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复旦的演讲
来源：《新华文摘》 2010年第18期
复旦的校训是“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今天我想主要谈谈“博学”的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问题。通识教育一直是个热议的话题，即使在通识教育已经实行了近一个世纪的哈佛大学也是如此。在这里，我不想去探讨通识教育的定义和概念，而更加关注通识教育的意义和实施方法。我比较赞成台湾教育学者黄坤锦的看法，即，通识教育是要给学生某些价值、态度、知识和技能，使其生活得恰当舒适和丰富美满；要让学生将其现实生活中的富丽文化遗产、现存社会中的可贵经验与智慧，能够认同、择取、内化，使之成为个人的一部分。今天讨论通识教育，实际上关系到一个非常核心而重要的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培养人才？
教育之目的是育人
坚持学术使命和社会责任是大学须臾不可脱离的。如果我们的学生只是想学一些所谓的实用知识，甚至只是为了一纸文凭，并藉此谋取一个好的社会职位，那么，我们的大学教育就不能说是成功的。
为了贯彻正确的教育理念，我们必须开展通识教育。近代英国的哲学家、教育家罗素认为，早在古希腊时代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就已经认识到，教育并不仅是一个知识传播的过程，因此学校所应起的恰当作用就是要“培养独立思考的习惯和不带成见与偏见的探索精神。如果一所大学不能完成这项任务，那么就说明它堕落到了只会灌输的水平”，“教育就是让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学会独立思考”。
中国古代的教育家们也从来没有将知识的传授看作是教育的唯一目的。孔子是世界上公认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非常强调教育在社会发展当中的作用，并认为教育就是要培养“君子”。孔子把“君子”作为一种有道德标准的理想的人格，所谓“君子不器”并非轻视应用性知识，而是设定了一个道德标准，即，“君子”不仅具有知识，而且有道德，是一种人格、一种楷模。孔子认为，作为一个“君子”，需要有技能，但不应该拘泥于某一方面的技能：教育不只是让人学会某种谋生的技巧，而是能够成为认识事物发展规律、承载起社会道德价值的“君子”。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就是这个意思。一个人在受过教育以后，应该在人类社会上弘道。所谓的“道”，就是规律，是好的德性，是一种社会责任，是一种带有理想和真理性质的东西。
因此，说到底，教育最根本的理念，即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促进每一个人的发展。瑞士著名的民主主义教育家裴斯泰洛齐认为，“为人在世，可贵者在于发展，在于发挥各人天赋的内在力量，使其经过锻炼，使人能尽其才，能在社会上达到他应有的地位”。华中科技大学杨叔子院士的诠释就是，“教育不是制器，而是育人”。所谓“制器”，就是把一个人培养成只会干某类专业工作的一部机器。
既然教育不是制器，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育人呢？潘光旦认为，在中国古代教育著作《论语》和《礼记-学记》里，不但找不到一个“训”字，而且突出了一个“学”字，“学”字出现的频率远远超过了“教”字。因此，真正的教育不应有“训”的成分。必须指出，以“训”为手段的教育是危险的。早在上世纪30年代，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罗素就忧心忡忡地指出，“在实行军事独裁的国家……教育是大大地退步了，这种退步包括四点：一是严格纪律的恢复；二是绝对而不问事由的服从；三是对老师唯命是听已经到了一个可笑的程度；四是在知识方面消极地接受灌输，而不是积极地接受启发。”他认为，这种教育只能培养出双重性格的人，即，“对在上的人要服从，要怯懦，对在下的人不妨擅作威福，而蛮不讲理”。不幸的是，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印证了罗素的担心。因此，我们应力求审慎，检查一下在我们现在的大学教育中，还存在哪些不符合教育最终目的的东西，并予以坚决去除。我们的教育一定要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习惯，以及不带偏见和成见的探索精神”为基本目的，一定要坚持实行学生自我学习和自我管理为主的教学方式。
为了真正实现大学应有的功能，我们要开展通识教育。说到大学的功能，二战时期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的詹姆斯-科南特有过一个定义，“大学就是学者们高度独立的自治区”。在这个自治区里面，对学生进行专门化的教育，促进知识的进步，同时进行博雅教学，使大学成为“涵养、博雅教育的场所”。这一点极其重要。柯南特还认为，“大学不仅仅是时代的反映，更是影响时代的模范和典型”。
既然大学是知识教育和道德的领导者，坚持学术使命和社会责任是大学须臾不可脱离的。因此，我们的通识教育一定要坚持学术为本、道德为上的基本原则。在此原则下，我们的通识教育必须培养学生具备专家的知识能力、广博的视野和道德的勇气。如果我们的学生只是想学一些所谓的实用知识，甚至只是为了一纸文凭，并藉此谋取一个好的社会职位，那么，我们的大学教育就不能说是成功的。
通识教育必须立足当今，思考未来。纵观耶鲁、哈佛通识教育的几次改革，实际上都是因为时代的推动力。我们常说，大学必须站在时代的前列，不能落后于时代，因此我们不仅要立足当今，而且必须思考未来。
