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教育报  2013-04-20

语录

“我与从前书房里的老先生其实是大有分别的：他们只须教学生把书读通，能够去应考试，取功名，此外没有他们的事儿；而我呢，却要使学生能做人，能做事，成为健全的公民。

有一种弊病，就是学生在校里，只知道读书……换一句说，便是偏重读书，忘了人生。

教育要为全社会而设计；教育决不能为挑选少数选手而设计，结果使这些选手光荣显要，站在众人的头顶上，伸出手来，收受众人的供养。

一切知识的根本就是道德，若不在德行上扎根，纵有知识，并无是处。

要做到个个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语文教学才算对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尽了分内的责任。

教任何功课，最终目的都在于达到不需要教，学生进入这一境界，能够自己去探索，自己去辨析，自己去历练，从而获得正确的知识和熟练的能力。

“言教”和“身教”，以“身教”为贵。“言教”并非独立的一回事，而是依附于“身教”的。”

生平

叶圣陶（一八九四——一九八八年），原名叶绍钧，字圣陶，江苏苏州人，著名作家、教育家、编辑家、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解放后，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教育部副部长。其间，撰写过十多本语文教育方面的论著，为语文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曾担任全国政协第一届至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以及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主席等重要职务。一九八八年二月十六日于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四岁。

北京，万寿路，叶圣陶之孙叶永和的寓所，布满两面墙的书架上，两个版本的《叶圣陶集》赫然在目。江苏教育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的《叶圣陶集》装帧华丽，2004年的再版版本则平实朴素。

原来，叶圣陶不喜文集外观华美，其子叶至善遵照父亲意愿，于《叶圣陶集》再版之时，特嘱托出版社采用简单设计，让普通读者买得起。身为文学家、出版家，叶圣陶生前所作所辑，也均以读者感受为先。

这个细节似乎在为这样一个事实做注脚：作为教育家的叶圣陶，终其一生，也在追寻着对受教育者人生的尊重，“教育的一切目的，就是使人人受到充实自己、发展自己的教育”，“成为一个个自由的人”。

谨守所志，为人生而教育

1912年3月，苏州言子庙小学来了一位个子矮小的新老师。这里的学生大则十几岁，小则七八岁，盯着只有18岁的叶圣陶窃窃私语，觉得这个小老师不像教员。

接下来的日子，学生发现此人与其他教员确有不同，他课堂上讲授的内容，此前闻所未闻。他给学生讲述鲁滨逊孤岛漂流的故事以释“独立”，讲美国总统林肯的故事以扬“民主”；讲武昌起义和辛亥革命，以引导学生关心国事。这背后，是叶圣陶一颗“从事教育以改革我同胞之心”。

出生于1894年的叶圣陶，一路见证着清廷的内忧外患、风雨飘摇。12岁那年，他拖着长辫子，告别私塾“子曰铺”，与他的同学、日后同样成为卓然大家的顾颉刚、颜文梁、吴湖帆等人一起，放下八股文，考进留日学者举办的“洋学堂”，一头扎进了新知识的世界。学校开设的修身、博物、历史、算学、英文、旅行等课程，让叶圣陶感到新奇不已，也让他开始关心国运，思考救国之路。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喜悦如狂”的叶圣陶发表了人生中第一篇论文《儿童之观念》，以呼唤尊重儿童价值为开端，与时代的风涛，密切地呼应起来。1912年，他从草桥中学毕业，心怀“立国之本、首在教育”的愿望，投入教师职业，以期实现以儿童为本位的“为人生”的教育理想。

然而，执教之初，这位理想主义者，如其日后创作的教育小说《倪焕之》的主人公一般，遭遇了现实的重创。

课堂上，他喜欢不拿教科书，“随心教去，如舟入大海，任其所之”，但这并不符合当时的教学规范。因为新教师的加入，旧教员被解雇，他们群居茶馆酒肆，飞短流长，兴风作浪；教育改革的观点无法被校长和同事接受，也让叶圣陶不满。最让他难以忍受的便是视学来巡，摆出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

叶圣陶在日记里写到，一次，省视学来校视察，转了几分钟就走了，脚都没站稳，什么都不看，怎能算是视察？县教育会要开办小学成绩展览会，各学校临时拼凑，纷纷作假。学校为了保护花草，禁止学生入园，学生不能亲近自然，即使没有一花一叶损坏，又有何用？

