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复旦大学新闻文化网 2011-10-27
复旦大学校长 杨玉良
各位领导、嘉宾、同仁：大家好！
首先欢迎并且感谢诸位来到2011复旦发展论坛，共同见证复旦发展研究院恢复运行后的第一次公开亮相。通过复旦发展研究院的恢复运行，我们想要彰显一种决心和信念，这就是，复旦要为国家和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为中国和世界更美好的未来，做出更为直接、更为显著的贡献。
一、大学智库是大学功能的拓展
大家知道，相对于欧洲中世纪以至18、19世纪的大学，现代大学所处的环境高度复杂，经济社会发展对大学的新要求不断提高，大学的功能也随之不断扩充，社会责任越来越多。这一特点在第二世界大战前后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最为突出的首先是在科技方面，诸如原子弹的制造，MIT的雷达发明，英国的密码破译理论，美国的抗疟疾治疗方案等，为取得二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除科技服务以外，二战后期，日本败局已定，美国对是否进攻日本本土，是否投放原子弹和占领日本后是否保留天皇，无法做出决断。因此，委托著名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通过对日本的研究提供对日政策的依据。由于承载着可能改变一个国家上亿人口命运和整个世界格局的重大历史使命，该研究报告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和价值。
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大学的科学技术学科通过与工业界建立联合实验室的方式，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社会服务也日益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美国哈佛大学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已经影响了美国近半个世纪的国际战略。
因此，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前校长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1963年在哈佛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今日之大学主要的功能不止于教学与研究，并且已经扩展到服务。”所以，现代大学已不仅仅是通过教学与研究活动来创造、保存和传播知识的最主要机制，而且还要通过贡献和应用这些知识来服务社会。
由于当今世界的高度复杂性，大学的社会服务形式的重要转变是，对策研究从单学科走向多学科，由个人行为走向集体行为。为此，大学为社会服务的现代形式就是大学的“智库”（Think Tank），尤其在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它是体现多元化功能、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一种现代形式。
二、大学智库的优势和使命
智库，作为一种相对稳定且独立运作的公共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上世纪逐渐在世界各国发展壮大起来。尤其是最近30多年来，伴随着经济社会高度发展所带来的经济、社会、政治问题等日益专业化和复杂化，智库在各国决策咨询过程中的地位和影响越发重要。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2008年发表的《全球智库报告》统计，目前全球169个国家共有5465家智库。当然，实际的数目远远不止。有人统计，中国目前的智库就超过了2000家。其中不少就是大学的智库。那么大学智库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大学的智库的优势又在哪里？
大学，有多学科综合的优势。大学智库首先在人才资源和学术资源上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大学是人才和知识最为集中的地方，多数大学学科门类齐全、学术基础扎实，尤其是大学智库所在的大学一般都为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办学历史更为悠久，学术积淀更为深厚。无论是思想、政策、科学与技术，还是综合性的应对方案，都可以在大学找到多学科的支撑。当今世界面临的传统的与非传统的议题，其往往横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多个学科，其复杂性和综合性较之以往大大增加，这使得任何单一学科在理解和分析地区与国家的复杂问题时，都会显得捉襟见肘。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它不仅与环境、化学和能源等自然科学有直接的关系，而且还和历史、国际政治、社会学、法律、新闻和公共卫生等诸多学科相关。因此，智库在研究这些问题时都非常依赖多学科的方法（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这正好可以发挥出大学学科综合的优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有着像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这样有重要影响的理论家。在这个大学智库，各学科的交流就有力推动着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应用与推广。比如，在地区研究中就十分重视把国际政治学、经济学方法与思想史方法加以结合。
大学，有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相结合的优势。大学云集了最优秀的青年学子，思想碰撞、灵感迸发，有利于产生创新性的思想、知识和方法。大学智库的一个十分重要功能是在发挥它的服务社会的功能的同时，也可藉此培养具有多学科的思维、从全局考虑问题的习惯、对问题开展理论联系实际的深入分析的能力的高水平人才。
大学，有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的优势。大学的基础学科和基础研究，可以为智库开展政策研究、战略研究提供丰厚的学术底蕴。这就是我常说的，“大学要在扎实的学理研究的基础上，为国家和社会提供高水平的、清澈的理性思想、解决重大问题的智慧和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研究院（Woodrow Wilson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是基础研究与重大战略研究相结合的一个典范。其主要特点在于，大学有着强大的基础学科专家队伍，在相关学科领域做出得到公认的突破性贡献，而雄厚的基础研究又与大学智库具有战略前瞻性的政策研究相互结合。2006年9月，经过两年多的努力，这个智库发布“普林斯顿报告”，全名是《铸造法治下的自由世界——21世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受到广泛的关注，被认为是小布什时期美国安全战略的所有替代性方案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这份报告不同于一般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之处，就在于具有鲜明的理论色彩，提出了一些相当重要的关键性概念和范畴。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依赖于大学内部相关学科扎实丰厚的基础研究，大学智库往往能够在重大战略发展方向上提供各种重要的见解和动议；另一方面，通过前沿问题研究，学者们又能在基础研究上、在重要理论问题的传统研究范式上取得突破。
