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报》 2010年第1期

摘 要：蒋梦麟虽强调“萧规曹随”，但其出任北大校长标志着中国现代大学场域的“美国大学模式”时代的到来。本文选择早期北大建设为入手处，凸显蔡元培出任校长时借用洪堡大学理念构建的“德国大学模式”的普遍意义，既区分德、美模式之不同，更以周鲠生领导的武汉大学建设为例，强调德国模式对现代中国大学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影响；进而更深层地揭示出北大改革对现代中国大学制度建设的意义，即这是在蔡元培的整体性教育国家(现代大学)理念支撑下的伦理学学理的体现。

关键词：现代中国;大学制度；蔡元培；教育国家理念；文化交流史

 如果我们只强调蔡元培改革北大的意义，那并不能显出其在现代中国语境里“开辟范式”的重要性。充其量，也不过是因了风云际会而成就一任北大校长的事功。这种工作，前人也并非没有努力，只不过得失高下罢了。但蔡元培的意义,就在于其不仅是个体的校长之任，更创建了一种向慕精神、推崇学术的“现代大学范式”，并为时人与后人所尊重与效仿。应该说，蔡氏是一个罕见的特例，从现代性在大学场域的流变轨迹来看，到了20世纪前期，既是德国大学理念在光耀四方的时代，也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时期,美国之后来崛起已然显得咄咄逼人。在留美学人正如潮般归国并占据教育/学术场域各种重要位置的大气候下，蔡元培仍能以德国大学理念为资源，居然成就了如此了不起的北大事业，实在难能可贵；而即便是留美学人，如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再加上诸如武大校长周鲠生等，亦均对其办学理念有精神层面的高度认同，这既说明了中国现代大学领袖的君子风度，亦证实了蔡氏以北大为试点的现代大学制度建构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虽尚未能大幅度铺展并收中国现代大学整体性制度建设之功，但称为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孑民范式”，或已不为过。

北大理念之德美模式迁易———从蔡元培到蒋梦麟的文化理念歧异。虽然早在蔡元培长校期间，蒋梦麟就数度出任教务长，实际上执掌校务，但自家当校长与给别人扮演助手，究竟还是两回事。留美归来的蒋梦麟,其实很有自家主见。

美国大学在20世纪前期的兴起,虽然主要是学习德国,但美国人很有自家的特色，他们并不承认自己是“摹仿”，而是有借鉴的独立的“创造”。美国大学的模式，也因此而逐渐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场域的典范样式。这一点，连美国学者自己也承认(1936年):“今日美国学术所拥有的较高地位以及它在某些分支领域所拥有的主导地位，直接或间接归功于许多在德国的大学接受先进训练和吸取灵感的美国人。”但问题在于，美国人确实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劲头，他们在经过19世纪的万人留美潮之后，确实已不仅是单纯歌唱“世界尔所有,法律尔所订，帝国疆土广，尔曹霸业兴”的那个蛮荒之国了，他们对人类命运的责任承担已表现在他们确实拥有了第一流的人类知识灯塔———美国现代大学。

我们应当注意到，从蔡元培到蒋梦麟的北大校长更迭，其实也正反映出现代中国大学模式的外来印记变迁，即以德国为主体的“欧洲模式”向“美国模式”的迁移。美国虽然是后发国家，但经过艾略特等人的大学改革，此时已基本具备起自家的独立模式。这就决定了美国大学所培养的学生,与德国大学培养的学生不一样。要言之，蒋梦麟既意识到德国大学的优点，认同蔡元培的基本方针，也以美国大学之优点印证之，并做适当修补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的蔡元培改革北大的成功，,表面以为是洪堡大学理念的凯旋，可在实际执掌校务的蒋梦麟操作之中，已暗中受到美国大学思想的影响。到了1930年蒋氏自家直接出任北大校长后，则开始全面展现自家的“大学理念”，以美国大学影响为主，而德国大学理念相对居于一个次要的地位(但并未完全消逝)。这就是他所谓的对蔡元培办学思想的“萧规曹随”的实质。

针对蔡氏倡导的北大的核心办学理念“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蒋梦麟当然以认同为主，但也并非没有意见，所以会在那篇著名的《北大之精神》中强调：“我们有了这两种的特点，因此而产生两种缺点。能容则择宽而纪律弛。思想自由,则个性发达而群治弛。故此本校当于相当范围以内,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强调群治与社会服务，这是美国大学特点，与德国大学的自由境界虽非背道而驰，但仍相去甚远。此文虽前面是长篇大论的肯定“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北大之精神，可结尾这短短两句话却显然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纠偏补弊”之用心豁然显矣。

