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教育报 2015-03-10
据媒体报道，有全国人大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大学的行政级别固然强化了行政化倾向，但并非去掉了行政级别，就去掉了行政化。去行政化的核心是行政管理队伍要树立为谁服务的观念，这涉及管理方式、组织架构、岗位职责、任务目标等很多问题，需要认真梳理和改进。从长远看，中国大学的管理体系要更加专业化和职业化。高校去行政化是近几年的一个教育热点，如何准确理解去行政化的内涵？高校行政部门应当为什么服务？这是必须厘清的问题。我们邀请了两位专家，从不同角度对此予以辨析。
去行政化本质是行政专业化
近年来，在推进大学去行政化改革过程中，有一种反对声音是，难道去行政化要把行政管理也去掉，把所有行政人才都辞退？当然不是。去行政化并非不要行政管理和行政人员，而是要处理好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的关系，实现三者的分离，同时提高行政服务师生、落实教育和学术决策的效率。
简单地说，去行政化是要求学校行政职业化和专业化，大学行政领导不能再有行政级别，这当然不是去行政化的全部，但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不取消行政级别，那么对于校长的选拔、任命、管理，就很难摆脱“官员化”模式，这就是为什么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都提到要逐步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的原因。
笔者认为，要从职业角度对校长及行政人员提出要求，而不是将行政、教育、学术混为一谈。近年来，在教育部推进的校长公选中，已明确对校长提出要求“任职后能全身心投入学校管理工作”，这就是推进校长职业化。比如近期任命非院士出身的林建华担任北大校长，也是职业化的一种表现，因为以前选任北大清华等名校的校长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必须是“院士”，这并不符合校长职业化的要求。选拔校长要看其是否具备能胜任这一岗位的能力：懂教育、懂管理、有社会活动能力，而不应过分看重其学术能力。
在一些国家，学者担任校长之后，往往要遵照规定不能再从事学术研究，以避免分散精力，或者利用行政权去谋求学术利益。我国有的高校校长上任后，也公开承诺，任职期间不再申请学术课题，不申报奖项。但这还只是部分校长的个体行为，没有成为一项制度。有的高校在大学章程中明确规定，校领导不得担任学术委员会主席，并限制行政职能部门负责人在学术委员会的职位数，这是推进行政权、学术权分离的尝试，但还不够彻底。
高校去行政化要求建立精简、高效的行政人员队伍。高校去行政化不是弱化行政，而是要提高行政效率。眼下，一些高校的行政机构臃肿、人员庞杂，行政力量一方面干涉学校教育和学术管理、评价，另一方面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去行政化之后，将对行政人员提出更高要求，从对上级领导负责转向为师生服务，从拖拉推诿变为提高执行力。行政人员的工作将接受全体师生的测评，如果师生对行政人员的工作不满，不要说相关职能部门的负责人职位难保，就是校长也可能被投“不信任票”。
由此可见，高校去行政化是一个全面梳理高校管理体系的系统工程，要破除以行政主导，实行行政管理的体系，构建行政、教育、学术分而治之的现代治理体系。在这一过程中，行政人员的官员色彩将淡化，而职业化、专业化的色彩将突显。对学校来说，是从行政治校到教育家办学的过程，对于校长来说，是从官员走向教育家的过程。
去行政化就是让高校回归学术
任何一种决策或制度的产生，我们首先要弄明白为谁服务的问题，即改革的服务对象一定要清晰。高校去行政化，也应遵循同样的逻辑，即我们为谁去行政化。
众所周知，在高校诸多的利益相关者中，学生无疑是核心，其次是教师，再就是学校管理和后勤人员以及学生家长、校友、社会、政府等。可以说，高校去行政化，就是为这些利益相关者去行政化，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大学的发展，促使大学生成人成才。
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那便是去行政化符合大学发展的规律，符合学术发展的诉求。追溯历史，从大学发展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中世纪的大学，还是近代的大学，学术始终是大学的根基，大学的主要使命和责任就是探求新知，寻找真理，传承知识。其实，大学行政管理是20世纪初，现代大学发展到一定数量和规模才出现的，行政人员从教师中分化出来，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学术和教学工作。行政管理的出现，有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即便到了现在，行政依然是高校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但行政化的出现，却严重影响了大学生态。
笔者以为，目前我国高校去行政化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非常迫切。从行政化的表征来看，就是行政凌驾于学术之上，过度干扰高校学术自由。那么，去行政化就是改变这样一种状态，让行政服务学术，让高校回归学术。
在高校行政化的背景下，行政成了主导，学术反而沦为次要。稍有常识的人都清楚，学术才是大学的根本，行政只是辅助手段。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曾对大学有个深刻的阐释：“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并提出了“学术自由，兼容并包”。
可以说，从事教育的人，尤其是高校管理者，没有几个人不知道大学的本位所在，更明白教学、学术和行政孰轻孰重。但从现实情况来看，通常学术和行政交叉在一起，和个人或学校获取资源绑定在一起，让去行政化变得相当复杂，不仅关系个人名利，甚至关乎高校的发展。可以说，大学管理者同样是学校的利益相关者。许多人在做教师时，对大学行政化嫉恶如仇，然而一旦转为行政岗，一不小心就成了自己曾经厌恶的人。社会舆论提了许久的“去行政化”，学术界也进行了研究，教育主管部门也多次强调，但为何去不掉呢？症结可能就在于此，即在利益面前“忘记了为何而出发”。
总之，对于高校去行政化，不仅要厘清为什么的问题，更要厘清为谁的问题。要始终记着我们为何出发，为谁出发？笔者想起章开沅先生去年初请辞资深教授时的表态，“自己是既得利益者，要革自己的命。”他的这种壮士断腕的情怀，让人不禁肃然。也许，唯有如此，在构建高等教育现代化治理体系的进程中，我们才能让大学回归学术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