大学，还有国际化的优势。世界上著名的大学都有广泛、深入的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这就为开展战略研究和政策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国际学术网络。
近年来，国际智库与中国政府合作参与了诸如“中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和“中国的全球化影响和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可持续发展问题”等的研究。这些合作研究被认为是卓有成效的。
当然，国际上也有一些学者打着历史研究的幌子，对“中国”的国家概念提出挑战，企图为分裂中国寻找理论依据。正因为有这种杂音，同时中国的智库也应该为构建一个更加和谐的未来世界做出我们的贡献，我们才认为中国智库的研究成果要走向世界，要向世界发布我们的研究成果；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要加强国际合作，要向国际著名智库派遣我们的专家，也要适当聘请国外专家，开展对中国和他国的研究，为中国政府提供对内和对外的决策服务。
从根本上来说，大学或大学智库的最大优势在于大学在长期的办学历程中所形成、积淀并不断发扬光大的学术传统和学术精神。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在1520年前成立的各种社会组织中，迄今仍以同样的名字存在、以同样的方式做着同样的事情的，全世界只有85个，其中，70个是大学。沧海桑田，世事无常，许多组织生生灭灭已不复存在，而大学为什么能历经千百年而不衰？除了大学在传播和创造知识方面具有其他组织无与伦比的作用外，还因为它们承载着生生不息的大学精神，大学才有可能是永恒的。大学精神首先是一种诚笃的精神。在学术的探索中，“知识的诚笃”（intellectual integrity）是特别重要的德性。它不仅是作为一个“学人社会”的大学的道德支柱，只有当这种德性充分发挥时，知识的尊严与学术的纯净性才能有力地建立起来。基于这种诚笃的德性，大学就能对形形色色的世风流俗、对纷繁躁动的干扰羁绊保持必要的警觉，保持思想上、学术上的独立精神。对于大学的智库来说，这种独立性更加弥足珍贵。基于这种精神，大学的智库才能真正实现为国家与社会提供清澈的思想！
从诚笃和独立的精神出发，大学得以坚持对于理想、真理和绝对价值的虔敬和追索，并理所当然地成为孕育高尚性和超越性、孕育理想主义的精神家园。王沪宁校友，也是复旦发展研究院的创始人之一，说过：“复旦大学的氛围让我立即感受到了理想主义的魅力，这是复旦给我的最宝贵的东西。”我想，一所大学，或者说大学的智库，所能贡献给社会、贡献给国家、贡献给世界的，除了战略和对策，除了思想和智慧外，更根本的是精神和理想！而这就是大学智库的使命。
我今年4月访问了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它的座右铭就是：“高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quality, independence and impact）”。布鲁金斯学会理事会主席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认为，这三条是智库必须坚守的核心价值，也是判断能否成为高水平智库的关键所在。其中，质量的基础是深入、扎实的学理研究，是对国内、国际形势的细致剖析，是对社会发展趋势的成功预判；其中，独立性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因为任何一个智库的信誉都与其独立性密切相关。独立性也是客观性的一种体现。一所坚守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的大学，一定能为智库的成长提供宽松氛围。这里指的“独立性”并不意味着智库一定要和政府保持距离。恰如朱旭峰教授所指出的，“政府是思想库研究产品的最终消费者。思想库和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有助于思想库将研究成果向政府输送。”除此之外，“政府是思想库获得政策研究所必须的信息和数据的最主要渠道。没有这些资源，思想库研究成果的质量就很难得到保证。”再者，从客观性原则出发，“独立性并不意味着思想库不能公开支持政府的观点。思想库的政策倾向往往是思想库中相关专家因其教育背景、信息来源和对客观社会价值独立评判的结果。思想库坚定地站在政府一边恰恰是其对自己的观点有充分自信的表现。”如果，我们坚持来高质量，恰当地理解独立性的涵义，那么影响力也就在其中了。因此，大学的智库的独特性在于：它既有相当的独立性，同时又与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使其有别于政府的智库，亦有别于民间的智库。
三、复旦发展研究院的愿景
当前，我们国家进入了深化改革开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外交和全球战略各领域面临着深刻变革和科学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如何应对世界格局和全球秩序转型的机遇和挑战，也迫切需要理论、制度和政策的创新，迫切需要文化、精神和价值观的引领。在这种形势下，以学科的交叉、集成为依托，对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开展战略性研究，不断形成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和决策咨询成果，显得尤为重要。
复旦发展研究院采取怎样的发展模式？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各国、各类智库均各有特色，发展模式和道路也不尽相同。我只能说，复旦发展研究院的发展道路不能照搬其他国家和其他类型智库的发展模式；我们一定要走出一条适合我国的政治、经济、传统和文化特点，发挥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办智库的独特优势的发展模式。上世纪90年代复旦发展研究院的成功经验表明，复旦大学完全有能力为国家和上海的发展提供富于影响力的战略研究成果和公共政策产品，这也是复旦大学作为国家重点大学的责任和义务。复旦地处的上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和经济发展的脉搏所系，又是联系世界的重要窗口，为保证复旦发展研究院的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期望，复旦发展研究院为现代国家与和谐社会建设做出贡献，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发挥好思想库作用，成为国家战略、政策的创新来源和政治民主化、决策科学化的智力支持系统；我们也期望，复旦发展研究院为中国和平崛起和国际文化交流做出贡献，推进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以至思想文化走向世界，成为国家软实力的创新来源和全球视野下宏大的中国文化发展、传播战略的推动力量。
各位领导、各位同仁！大学自产生以来，就是人类智慧、知识和精神产生、汇集和向外界辐射、散播的场所。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曾经说过，大学就是这样的组织，它为民族的进步提供了充满智慧的想象力。布鲁姆（Allan Bloom）则说过，大学是一个以理智为基石的国家的神殿，是奉献给纯粹理性的，它在人们心中唤起崇敬之情。由此，我们对大学、对大学的智库充满了期待。愿复旦发展研究院真正成为智慧和知识的源泉、思想和精神的高地！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