有经济学家预言，如果我们在社会发展和政治上不出重大问题，在经济上也没有重大失误，那么中国在未来20年中维持8%的GDP增长率应该没有问题。如果这个预测是对的，那么10到20年之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就决定了中国必须扮演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角色。也有学者认为，20到30年后，中国将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法制国家，将与美国和欧洲并列成为世界强国。然而，我们要问，我们是否为此准备好了？我们现在培养的人才到时候能不能承担起和国家地位相称的责任？
我们培养的人才要对不同的文化有足够的了解和理解；要对不同的文化有足够的宽容度；要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有足够的沟通能力；同时，必须有非常扎实的专业知识，而不是只会用一些貌似深奥的专业词汇来掩饰自己的夸夸其谈。
学者甘阳有个观点，通识教育应该有一个“纲”。那么，这个“纲”是什么？我的看法，应该是“全球视野下中华文化的复兴”。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纲”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突出全球化的问题，二是中国崛起的问题。中国崛起并不仅仅是中国问题，而且是全世界的问题、全人类的问题。从全球化和中国崛起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应该成为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一个“纲”。有了这样的“纲”，我们才能培养出与未来与国家地位相称的各类人才。
通识教育应强调多元思维
通识教育就是要告诉学生可能主导未来世界的文化和思维方式是哪些，并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养成包容、尊重、公正和坦诚的精神，并在纷杂的未来世界里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特的个性。
大学承载着极其重要的文化重任，大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大学集聚着一批优秀的学者，大学是一个培养未来人才的地方。下面，我想提几点关于通识教育的具体的看法。
首先，通识教育应该同时传递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曾经，在技术主义占上风的时候，“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狭隘思想一度占据上风。而后有一段时间，人们又强调大学教育要加强人文教育，开设很多人文课程，甚至简单地鼓吹回到读经的道路上。这两种想法都有失偏颇。我认为只有同时具备这两种精神，才能在人文和自然科学之间形成一个真正的通道。
马克思认为，自然科学和人文及社会科学的分化是因为受到历史的制约，并具有暂时性。他预言：“自然科学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同样，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这将成为一门科学。”所以，我认为片面地强调通识教育只是增加一点人文精神，这是不够的，至少是不全面的。通识教育必须同时弘扬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毕竟，培养某一方面的专才不是我们教育的全部目标。至少，对于自然科学的学生要加强人文精神的培养；而对于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学生，则要加强科学精神的培养。
其次，通识教育应该展现不同文化、不同学科的思维方式。我们首先应该对不同的文化都有所了解。中国近代有一个缺点就是言必称美国和欧洲。我们应该认识到，通识教育绝不是简单地拓宽知识面，而是要培养一种民族文化精神，赋予学生一种巨大的文化包容性。人类文化是丰富多彩的，我们不仅需要了解美国和欧洲，也需要了解周边的国家；我们不仅需要了解基督教文化，也要对其他类型的文化有所了解。世界文化是多元的，不同地域、种族和民族的人们有着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传承，他们各自都展现了独特的智慧，都需要我们去了解和吸收。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让学生体悟到文化的时代特征，一个时代有其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当今时代，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例如环境、全球气候、生态、能源、全球经济和金融问题……都是涉及人文社会科学、地理学、大气科学、化学、物理学和生命科学等学科的综合性问题。任何一种简单的思维方式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我个人认为，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悟性文化有着很强的综合与归纳的思考能力，但在精确性方面有所欠缺；而西方文化强在逻辑思考的能力，但很容易滑入工具理性的泥淖。历史告诉我们，时代主流文化总是以不同文化的融合而得以形成和发展。因此，通识教育就是要告诉学生可能主导未来世界的文化和思维方式是哪些，并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养成包容、尊重、公正和坦诚的精神，并在纷杂的未来世界里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特的个性。
