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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顶尖大学校长聚焦“协同创新”
发布时间:2011-11-10    文章录入:    点击:[]

来源:中国教育报   2011-11-07

学者关心的是科研论文发表,企业关心的是科研成果转化,处理不当势必会影响合作效果

中德两国高校的交流源远流长,参加会议的同济大学和华中科大同济医学院,即由德国人100多年前在上海创建。相近的学校体制,相同的办学使命,也让中德两国高校的合作交流更加广泛和深入。

如何深度融入区域发展

大学如何成为企业的孵化器,如何把大学内的东西转化为大学外的东西,首先从大学到企业都要提出自己的想法。

深度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是高校推进产学研融合的重要方向,更是协同创新的重要方面,也是高校深化改革,推动学科发展、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方略。

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张荣认为,全球即将进入创新驱动时代,当今人类社会正面临着新的转型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科技创新周期的大幅度缩短。有统计表明,从新原理的提出,到形成技术,再到实现产品的供给,其所需要的时间已经从二十世纪初的超过20年,降低到二十一世纪初的大约3年。

与此同时,创新竞争和创新成本却大幅增加。随着大型企业集团的兴起,大生产平台的不断完善,新技术的推广时间大大减少,从而为技术领先者创造了"赢者通吃"的条件。因此,科技创新的推进速度一定程度上将决定一项技术、一个产品,乃至一个企业的生死成败。

张荣认为当前高校科技创新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六多六少":从科技项目的性质看,低层次项目多,国家目标项目少;从科技创新的主体看,散兵游勇多,团队作战少;从科技创新的成果看,雷同重复多,原始创新少;从科技创新的评价看,主观评价多,实践检验少;从科技管理的体制看,制约束缚多,积极性调动少;从高校产学研合作看,注重形式多,重大贡献少。

自认为"没有悠久的历史、缺少国家高强度的支持"的华中科技大学,近30年的快速发展得益于融入区域发展。华中科大副校长骆清铭说,在服务国家、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学校秉承的理念是"服务乃宗旨,贡献即发展",在区域创新中发挥领军作用。

以光电产业为例,筹建中的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目前在四大领域、9个研究方向建立了10个科学研究平台,组建了37支研究团队,开展立足光电前沿的基础研究和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的高技术研究。华中科大国家大学科技园,以光电子产业为主导,先进制造业和新材料、软件产业等同步发展,目前入驻企业89家(含3家上市公司),累计获得国家专利295项。目前光电产业在华中科大已产生集群效应:华工科技是中国最大的激光设备制造商之一,产品涵盖5大系列,近200种产品;学校周边集聚了楚天激光、团结激光等一批激光企业,使武汉成为国内领先的激光产业基地。

2011年,国家批准华中科大建设"国家脉冲强磁场科学中心(筹)",这也为学校开展凝聚态物理、材料科学和生命科学等诸多领域开展前沿科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极端环境下的实验条件。骆清铭说:"社会服务也要讲质量,引领是更高层次的社会服务。做好了,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大学的教育会更生动,大学也更有活力和生命力。"

海德堡大学副校长托马斯?劳施认为,在产学研合作上大学有着相当的优势,既可以得到外界的支持,又拥有自己固定的科研队伍。作为合作者的产业来说,与大学合作既能减低科研风险和成本,又能从大学中获得专业的科研队伍以及人才支撑等。这对双方来说都是有利的。大学如何成为企业的孵化器,如何把大学内的东西转化为大学外的东西,首先从大学到企业都要提出自己的想法。以海德堡大学为例,他们有一些顶级的研究领域,根据合作项目,大学能确定自己要研究的东西是什么。从基础研究转换为以应用为目的的研究,从企业中得到反馈,大学就能知道研究产品是否能够适合社会的发展。

如何处理知识产权问题

项目开始前,应当签订知识产权协议(IP)和技术管理计划(TMP),以此作为协调和保护各方利益的工具。

无论是中外大学之间的合作,还是大学与企业之间合作,都涉及技术转移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特别是学者更关心科研论文的发表,企业更关心科研成果的转化,处理不当,势必会影响协同创新的效果。

德国亥姆霍兹联合会拥有18个国家研究中心,科研人员3.2万人,预算达到33亿欧元,并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亥姆霍兹的科研设备向全世界开放,每年都有近4000名科学家来做科研。亥姆霍兹联合会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何宏博士说,很多中国学者对亥姆霍兹有兴趣,他们可以通过亥姆霍兹与其他人进行合作与研究。在合作中,中德双方都非常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以产出或者产品为目标的合作如何进行?投入是多少,产出是多少?如何进行合作?一系列问题都需要事先签署相关协议。这些问题要事先协调好,这样才不会产生分歧。

