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5年第01期

摘要：文章针对我国教育的现实弊端，首先从教育的根本使命上分析了大学的三大任务教学、研究和服务的关系，指出育人是中心任务，其他任务的开展必须围绕这个中心；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培养精英还是全体学生等培养对象问题，以及做人(博雅教育)和做事(专业教育)等培养目标问题。

关键词：教育精英；做人做事

对于教育，尤其是工程教育，已经进行了很多研究和讨论。在实践中我国的工程教育也已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至今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仍然存在不同的意见，阻碍着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从逻辑层次来说，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教育的根本使命是什么?这个问题上仍然存在不同看法。如果答案是培养人，那么就会引出以下的问题。

2．培养什么人?或者说培养的对象是谁?

3．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或者说把人培养成什么样?即培养的内容是什么?

4．怎么培养?目前的大量研究和实践集中在最后一个问题上，即培养方法问题，而对前面更为根本性的问题，尽管存在各种不同的意见，但实际上研究讨论得很少，反而是绕着走的多，当然事实上在不同方法中往往隐含着前面的几个问题，只是没有挑明而已。本文即想清晰地提出这几个问题并阐明作者自己的意见，这几个问题关系到整个教育，所以文中主要讲高等教育，但部分也涉及基础教育。

一、教育的根本任务

从道理上说，这应该不成问题，但实际上，一直存在着高等学校有三项任务的说法，即教书育人、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或者简化为教学、研究、服务。在实践中，这种提法得到了广泛的认可。问题并不在于提出三项或者四项任务，而是这几项任务有没有一个中心，是围绕中心任务进行的几个方面的工作，还是并行不悖的几项工作。在实际情况中多数是并行的三项任务，因此高校的科学研究并不是围绕育人的需要而开展的研究工作，高校的服务社会也主要不是以培养人来为社会服务，而是在培养人以外单独开展的服务活动。

更有甚者，高校之间是按照研究活动所占比重来分类的，因而分成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为了安慰若干较好的但被分到教学型的大学，又创造出来了一个教学研究型大学或研究教学型大学。这样分类的结果，在研究型大学里，顾名思义教学自然就放到第二位了，而研究型大学在一般观念中等同于“好”大学，所以结果是在“好”大学研究是第一位的，而教学是放在后面的。另一方面，从学校的实际利益来看，教学经费是按照学生人数下拨的，是相对固定的，而科研经费则是按项目拨的、可以争取的。因此争取尽量多的科研项目和经费的重要性就远远超过了搞好教学的重要性。还有在下达科研项目时和对学校的评价中，发表论文数也成为重要的指标(尽管没有明文正式的规定，但实际上是普遍存在的)，因此对教师考核中也就有了发表论文的要求，并且成为评价个人业绩、晋升职称的重要依据，这样，教学的地位就进一步下降了。这种现象在越是水平高的学校中越是严重，那些踏踏实实搞教学(包括管教学)的教师，其地位是“低人一等”的，往往还被人认为是没有出息，搞不了科研而只好专注教学。

当然，不管学校在研究上还有多少动作，学校还是要有教学的，学生还是要在课堂上学习、修完课程直至毕业的，也还是有相当大部分的教师和管理者是在从事教学工作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后面几个问题涉及到更多的人，还是有讨论的意义。

二、培养什么人，培养的对象是谁

从学校教育的角度来说，当然培养的是全体学生，从具体学校角度来说，培养的是本校的全体学生，似乎这也是天经地义的。

但近年来，一种说法逐渐在扩散，并且声音越来越大，即学校要培养“拔尖”人才，或者是“领军”人才。一些学校里采取一些特殊措施，集中少部分所谓的尖子学生，集中优质资源，采取特殊措施，进行重点培养，并且这种做法还在越来越多的学校，尤其在高水平大学中蔓延。

而在大学前教育中，这种趋势更为明显而强烈。多年来各地形成了一批重点中学、重点小学，甚至是重点幼儿园，学校中还有重点班。其共同做法是：集中优质资源，培养少数人，而相应的对学校的考核制度，则主要是升学率。由于教育的普及率在不断提高，因此一般的升学率已不能说明问题，升入到上一级的好学校的升学率才受到更大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家长的注意力也都集中在让子女上重点学校、重点班，为此不惜花很大代价，买高价学区房，交高额择校费，以及让本已学习负担很重的孩子们课余去上各种并不见得有兴趣的兴趣班，以求在考试中得到某种加分，这既造成了孩子们缺乏正常的休息娱乐时间，不能德智体全面发展，又不能让个人意志、个人兴趣有发挥的余地，甚至产生厌学情绪。至于大多数学生，在这种重压之下，仅仅养成了应付考试的本领，而缺乏真正的知识和能力，不会探讨问题，不会独立思考。

