲两个小时的课。最后，他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柏林大学教师的精神也深深地影响着他们对学生的教育。在柏林大学的影响下，19世纪德国的大学教育都致力于训练学生的独立思考的理智和道德的自由。
3、卓越的汇集
作为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一颗明星，柏林大学的辉煌与其汇集卓越的基础息息相关。洪堡筹备柏林大学时在致国王的信中写道：“我能够并且应该……以事实证明，这座好不容易办起来的大学已经在德国赢得了巨大的威信。到现在为止，受聘的人还没有一位拒绝；赖尔和萨维尼已经离开了很好的职位，并拒绝他们各自的政府提供帮助的一切建议。我认为现在不便聘请的一些学者都告诉我，他们将欣然前来。……根据雨果最近的来信，他可能也会来。……在蒂宾根的基尔马耶，多年来谢绝了差不多一切大学的邀请，最近还拒绝了哈勒大学，现在甚至在没有受到正式聘请的情况下，就已经愿意来柏林，他来的可能性最大。甚至就目前而论，……这所大学里边已经有的维尔德若、拉克普洛特、卡斯滕、路德费、赖尔、胡斐兰、费希特、特拉尔斯、埃特尔文、奥尔特斯曼、厄曼、沃尔夫、萨维尼等人，在各自的专业上都应该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了，这是任何其他大学都拿不出来的。”唯一令洪堡感到遗憾的是未能请到具有“数学家之王”称号的哥廷根大学教授高斯。然而，上述教授已足以使柏林大学与当时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学相媲美，“从来再没有一位德国的教育大臣或部长可以出示一张更可值得自豪的聘任表”。数十年间，柏林大学汇聚了一大批在人类文化史和科学史上成就卓著的学者，他们的共同努力不仅成就了柏林大学的辉煌，也让一代又一代卓越人才从这里走向世界。
20世纪中期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柏林洪堡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的改革再次诠释了柏林大学汇集卓越人才的教育理念，他们坚持国际化教育战略，通过引进优秀的国际师资和生源、加强与世界各国大学交流与合作等，实现自身卓越的目标。
在追求卓越的道路上，柏林自由大学也形成了一条颇具特色的发展之路。它利用主持达勒姆会议的条件，一直奉行“在高层次上寻求洞察力”的信条，促进高端知识的交流与人才的合作，给达勒姆会议和学校赢得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和国际尊严。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是柏林自由大学促进高级研究的制度性战略，将外籍教师人数比例从目前的每年20%提高到25%也是学校卓越计划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些举措不仅促进了学校教学和研究朝着多样化方向发展，扩大了学校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而且为本国学生加强国际交流创造了不可多得的学习环境。
4、教与学的自由
自由的理念由来已久，但自由与学术相结合的学术理念的提出，则是近代发展的结果。1670年，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提出了“哲学思想自由”的思想，认为人“根据最高的自由法则为其思想的主人”。19世纪，柏林大学创造性的将学术自由作为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基本原则，不仅促进了文化科学的进步，而且改变了古典大学的面貌，加速了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
洪堡认为：“高等学术机构是学术机构的顶峰……其全体人员（只要可能的话），就必须服膺于纯科学的观念。因此，在这一圈中，孤独和自由便成为支配性原则。”作为一种支配性原则，大学教育如何予以遵循呢？费希特主张，柏林这所大学以不听信不足够的理由为其学术自由的理想……以自由探索真理为办学主旨，并将学术自由分解为“教的自由”和“学的自由”。他认为，“教的自由”“学的自由”是教育的两个条件。至于为什么需要自由，施莱尔马赫的解释是：“大学的目的并不在于教给学生一些知识，而在于为其养成科学的精神，而这种科学精神无法靠强制，只能在自由中产生。”
按照洪堡的设想，大学生应自主地从事其科学思考，可以接受教师的指导，也可独立研修，甚至“听课尽可偶尔为之”。19世纪的柏林大学教育，没有教学大纲，也没有必修和选修之分，学生在学习上自由度很大。学校只规定最低限度的必修科目，学生可以自由选学其他各种课程，可以选择教师，可以任意转换学科专业，也可以随意转到别的大学去学习。也正是这种自由的氛围，使马克思有了大学二年级从波恩大学转到柏林大学学习的机会。柏林大学的学习，使马克思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丰富了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后来，他又转到耶拿大学学习，最后在耶拿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由此可以看出，洪堡的设想并非停留在大脑中或文字上，而转化成了柏林大学真实的教育状况。
三、柏林大学教育理念的启示
柏林大学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一座无与伦比的里程碑，他所焕发出来的光芒，照亮了世界高等教育的现代化的道路。柏林大学的辉煌是一个时代的辉煌，是德意志社会进步和世界现代文化科学发展相结合的产物。两次世界大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悲剧，更是德国社会文化的悲剧，柏林大学的遭遇是这场悲剧的一个缩影。柏林洪堡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的兴起，使柏林大学曾经创造的辉煌在新的时代又有了发扬光大的基础。研究柏林大学的教育理念及其在高等教育史上创造的奇迹，无疑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启示：（1）重视科研的教育意义，以科研促进教学；（2）改革道德教育，实现人与才的培养相统一；（3）追求卓越，汇聚英才；（4）给予教与学应有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