同时,何宏博士认为,对自己的目标以及合作伙伴的目标有所了解,对科研合作双方都有好处。要合作成功,就必须要了解双方的需求,努力帮助自己的合作伙伴,分析导致双方产生分歧的原因,并按照国际惯例来处理。有时候,中间桥梁的作用非常重要,需要有专业人士参与调解、合作。此外,彼此理解也非常重要。中方的资金压力可能比较大,需要寻找资金来源;而对德方来说,资金来自于纳税人,因而就必须考虑公众对该项研究的关注。双方必须从中找到平衡。

海德堡大学副校长托马斯?劳施认为,企业与大学之间合作面临的最棘手问题就是知识产权与公开发表之间的矛盾。处理知识产权问题是非常耗时的,这时候他们会通过签订协议来解决。大学和企业对科研合作未来的想法和思路可能会有不同,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双方会进行一些妥协,并最终朝着一个方向共同努力,但这需要大量的沟通和时间。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给出3个月的期限。在这段时间内,如果没申请专利的话,产品的成果就会转化成公开发表的文章。当然,这个期限的长短是变化的,而设定一个期限对解决争端很有帮助。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余翔以中美清洁煤合作项目为例,向记者介绍了合作协议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条款的重要性。当时双方签署了一些相关项目的合作协议,其中包括技术管理计划和知识产权保护协议。如果在一个特定的研究项目里,双方不能就研究计划达成一致,那么该项目就不能启动。在保护知识产权和数据的分享方面,双方进行过一些沟通,如果没有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就不能进行数据的分享。

余翔认为,在大学之间的科研合作项目中,也应该在项目开始前,在充分考虑各国知识产权制度差异的前提下,协商一致后签订知识产权协议(IP),制定确实可行的技术管理计划(TMP),以此作为协调和保护各方利益的工具。

如何实现对等和互惠

德国学生对于中国的教育和文化了解甚少。以至于中国很有名的大学,在德国的知名度都不高。

目前我国正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对外交流规模不断扩大,国家对人才的需求和要求都相应提高,培养世界级人才是中国顶尖大学面临的重大课题。清华大学副校长袁驷认为,中国大学要更加重视增强学生的国际竞争力。以清华大学为例,学校培养的学生应该是来自中国,来自清华,但是为全世界培养的;应该是有中国特色、清华特色,但是面向全世界。总而言之就是"清华制造,中国培养,世界级人才"。袁驷说,青年学子应该珍惜外出交流学习的机会,培养全球视野、投身全球竞争。

同济大学校长裴钢说,他们准备实行"3个600"计划,让工程学本科生都将有机会在海外学习研究。同时,他们将邀请德国知名专家来同济大学讲学,并推出"留学同济"和"中德校园"计划,吸引更多的德国学生到同济大学学习,攻读同济大学的学位。

对于越来越多的赴国外留学的中国学生,柏林自由大学副校长布里吉塔?舒特告诉记者,中国学生在赴德留学前往往忽视学前培训,或者认为学前培训就是掌握德语。舒特说,赴德留学生还应该了解德国文化,德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只有在入学前接受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教育,才能在入学后通过课程受到多元文化的熏陶。同时,一些中国留学生在德留学时,课堂上往往不能积极主动发言,从而变得很拘谨。通常是被老师提问时,才会站起来发言。她希望中国留学生可以自由发挥个性,更好地融入德国的课堂学习和科研团队中去。

目前中国已是德国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每年留学德国的中国学生达两三万人之多,但今年在中国的德国留学生却只有4700人。并且,中国学生到德国往往是读一个完整的学位,德国学生到中国来往往只是短期的访问。

慕尼黑大学副校长莱因哈德•普茨认为,德国学生赴中国留学的情况并不乐观,这不是因为中国大学不够优秀,而是德国学生对于中国的教育和文化了解甚少。以至于中国很有名的大学,在德国的知名度都不高。虽然中德大学之间在学术研究上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但在大的范围内,中国高校还需有一个全面的推广计划。此外,中国大学中的英语授课相对较少,这就增加了中德学生在一起学习的难度。普茨认为,可以从联合培养博士生开始,在中国大学建立相关机制,尝试改变授课方式,从而方便德国学生到中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