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教育报    2011-06-03

一段时间以来，吉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高校，校领导纷纷退出学术委员会，并以此作为突破口，探索高校如何协调学术权利与行政权力，探索在现有情况下，如何更好地维护学术权力。

校领导退出学术委员会，只是推动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第一步。要想真正实现高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利的分离，并非一个文件就能做到，还需要一个过程。如何真正平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怎样从体制机制上保证？

近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布了调整后的学校学术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除分管副校长之外，此前进入学术委员会的其他两位副校长以及各学院院长、副院长全部退出。而早在2000年，该校校长吴汉东主动提出，学校和学院一把手校长、院长不兼任学校和学院的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书记徐敦楷教授介绍，此次去行政化的重点是副校长等学官从学校和学院的学术委员会退出。

行政与学术分离

学术委员会中校领导太多，难免会把行政思维带进来。学术自身发展规律与行政操作经常产生矛盾，这种现象在很多高校普遍存在。

“目前我国大学普遍存在行政化倾向，而高校自身能够找到的一个突破口是改组校官从学术委员会退出。”华中师范大学校长马敏说。

社会各界一直对高校去行政化呼声很高。2010年两会期间，就有不少代表、委员提出，高校去行政化要有时间表和路线图。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是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教育发展战略组成员，他认为，高校行政化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有教育的问题，也有社会方面的问题。但高校去行政化是一种趋势，希望步子能快一点。

武汉大学教授彭富春说，高校的行政化趋势会损害教书育人、追求真理和自由的教育本性。它伤害了教师的积极性，迫使部分教师转型走行政化路线，而个别人掌握行政权后，反过来又侵吞学术资源。

因此，无论是华中师范大学还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或是其他近年来在高校去行政化方面有所作为的高校无不以改组学术委员会为突破口。

从未担任任何行政职务的会计学泰斗郭道扬教授就是从2000年开始，担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至今。而2011年调整后的学术委员会由此前的22人调整为19人，主任仍由郭道扬教授担任，副主任只设一名。之前，设有三位副主任，分别由一位校党委副书记、两位副校长担任。

17名委员当中，除一名委员由科研部负责人兼任外，其余均为该校各学科、学院学术声望较高的教授，无一人担任行政职务。一位前委员因新任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此次也被调整出学术委员会。学院学术委员会也照此精神改组。

2010年6月30日华中师范大学新一届学术委员会23名成员中，除了1名分管学术工作的副校长，书记、校长等校领导全部退出，语言学家、普通教授邢福义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此前，学术委员会由校长担任主任，近1/4的成员是校领导。

华中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邢福义教授说：“平心而论，虽然校领导大多能以公心对待学术问题。但学术委员会中校领导太多，难免会把行政思维带进来。学术自身发展规律，与行政操作经常产生矛盾，这种现象在很多高校普遍存在。”

改革试水教授治学

学术委员会代表学术权力负责评议，校长代表行政权力负责聘用。学术委员会在学术、学科、学者等领域集体决策，最大化地避免决策失误。

华中师范大学新的学术委员会运行近一年来，已初露锋芒。邢福义第一次主持工作会议，就对学校二级教授的聘任条件进行审议并票决。最后结果是新增一项条件，调整了两项条件，并行文成规。“过去此类事务是由校党政联席会或校长办公会所代表的行政权力拍板，学术委员会对学者的事情也大多只能提建议，经常是提了也白提。”邢福义说。

不仅如此，这个没有校官的学术委员会还在一次具体的教授职称评审中发挥了独立于行政权力的作用。去年9月13日，该校学术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工作会议。学校行政部门在审核二级教授申报资质时，发现有6位教授不符合规定条件，没有参评资格。但学术委员会很多委员认为，这些教授的实际学术水平很高。经过外围考察、现场答辩，学术委员会决定跨过“行政操作”的门槛，推荐其中两人参评。最终，经校职称聘任委员会评审，两位教授均高票通过。邢福义说，两位教授本来要淘汰，后来获得参评资格，首项条件就是：校学术委员会推荐。邢福义说：“这说明学术委员会是认真的、负责的，我们推荐的人选得到了上下认可，赢得更多普通教师的支持。”

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者、学科、学术问题主要由学者们决定已经形成规矩。以学者最关心的职称为例，该校实行学者的职称评聘分离，学术委员会所代表的学术权力负责评议，校长代表的行政负责聘用。一般情况下，校长应尊重学术委员会的评议结果，同时也保留否决权，特殊情况可以驳回，重新交由学术委员会投票。学术委员会在学术、学科、学者等领域集体决策，充分讨论，可以最大化避免决策失误。

不过，邢福义也担忧，在现有体制下，校领导的态度关系着改革的初期进展和最后成败，如果换了对官位有所追求的人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就可能出现其他情况。而在马敏看来，这项改革只是局部突破，目前刚开头，也不够彻底。还需有步骤地系统化推进。“不客气地说，我们离改革的预期目标还有十万八千里。”马敏说。

改善治理结构合理分配资源

如果没有良好的制衡、监督机制，即使资源配置权完全归于学术，也会存在不合理现象。“教授治学”主要解决将学术资源配置权回归学术权力的问题。

从现状来看，许多高校除了职称评审由学术性组织如职称评审委员会担任外，高校的学术权力很大程度上为行政权力所取代，权力中心向上偏移。由于权力过于向行政集中，削弱了学术权力的发挥，造成学术行为的行政化倾向。

“顶尖学者做校长，在集学术威望与党政权力于一身后，容易形成本位主义和学术霸权，会把资源和机会倾斜给自己所在的学科，更有甚者，以自己的专业思维去思考其他学科和整个学校的发展。”徐敦楷说，“学术发展也因此受到钳制。”

但高校权力过于集中化而带来的资源浪费现象，也不能完全归咎于行政化，如果没有良好的制衡、监督机制，即使资源配置权完全归于学术，同样会存在不合理现象。

在外部环境高校难以左右的情势下，如何处理好高校内部学术与行政的关系，校领导退出学术委员会是一个突破口。周洪宇认为，高校要去行政化，学校内部，要让教师更多参与到学校管理中来。

去行政化问题之争实质是如何改善现有治理结构和改变资源配置体制的问题。改革和优化大学管理架构、提高运行机制的效率，是去行政化面临的关键问题。

马敏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尊重教育的自身规律，建立现代大学运行机制，构建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监督权力相互制约又协调运行的格局。改变垂直化、指令性、数量考核的政府化甚至公司化的管理模式。

事实上，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并存，在高校管理中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去行政化不等于否定行政权力，两者协调发展是高校资源合理配置的必要条件。高校去行政化，必须建立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协调机制运行保障机制，协调机制建立的核心是合理划分出两者的权责边界，并让内部各种权力“各司其任，各负其责”。

郭道扬说，在教授、博导评审公示出现异议时，学校将评判权交给学术委员会。学校充分尊重了学术委员会的评审结果。

分析人士指出，新时代的“教授治校”应该是“教授治学”，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将学术资源配置权回归于学术权力的问题。同时，也应充分考虑高校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建设与价值实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