到了大学阶段，本来已经没有升学率的问题，由于我国大学是从“严进宽出”变成“宽进宽出”，所以原则上也没有毕业率的问题，为了在人才培养上有所作为，一些学校不得不把重点放在集中有限的资源培养少数“尖子”上来，这种面向少数人集中资源重点培养的做法近些年来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一些著名大学准备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本科毕业生中，成绩好的，包括所谓的“尖子”，大多数都去了国外，而留在国内的则大抵成绩平平，以至于多数顶尖大学的研究生不得不从下一等级的学校(当然也是“好”学校)本科生中招收。我有一个在顶尖大学长期任教的同学就告诉我，从整体上看，他的硕士生水平不如本科生，博士生水平则不如硕士生，这样的结果，难道是我们希望的吗?

拔尖人才也好，领军人才也好，都应该是社会各个方面的精英。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1．什么是精英?

精英是社会各个领域中处在前列的一小部分人，或者说是具有较高水平和能力并取得较大成就的人。但这里要区分两种情况。一个人能否有较大能力，取得较大成就，要取决于三个条件，即天赋、环境和努力。应该说，每个人都程度不等地有其天赋，并且各有其具体内涵，各人又会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如果其发展方向与其天赋一致，那么成功的可能性就大一些，不一致的时候取得的成就会小一些，但也不一定毫无成就。我们各种选人、用人的机制就是想使一致程度更高一些。但是人群中确实有极少数具有特殊天赋的人，如果被置于合适的环境中，个人又努力，有可能做出一般人不可能做出的成就。人类历史上一些杰出人物的例子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是这种人从统计上占比是极少数，可能只有万分之一或更少，并且是可遇不可求的。这些人当然是精英，但也只有在获得相应的机遇时才能成为精英，历史告诉我们，这类人大抵生不逢时，只能默默无闻，甚至穷困潦倒。另一类精英则人数相对较多，他们天赋一般，可能高于平均水平，但也可能与一般人持平，然而，由于能在较好的环境(包括家庭、学校、工作单位、社会环境)中成长，个人又很努力，因而取得了较大成就(包括学业、工作业绩、个人生活等)，成为社会中的上层，成为人们羡慕、学习，甚至追求的榜样。通常我们所说的精英，主要是指这一批人。

2．精英是怎么形成的?

如前所述，对于极少数有天赋的人，首先不是培养的问题而是发现的问题，这些人中有一些可能有某些“怪癖”，在某些方面的能力可能远远低于平常人，或显得很幼稚，因此不时被人认为是“异类”，甚至低能，所以要发现这种有特殊禀赋的人是很不容易的。如果确实发现了，就应该创造一种适应其特点的环境，让其天赋有成长发挥的可能，至少不要去抑制、打压他，让他有一个自由生长发展的环境。

至于前述占多数的一般“精英”，则确实有一个培养教育的问题，这里有几个方面要说清楚：首先，还是关于先天禀赋的问题，尽管不具有特殊天赋，但各人禀赋的趋向性是不同的，要尊重其个人禀赋的趋向，而不是用种种他人意志来抹杀个人的爱好、兴趣。其次，学校教育阶段是成才的准备阶段，不能说在学校里就已经是精英了。在学校阶段，要讲究公平，不能人为造成过大的差别，不能主观认定某些人就是尖子精英，集中资源，采取特殊措施从优培养，从而导致“马太效应”。这种做法，一方面不一定能真正形成好的效果，另一方面，容易形成社会阶层固化，阶层之间流动困难，严重影响社会公平。第三，能否成为精英，关键还是要看走上社会以后的情况，工作环境、人际关系、个人的适应和努力程度，往往是更重要的影响因素。这里，很大程度取决于机遇，在计划经济制度下，机遇性更大一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主观能动性的余地就大一些。还要说明一点，环境条件的好坏也要辩证地看，有时处于逆境反而能锻炼、启发人的毅力。古人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云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目前我国科技界、政界的领军人物很大部分来自文革后头两批大学生就是明显的例子。

3．人才观和群众路线。

前述两种意见，一种强调重点培养精英，另一种强调平等地培养全体学生，其区别在于前者强调排序，后者强调平等。前者强调的是精英强国，认为只有培养出少数杰出的精英来，中国才有希望，在国际上才有地位；后者强调大众强国，认为只有多数人都成为合格的劳动者、工作者，中国才有希望。

从路线上看，正确的路线只能是群众路线，而群众路线并不否定少数精英的作用。群众路线认为群众不是群氓，群众需要组织起来，需要有带头人，但关键还是要全体群众的共同努力，才能使一个国家、社会前进，兴旺发达。