其实,蒋梦麟与蔡元培思想的直接对立，早在进入北大之前就已表现得很明显。譬如关于“军国民教育”的问题，此点被当时履新的蔡总长列为五原则之一(所谓“五育并举”)，时在还只是《新教育》编辑的蒋氏对此直斥为“强国之万应如意油”，并对德国的强盛之道细加分析:

……德国虽败,其民仍强，是则德国之根本,犹在民而不在兵也。吾人不察，徒知德国重军国民主义，殊不知德之文学、哲学、美术、科学，皆列世界领袖之群乎？吾国文学之陈腐，哲学之幼稚，美术之衰落，科学之无有，其有资格足以步武德国之军国民主义乎？即有之，吾人又何苦蹈德国之覆辙耶？

所以在蒋梦麟眼中，“个人健全，社会进化,立国之本也”，军国民主义实在不是什么好方法。是时，蒋梦麟尚未到北大就职，与蔡元培亦无上下属关系，故此批评起来直抒胸臆，推崇英、美、法之强国之道，而亦对德国文化有所认知，殊为难能。到了受蔡元培之托而出任北大职务后，说话反而要显得更隐晦曲折些了。但这种由留学国不同而产生的文化理念歧异却是清晰可见的。

再涉及到一个比较重要的办学差别是在对大学建设的学科构成上。蔡元培在入校之初，即按其对科学学术之理解来规划实行北大之改革，提出所谓“学术分校”，一本他的大学任务是“治学”，而“治术”之功能则应剥离给高等专门学校。蔡元培认为,文、理两科才是真正的大学应该承担的学问，而应用性的工、商等学科(他理解为“术”)不应作为真正的高深科学来研究。故此称:

大学止须文理科，以其钻研学理也。而其他医、农、法诸科，皆为应用起见，皆偏于术，可仿德国理、工、商高等学校之制，而谓之高等学校。

这一思路，明显是德国的，因为德国的工科大学、专门学院都是专门分设的。事实上，蒋梦麟在主校(长校之后更明显)后逐步调整了这一思路，虽然医、农等科素来就不是北大长项,工科则耗费资金过于庞大，但法、商等科是可以办的。故此，北大后来还是拓展了其他学科的，而蒋氏对自然科学方面也特别重视，要求“在学校方面,要把经费节省下来，把理化的仪器室，特别的推广”；事实上，到了1930年他正式长校之后,《京报》就报道说：“北京大学理学院物理、化学两系，合并为理化系，及文学院外国文学系日、德、法三组取消消息传出后，社会极为注意。”记者采访蒋梦麟后公布其发表言论，一方面否认理化系的合并，一方面则肯定三组的统一：“本校文学院外国文学系，有英、法、德、日四组，学校近鉴四组分设,极感不便，乃效清华之办法，将四组统一，将该系改为外国语文学系。系主任问题，学校正积极征聘中。按学校为发展外国语文学系之德法各组,所费之款约三四十万元，但成绩并未见佳。日、德、法三组，学生寥寥,但教授仍须照常聘用。际北大经费恐慌之时，所受影响正巨，故决定将各组(统)一。盖因英文成绩极佳之学生，其学习日德法各国文学，即较容易云云。”[8]实际上，蔡元培时代是很骄傲地设立英国文学、德国文学、法国文学各系的，到了蒋梦麟则不但将各系合为一系，甚至也还要再将组的建设裁去。是非对错且不论，办学理念差异则是不言自明。所以，我们看1930-1940年代的北大(包括西南联大时代)，工科都不太强，因为大学经费的盘子终究是有限的，如果要发展其他学科(尤其是新兴学科)，再怎么高调，实际上也免不了“拆东墙补西墙”的事实。而从文科的发展来看,则确乎如此。当代的北大不但扩建到医科，就是农科、工科，亦有建设之势。就综合性大学而言，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综合与无所不包,这才显出大学的大来。

另一条非常明显的更迭是办校原则的歧异，即变“教授治校”为“校长治校”。当初蔡校长引为得意的改革，就是以制度化的形式确立了教授会的地位，1919年12月颁布的《国立北京大学内部组织试行章程》第四章第十款中规定：“各学系主任由各本学系教授会教授公举。”可到了蒋梦麟，则于1932年6月颁布《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第九条规定：“本大学各学系各置主任一人,商承院长主持各系教学实施之计划,由院长商请校长就本系教授中聘任之。”系主任乃是最为重要/基础的教学/学术机构的“顶梁柱”，抽掉了教授会对系主任的选举权，而将其改为院长的任命权，将导致校长权力独大乃至专断的后果。无论蒋梦麟如何解释，他的这一改动，乃是对蔡元培治校原则的重大变更。这倒与美国的大学校长由董事会任命如出一辙，只须直接对董事会负责则可；故此，校长亦可直接任命属下院长职务(或由校长提名经大学最高决策机构———大学理事会或董事会任命)。也正是给自己设立了绝对权力，所以蒋氏敢语气绝对地“挺胡”：“设有人竟反对胡适兼国文系主任，余绝不答应。胡适‘学贯中西，国家之宝’，胡兼国文系主任乃北大之光荣，求之不得,岂可反对。”具体人选或则不错，但这种治校原则由“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的截然变更,恐非现代大学建设之福音。