苦闷的叶圣陶在痛苦中撑到1914年，被学校以缩减班次为由排挤出门，只能以卖文为生。祸兮？福兮！1917年，他受同学吴宾若之邀，赴甪直镇吴县第五高小任教，走进了他的教育理想国。

在这所学校里，他与志同道合的同事，意气风发地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为人生而教育”的乡村教育改革实验。

叶圣陶自编了学生教材，在国文教材中将白话文、新文学作品和乡土教材引入课堂；为儿童“特设一种相当的境遇”，带领学生挥锄挖土，开垦农场；自掏腰包购买大量的中外名著以及《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创办了博览室和利群书店。他倡议学校建立音乐室和篆刻室，对学生实施“素质教育”；为学校造戏台，自编自导自演，每有新戏上演，镇上男男女女都赶来观看，比到乡下看草台戏还热闹。

1921年9月，叶圣陶因文学研究会的工作需要，同时应上海中国公学的邀请，前往上海。从此，叶圣陶告别甪直，但这段经历，使他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就此生根，教师情结就此深埋，直至1930年，叶圣陶在其他中小学，以及北大、复旦都担任过教师。此后，他虽不再把教师作为主要职业，但无论是从事文学创作还是编辑出版，都与教育密切相关，并撰写了大量关于教师的著述，用一生践行了初登教坛时的愿望——“愿谨守所志，直到永远”，被后人称为“永远的小学教师”。

语文教育立足滋润心灵

2010年，似乎一夜之间，民国国语教材《开明国语课本》成为出版热点，常常热卖断货。

时光回转，70多年前的叶圣陶正忙碌于打造教材这一教育改革之“武器”。

1923年，叶圣陶到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成为茅盾、巴金、丁玲等著名作家处女作的“助产婆”。1931年，他主持开明出版社，编辑出版《中学生》等一批影响深远的杂志。此间，他始终没有停止参与国文教材的编写。

叶圣陶认为：“教育改革的意识不能不从早唤起，改革的工具不能不从早预备。”他致力于教材编写，就是希望把教材作为教育改革的工具与武器。

鲁迅曾这样回忆自己的童年：“我们那时有什么可看呢，只要略有图画的本子，就要被塾师呵斥。我的小学同学因为专门读‘人之初、性本善’，读得要枯燥死了。”

“儿童的世界里，除了劝善教孝赏善罚恶的说教外，从没有适合儿童特点之读物”。叶圣陶决心改变这种现状，将儿童文学编入国文课本，使儿童乐于阅读，唤起其自我意识的觉醒。

1932年是叶圣陶集中创作《开明国语课本》的时段，那一年，他创作了400余篇课文，由丰子恺配画。这些课文中，约有一半为原创，另一半则为再创作，“没有一篇是现成的，抄来的”。他周旋于造书工厂的红墨水、蓝墨水、校样、复写纸中，一年里“未听到蝉鸣，未看到荷花”。

研究者认为，这一事业，高手不屑为之，功力不足者无能为之，在中国现在文化史、教育史上，唯有叶圣陶以名噪文坛的大作家之身亲历亲为。

此后，在经年的流离与战乱中，叶圣陶初衷不改，作风依旧，又陆续与夏丐尊、吕叔湘、朱自清等人共同编写出版了多套国文教材，对我国国文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沿用至今的语文教学体系，便由叶圣陶主持设计。

“语文”一名，始用于1949年。是年3月，叶圣陶携家人定居北平，8月，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叶圣陶主持草拟《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及《中学语文课程标准》，第一次使用“语文”作为学科名称，拟就了日后新中国一代又一代中小学生所学语文课本的总纲目。

此前，这门功课在小学为语体文，称为“国语”，在中学则大量采用文言文，称为“国文”。叶圣陶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便称呼这门课为“语文”。

这背后蕴含着这样一层含义，此学科“听”、“说”、“读”、“写”宜并重，强调了这门功课就是学习运用语言的本领。这是叶圣陶为语文课的功能和目的所作的最简洁的科学解释，也是他指导后来的语文教学的纲领性意见。

建国后，叶圣陶出任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一方面肩负全国教育改革的主要任务，一方面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领导中小学教材的改革和建设。

叶圣陶对教材建设的领导具体而微。“文革”前17年间，人教社出版的各种教材，初稿集合起来汗牛充栋，其中绝大部分经叶圣陶亲自审阅修改，语文教材更是一字一句甚至一个标点都凝结着他的心血。