在科学文化方面，要了解不同学科的文化和思维方式。在平时的交往和学术研究活动中，我们都会感受到一个理论物理学家和化学家或生命科学家的思考方式是十分不同的。在数学、物理、经济等领域，常对“简明、经济、多产、有效”的作品给予高度赞赏，这表明结构简化是这些领域的特点。在自然科学领域，我们经常会评论某些公式的简洁和美。有趣的是，历史学家称赞一部作品写得好，常常用“出神入化”或者“技巧高超”。在社会科学领域，“有说服力”、“发人深省”、“刺激”这些形容词似乎比其他学科更常用。不同的学科对研究结果的不同评价方式隐含了学科间的文化、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差别。有了这样一种基本理解，才有可能出现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我们的通识教育不能只是教给学生一些所谓的“知识”或让学生懂得几个专业的词汇，而是要让他们领会不同学科的文化、精神和传统，并告诉学生这门学科未来发展的可能形态。
通识教育是一种理念
我们必须在各类专业课程中也贯彻通识教育理念，要让课程上得更加智慧，更加有精神和文化内涵，应该告诉学生更多历史、思想和精神层面的东西。不然，我们只是在培养“学术研究的业余爱好者”。
第三，通识教育还应该充分展现学术的魅力。通识教育的课程不是根据知识的类别来设置的，它关注的是当代社会与人类的发展问题。我们要求学生要“关注人类命运，关注社会发展，关注百姓疾苦”。这样的培养目标要求在我们的课程中要展现这些基本的问题，哪些是涉及人类命运的根本问题，环境、资源、文化等等；社会发展的趋势和组织形态，科学技术、文明冲突、文化的交融等等；还有现实的问题、百姓的诉求和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等等。很难想象，这些课程背后没有专业思维的支撑，没有最新的科研成果、学术见解的支持。通识教育有责任让学生通过最基本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的训练，赋予大脑逻辑、推理、论证等复杂的能力，理解不同的专业思维、不同的复杂程度、不同的潜力、不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通识教育要培养学生对学术的鉴赏能力。我这里指的不仅仅是核心课程，而是所有的课程。在自然科学领域，有科学哲人认为，倘若未能体悟到爱因斯坦的质能公式，麦克斯威电磁学方程组和薛定谔方程等科学成就的简洁、和谐、对称并略带点神秘之美者，非心有旁骛，抑或是尚未感悟到科学之真谛。要欣赏学术之美及其魅力，若没有几分对学术的精神饥渴是办不到的。美学家们称，欣赏之中寓有几分创造，创造之中也都寓有欣赏。欣赏营造了一种意境，而创造需是意境的进一步外溢。因此，很难想象对学术无鉴赏能力，或缺乏鉴赏之境界和能力者会有学术上的大创造，甚至绝无勇气闯入马克思所称为的“地狱之门”。
因此，通识教育要展现学术的魅力，学术魅力也会展现教师的魅力，学生在课堂上目睹学术大师的滔滔雄辩和引经据典时自然会暗自模仿，学生把优秀的教师作为自己学习的一种楷模，这也是学术魅力的体现，通识教育需要有这样一种魅力。
第四，“书院”是实施通识教育的重要环节。在书院教育中，德行与学问并重。书院教学以自学、独立研究为主，以答疑形式进行教学。在晚清学制改革的大潮中，引入了洋学堂（西学），而传统的书院因无法生产坚船利炮而黯然退场。等教育家们回过神来，情况已令人十分遗憾。以提倡新文化著称的胡适就说：“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蔡元培先生也认为现代大学制度引入所带来的最大遗憾就是废除了书院制度。因此，日后他们两位在利用他们执掌北大的机会，借书院精神改造现代大学。梅贻琦认为中国的大学教育，不是由中国本土的高等教育演化而来，而是自西方移植而来。但中国本土的高等教育与西方的大学教育，制度不同，精神相通。
我们要让学生在书院的生活成为终生难忘的经历。现在的学生宿舍只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睡眠和休息的场所，教育和学习功能不强，而且缺乏让学生敞开讨论的空间。我们对现有和未来宿舍的设计、改造和新建中，一定要充分体现这些要求。
书院里应该有一批优秀的导师，使书院成为师生联系最紧密的纽带。由于大学生活是学生真正走向社会之前的重要阶段，故这些导师的言行将直接影响学生对社会的看法。他们不仅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而且必须有非常高的品行并真诚地热爱学生。他们还是学生学习的挑战者和督促者。
书院重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客观地来看，大量进入大学的青年主要在大学攻读一个职业性的专门科目，希望毕业之后寻找一个比较好的职业，所以近年来管理、金融、法律等科目非常热门。依我的看法，某些热门的科目里面大部分小的专业方向不应该招收本科生，这样才有利于开展通识教育。
书院应该通过各种精心设计的育人活动，着力提升学生的道德修养，使学生具有优雅的个人气质、良好的公民素质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培育他们的社会活动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和科学、民主意识。我们要在书院里将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和大学住宿学院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出我们特有的、现代的中国大学书院制度。
需要强调的是，通识教育是一种教育理念，在专业课程的教学中也应加以贯彻。哈佛大学前校长詹姆斯-科南特极力主张把大学里学生研读自然科学也作为通识教育的一部分。在科南特看来，“应该让学生了解科学科目的个案史”，这样可以让学生知道，在有些简单的问题背后，隐含着多么复杂的人类问题。我们只有把学科发展个案史和学科的思想精神教给学生，这门专业课才会成为有思想的专业课，才符合通识教育的育人理念。那些仅以解题或纯粹的实用性为目的的课程只是一种“精神虚脱”的课程，这样的课程难以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
因此，我们必须在各类专业课程中也贯彻通识教育理念，要让课程上得更加智慧，更加有精神和文化内涵，应该告诉学生更多历史、思想和精神层面的东西。不然，我们只是在培养“学术研究的业余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