群众路线的人才观是人人皆可成才、天生我材必有用，尊重个人意愿，实现合理分类分流。领袖人物要在群众性的实践中自然地崭露头角。天津职业大学校长董刚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尖子与优秀群体的关系，有点像高峰和高原的关系，如果是在平原上拔地而起，再高也高不到哪儿去。当然组织的识人用人作用也很重要，两方面不可偏废。

4．学校的作用。

目前的现实情况决定了只能用系列考试制度来区分学生参与不同教育的类别，这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伯乐识马只能是个例，并且主要只适于用人单位在工作实践中选拔人才，很难惠及学生阶段(艺术院校除外)。由于在教育中把分数作为衡量学生优劣的唯一标准，客观上造成了不同类型学校和学生的高低之分。

在这种做法相当长时期内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在每一类学校中，至少在每一所学校中，教学资源必须在全体学生中平均分配，不能为保护少数“尖子”而做出制度上的倾斜。从人道的角度看，对学习中困难较多的学生反倒是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总之，我们的教育应该让全部学生，至少是让绝大多数学生通过接受教育成为社会需要的人才。

学校要以实际行动缓解和矫正社会上、家长中已形成的浓厚的唯精英论思想，减少对青年学生的思想压力，促使其健康成长。

一些学校采用集中资源培养少数人的做法，也不必要地加重了有较优潜质的学生的负担，有时反而会起到拔苗助长的作用，甚至会透支其未来。那些到处宣扬各级考试“状元”的做法往往在思想上、心灵上给青年学子造成负担乃至阴影，对他们本人、对其他人的影响都很难说是正面的。

应该说，在高校内部，此类做法目前涉及的面还不大，不像在中小学那么广泛，由于高校专业众多，不可能集中太多资源，但是前面所说的“培养尖子人才”等说法影响在扩大，所以对这种倾向还是要注意。高校的主要问题还是由于学校分类而形成的资源分配不均衡。当然，高校为了探索改进培养方式而举办的各类试验班等做法是必要的，有的已经做出了好的成绩。但是，既然是试验，那就有个评价验收问题，包括目标的合理性、路径的可行性、效果的好坏大小、可复制迁移的范围和条件等等，不能虎头蛇尾、有头无尾，甚至简单地把未经验收的试点当成亮点大加宣传。

三、培养什么样的人

1．两种育人观。

这个问题上有共识，也有分歧。共识是需要培养人才，但在什么是人才、内涵应该包括哪些时，就有了分歧。概括地说，是否人才应该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是做人，一方面是做事。能否成为一个好人，一个真正的人，当然是关键，其主要内涵应该是人的品德。另一方面，人能否为社会做出贡献，或至少在社会上能独立生存，则要看他是否会做事，主要内涵是有没有一定领域的能力。分歧在于，有的教育者强调培养品德，而另一部分人则强调培养本领，这样就有了两种教育方式，即博雅教育和专业教育。

博雅教育强调做人，在教育方式和内容上，强调普适性，放之四海而皆准，着重培养人的品德，包括自身修养、坚持正义、服从真理、遵纪守法，理解并遵守各种道德规范，与人和睦相处、乐于助人。而专业教育，则强调相关领域的知识和能力教育。由于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会，因此要求在具有对自然和社会一般认识的基础上，较为精通和熟练地掌握专门领域的知识和能力，作为为社会做贡献和个人谋生的手段。

应该说这两种教育理念和方式都是合理的、必要的。问题在于不少人把两者对立起来了，再者，两种方式也各自有其问题。

2．博雅(做人)教育中的主要问题是形式主义。

人的品德的形成主要是靠养成，成为一种习惯，成为自然的无意识的行为，而不是能背多少教条，而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它作为一种知识传授，设置独立的课程，甚至课程体系，脱离生活、脱离社会，脱离整个教育体系和过程。具体课程的内容又很狭隘，相当程度上变成时政教育，而把正确思维方式的养成和和谐的人际关系培养排除在外，也没有从环境上(包括社会大环境和学校、班级的具体环境)去创造条件、形成氛围。教育者的示范作用也被忽视，因此无法形成整体合力，促成学生高尚品德的形成。例如作伪是品德中的一个大问题，从作业的抄袭，到校内考试乃至各级统考中各种专供作弊的现代技术手段的普遍运用，无不凸显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从学生所处的环境看，各类论文的拼凑、抄袭等等也相当广泛。在这种环境下如何对学生进行正确的教育，教师自己对这些问题有无正确的认识，就要打个大大的问号。扩大来看，对社会上一些丑恶现象怎么看，怎么从制度、政策、环境到个人品德各个层面、多个角度来分析认识这些问题，以得出个人应该如何做的结论，从而形成正确价值观，这是目前普遍而紧迫的问题。但实际上，我们的教育往往是抛开问题，讲空洞的道理，这样是无法真正教育好怎么做人的。