遗憾的是，虽然英、法文化在现代中国的代表人物如严复、李石曾虽然都曾出任北大校长，但出于各种原因，终究未能凭借其留学国的文化资源，而通过校长经历的实践在现代中国场域里一展身手。英国大学理念、法国大学理念都未能真正在北大场域展开一种可能的实验尝试，无论其成败与否，都是很遗憾的。当然话说回来，场域本就有限、时光冉冉如电，这种德-美模式的迁易本就符合世界范围的现代大学发展趋势，似也不必过于一相情愿。更重要的是，由蒋梦麟所确立的“美国模式”,其影响决非阶段而已，而其范围亦非仅是北大而已。从1930年代到当代,除了1950年代以后曾经有过的“苏联模式”的特殊情况(那是由于政治上的一边倒而导致的无可变更的历史现象)，美国大学模式几乎垄断了直至当代的中国的大学进程。蒋梦麟-胡适之-马寅初是三位奠定基础的校长，从1930-1950年代,这三位校长将美国大学理念在北大场域中逐步养成定型;而自1978年到21世纪初,从周培源-张龙翔-丁石孙-陈佳洱-许智宏(闵维方)，几乎是清一色留美学人在主导北大的发展。

再从宏观层面看，其实早在蒋梦麟之前,对现代中国大学建设起到重要作用的郭秉文(东南大学)、李登辉(复旦大学)、张伯苓(南开大学)、梅贻琦(清华大学)已分别就位，而稍后则竺可桢(浙江大学)、任鸿隽(四川大学)、罗家伦(中央大学)等亦登上校长之座，中国现代大学领袖中的留美学人几乎成一色的倾向，则殆无疑义矣。有论者称道留美学人在“举凡教育理论的建立，教育制度的改造，教学方法的引入，科学学科的创建，大学管理体制的改革，以及对留学教育制度和政策本身的反思与评判，可以说，在抗日战争前，留美学生通过在众多领域，尤其是在教育领域的活动，对战前中国教育的方方面面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和作用。”确实是有道理的，而蒋梦麟无疑则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他不仅有留美背景，尤其对美国接受德国、英国的文化影响有清醒的认知；故此其思路明晰、策略合理、操作得当，能在北大场域如此复杂的语境里顺理成章地形成美国文化的在场优势，并最终取得留美学人在中国现代大学场域的全面与决定性优势占位。1930年,蒋梦麟在长期主持校务后终于正式成为北大校长，这也不妨看作是留美学人对中国现代大学场域里最重要/或者也是最后一个重要“堡垒”的攻占。

美国学者列文森(Levenson, Joseph R., 1920-1969)认为，蔡元培的基本看法是“真理无国界”、强调“世界教育”并主张“文化融合”，由此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对于“和谐”的追求，还是一个认识到自己的传统正处在危险之中的中国人的求助呢?我想是后者。蔡元培对普遍性的热衷，以及他急切地想看到西方和中国牺牲各自的特殊性，实际上是对文化失败主义的一副安慰剂。如果普遍的效用就是一切，那么对非个人之历史的思考依据的就不是文化上的胜利或失败，而是理智的选择。中国能够有选择地从自己传统的宝库中或西方的宝库中进行挑选，而不会陷入要么模仿自己的那种呆滞的生活方式，要么模仿西方的那种精神颓唐的生活方式的两难困境之中。

列氏是公认的思想史家,这段对于蔡的评述也是将其作为“维护传统的普遍效用强调”之例证来论说的。其好处在于揭示出蔡元培思想中的“世界意识”和“普遍历史”成分，但其问题则在对蔡元培思想来源的复杂性和困惑性体贴不够。不错，蔡元培所处的时代，“救亡”与“启蒙”都处于时代的最前沿命题，可蔡元培没有这么“急躁”。如果那个时代还能有几个能坐住冷板凳、平心静气思考问题的人的话，蔡氏当属其中之一。故此说其略带躁急情绪或可，总体而言，蔡氏是那个时代少有的非狭义功利主义者，他所引入的洪堡思想和建构的“教育国家理念”足证此点。可问题恰恰在于，蔡元培的世界主义的文化理想，又有几人能够体会，又有几人能够传承呢？蒋梦麟的意义，恰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