对于选文，叶圣陶的标准是教师乐教，学生乐读，可滋润学生之心灵，“绝不宜问其文出自何人，流行何若，而唯以文质兼美为准”。入选课文中，朱德、郭沫若等人的诗文都曾被其修改。

叶圣陶的孙女、著名编辑叶小沫曾与当下的教材编写比较时说，前人遗泽给我们的启示，在于要遵循教育教学的规律，尊重学生，尊重常识。时下小学语文教科书存在不少问题，水平不高可以集思广益，良知不够则难以修补。

编写教材之余，叶圣陶对语文教学进行了大量论述。1978年《教育研究》杂志连载了叶圣陶给语文教师的36封书信，总题为《语文教育书简》，凝聚了其语文教育经验，其中论述的排除“空瓶子”、树立“生活体”等观点，推动了新时期的教学改革。

语言学家吕叔湘认为，通观叶圣陶的语文教育思想，最重要的有两点，其一是关于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是工具，是人生日用不可缺少的工具；其二是关于语文教学的任务：教语文是帮助学生养成使用语文的良好习惯。

吕叔湘说：“虽然其很多语文教育思想的文章写于解放前，但仍有现实意义，因为现在的很多问题，表面上是新问题，骨子里则是老问题。”

教育为全社会而设计

丰子恺画过的一幅名为“教育”的漫画。画面上有个做泥人的师傅，正在认真地把一个个泥团往模子里按，旁边摆着“脱出来的泥人个个一模一样”。

叶圣陶极为赞赏，说：“受教育的人绝非没有生命的泥团，只管把他们往模子里按，失败是肯定无疑的。”在他看来，教育似农业而非工业，受教育者“跟种子一样”。

在叶圣陶的人生中，无论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享誉文坛的文学家，还是思想新潮的编辑家，抑或是推动科学教材体系建立的出版家，他都没有停止对教育规律的探索、对教育本质的追寻。

作为五四文化的革新者，叶圣陶对于教育的思考从一开始就紧紧抓住了重视“人”这个根本，并以此来确立自己对民族文化与教育进行反省的价值依据。其教育思想的内核，正与五四时期文化革新强调人的觉醒、人的现代化等核心价值相一致。

因此，关于教育，叶圣陶思考最多的，就是要培养出什么样的人？他的结论是：现代教育要培养出一个个自由的人，不能再以圣经贤传为教，不问其是否适用于教，以此为幌子，把受教育者赶上利禄之途。即“中学教育的目标不外乎给学生处理生活的一般知识，养成学生处理生活的一般能力，使他能够做一个健全的公民”。

以这样的出发点来思考教育，叶圣陶说：“教育是什么？往简单方面说，就是要养成良好的习惯”。“教任何功课，最终目的都在于达到不需要教”。

上世纪70年代末，应试教育刺痛了叶圣陶。

1979年，高考刚恢复，许多学校为了追求升学率，只知道逼学生做功课。叶圣陶又听到文理分科消息，他对此很不赞同。他痛心地连续发文《学习不光为了高考》、《考试》、《再谈考试》，文中质问道：“难道学生进中学就是为了考大学？”“考试和分数成了学生最看重的事，产生‘为考试而学习’的怪口号，但这些考试目的何在，要考查什么”，就连他这个教育部的顾问也不清楚。“中学生为什么要学，教师为什么要教，为什么要考试，这都是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

不久之后，重点学校也在全国流行起来。1980年4月，《文汇报》发表了一篇叶圣陶题为《“非重点”》的文章，叶圣陶用姐妹俩的对话作为该文的引子，妹妹对姐姐期终考试成绩列全班第一不以为然，她对姐姐说：“别这么神气，在重点中学里只怕要考到尾巴上去了。”叶圣陶忧心地说，从妹妹这句话，可见“重点”、“非重点”的差别已深深刻在她心上，“言学校系重点非重点，使非重点学校见得低人一等，师生心理上颇受损，社会观感亦歧视，殊非整个教育事业之利”。

对于许多文件和通讯报道都在鼓吹“必须把重点学校办好”，叶圣陶说，这似乎含有这样一层意思——对非重点学校可以要求从宽，办好办不好都无所谓。

“教育要为全社会而设计；教育决不能为挑选少数选手而设计，结果使这些选手光荣显要，站在众人的头顶上，伸出手来，收受众人的供养。”让叶圣陶遗憾的是，他于青年时期提出的希望，在他步入老年后，仍感到如此遥远，让他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