当然，在做人教育上也有在理论上提高的一面，对不同的人要进行一些哲学、伦理学、法学等社会科学方面的教育，但这些教育必须在对实际问题有理解、有分析、有认识的基础上进行，做到有的放矢，而不是宣读空洞的教条。

3．专业(做事)教育中的主要问题是脱离实际。

自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以来，科学、技术、工程快速发展，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由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巨大变革，对社会科学领域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教育的内容主要来自于实践的总结，在实践平稳发展的时候，教育内容可以维持若干年不变，但在实践快速变化的时候，总结的工作往往跟不上，各类专业教育中的理论体系就会显得陈旧落后，这也是现代高等教育强调科研重要性的原因之一。要求学校进行一定的科研工作，并不是要求每个老师都能精通学科的前沿，而是通过科研了解学科专业发展的现状和趋势，能融入教学，而不至于脱离现实太远。

专业教育中的第二个问题是实践教育缺乏。当代教育普及很快，学生数大量增加，而企业的生产自动化发展也很快，实际操作岗位大量削减，因此学生，尤其是工程专业学生到企业实践的机会大为缩减。行业办学曾经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特色优势之一，但由于前期改革把相关企业与高校的联系用行政手段给切断了，加之企业接受学生实习又没有明确的社会责任来约束，因此学生实践的机会就更少了。这个问题必须从学校和企业两方面来解决，要从主体上明确企业的社会责任，并在经济上辅以相应的抵扣政策。同时鼓励企业通过接受学生实习等方式，遴选部分优秀学生毕业后去企业工作。学校则要努力探索能给企业创造价值的实习内容和实习方式，并教育学生到企业遵守劳动纪律，认真学习企业文化，培养自己的职业道德。特别要注意创造学生去中小企业实习的机会。中国经济处在转型提升期，有一大批中小企业亟待提升档次，需要高校的智力支持，只要引导组织得好，是可以创造大量校企合作包括学生实习的机会的。

专业教育中另一个问题就是缺乏逻辑思维和工程伦理、人际关系等内容，如前所述，做人教育要和具体实践环境结合。同样，做事教育要和做人结合起来，一些基本的道理(伦理)、方法(逻辑)是各个专业共同的，当然也有针对各个专业不同的内容，通过在专业教育中融入这些内容，也为做人教育提供了途径，不会做人也是做不好事情的。

专业教育中还有一个问题是学习与应用不对口，即学非所用或用非所学。在一些发展前沿的国家，如美、英等强调博雅教育，并不特别要求专业对口问题，但在德国等追赶型国家则强调专业对口，提高教育的效率和效益。中国仍处在追赶阶段，而且是处在既要填补历史缺漏、又要实现历史跨越的阶段，更应该如此。现在的问题是，中学生在高考时选择专业的因素太复杂，更多是从分数是否适应录取线考虑，而高校的专业设置又有较大的滞后性，导致专业教育与社会需求经常脱节的现象。

关于专业面宽窄和如何适应交叉学科发展的问题，也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不同类型国家有不同的标准和做法，不同类型学校的标准和做法也不相同，如职业教育的专业面会窄一些，高水平学校可能会相对宽一些。但如何在突出专业的同时给学生必要的宽口径知识，是需要解决的问题。笔者曾多年提倡在工程教育中普遍引入工程学概论课程，作为主要专业基础课，但至今未能大范围实现。对于交叉学科问题，也需进行多种探索。新学科的形成总是从小到大、逐步发展的。对有些好的苗头，要给予关注，可以做些试点，尤其是工程技术和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法学等学科的交叉，在发达国家也有较多实践，我国在这方面仍有较大差距。

总的来说，要把做人和做事两者融合起来，根据上述分析，两者不仅必须融合，也是可以融合的。我们的态度是提倡整体优化、综合发展，反对狭隘片面、畸轻畸重。

要着眼于经济、社会的需求和人的全面发展来整体考虑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做人教育要渗透到生活学习的全过程中，并贯穿个人的一生，而做事要有具体领域并与时俱进、不断提高，知识、能力、品德三者缺一不可。

至于怎么培养的问题，各种研究和实践已经很多，兹不赘述。

这几个基本问题的存在，有各方面的原因，有的由教育本身发展变化所引起，有的由对国外情况的误解或歧解所引致，也有的由社会制度、政策等各方面因素所引发。分歧可能会长期存在，但是要引起重视，开展讨论，更希望有关方面能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客观中肯的分析意见，从而引导我国的教育事业健康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