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2014-06-19

50年前，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家克拉克•克尔在梳理大学理念发展时有一个生动的比喻：“大学的理念是把大学当作一个村庄，有着一批教士。现代大学理念是把大学当作一个城镇—一个单一工业的城镇，有着一批知识寡头。‘巨型大学的理念’是把大学当作一个变化无穷的城市。有人在城市迷失，有人在城市中高升，大多数人使自己的生活适应城市许许多多亚文化的一种。”

21世纪的今天，我国的大学迅速“城镇化”，一批大学还在朝着“超大城市”“世界城市”迈进。这无疑是一种进步，是一种实力提升的体现，也给我们带来了声誉。特别是“985工程”的实施、大众化进程的推进和并校潮的兴起合力将我国大学推到了一个新的发展境界，大学实实在在体会到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喜悦，也开始有着诸多成长的烦恼。本文试图讨论的是大学内部的烦恼，也是克拉克•克尔在比喻中提到的文化。当把大学当作一个变化无穷的城市时，大学内部的文化认同变得越来越困难，正如城市中同住在一栋楼房的人们比邻而居却互不相识一样，大学内部群体之间，甚至是同一学科群体之间也变得疏离，沟通成为一个新的问题，除了时间、制度设计等因素外，这背后深层次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文化共识。这种共识上的危机尤其集中体现在近来我国快速发展的精英大学身上。

目标共识：凝聚和弱化

伯恩鲍姆认为，文化的功能就在于“把社会组织粘结到一起。它表明了组织成员达到共识的价值或社会理想与信念”。近年来，我国精英大学更多的共识体现在发展目标上，是它将大学中各个群体紧密地凝聚在一起。

“世界一流大学”是我国精英大学近20年来最强烈的目标共识，特别是1998年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上升为国家行为后，大学自身目标和国家目标的一致性更加强化了这种共识。某种程度上，我国高校强烈的意愿和实践也塑造了“世界一流大学”这个词，同时也引发了世界大学的新一轮竞争，日本、韩国、德国和法国先后开始实施新的一流大学建设计划。

目标共识与国家动员的结合无疑加速了我国精英高校整体的快速发展，短时期的提升是令世界瞩目的。世界大学排名可以提供一个侧面的参照。

但是，随着距离奋斗目标越来越近，那种快速变化给校内师生员工带来的动力如边际效益一样越来越弱。我国精英大学在前一阶段主要还是在求同，我们有一个学习的模板，就是美国大学的发展模式，教育部也曾倡导我国各高校选取AAU中高校作为自身发展的参照对象。如果说原来我们看待美国大学更多的是一致性，那么现在我们更多地看到了美国精英大学的不同，它们的各具特色。这也使得目标本身也变得多样化，我国精英大学开始探索求异的路径，现实中就由原来的“跟随者”逐渐向“自我导航者”转变，有的甚至提出“领跑者”的目标。从某种程度上说，一流大学目标的凝聚作用已在弱化，加之社会甚至学界对其批评从未停止，也部分地消解了其发展动力。这就给内部留下了共识上的空白，大学要用什么把校内师生员工更紧密地凝聚在一起？文化共同体建设逐渐提到日程，这是一切变化的土壤。

路径共识：差异和危机

从我国精英大学的发展路径来看，有9个字特别受精英大学欢迎：“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或者把开放式替换为国际化，总之这几个词会频繁出现在各个学校的定位和发展思路之中，这说明各大学对这种路径也形成了基本共识。如同目标一样，它在大学内部也起到了凝聚作用，有了这样的共识，很多大学的改革能够顺利进行。但是，就“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路径本身而言却带来了文化共识上的问题。

第一是综合性。我国精英大学的综合性建设大都针对学科而言，无非有两条道路：一是靠自身建设，二是靠合并。像清华大学开始恢复建立文理科，合并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北京大学建立了工学院，合并了北京医科大学。按照综合性的原则，缺什么补什么，新建或合并的都是自身原来没有的学科，而学科的差异直接会导致文化上的差异，这种文化差异非常难以弥合。有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两校求学工作经历的任彦申谈到两校时说：“北大思想解放、思路活跃、务虚能力较强，喜欢坐而论道，往往想法多、办法少，醒得早、起得晚。清华则严谨务实，虽然想法不如北大多，但办法比北大多，想得到也能办得成。如果能把北大的‘想法’和清华的‘办法’结合起来，势必如虎添翼。”

这种差异背后有着强烈的学科属性，北大的特点与文科的重思想、重过程、追求独特性密切联系，清华的特点则和工科的重实践、重结果、讲操作有很大关系。这种学科差异性对于建立文化认同会造成障碍，后建立的学科会受到大学里面原有学科文化的侵扰，特别是原有学科文化已经上升为大学文化后，更是如此。斯诺在1959年谈的两种文化主要是指 “文学知识分子的文化”和“自然科学家的文化”，现在大学里面显然已经不只是两种文化，而是多种文化。学科教授之间理想的情况是保持距离、相互欣赏，比较糟糕的情况是相互蔑视甚至攻击，中间情况是互不理睬、没有交集。但这对大学整体文化建设而言却难说是好事。从学科自身而言，呈现出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发展趋势，伯顿?克拉克认为：“知识的膨胀和随之而来的学科急剧发展，以及学科又发展成为学科分支，这也许是近年来最重要但经常被忽略的影响高等教育的因素，它增加了高等教育系统的复杂性，事实证明其影响比大众化和市场化更为有力。”学科的快速分化使得同一学科内部的同质性也在变弱，教师各自在自己的小领域耕耘，虽不能说老死不相往来，但完全可以做到各安其事。虽然说学科内部认同感的削弱对大学文化认同的建立不完全是坏事，但个体化的生产方式会对整体文化建设带来不利的影响。

第二是研究型。研究型大学最普遍的矛盾之一就是教学和科研的平衡问题。教学文化和科研文化存在着根本的区别，许美德用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来描述中国大学百年发展：“如果说课程改革的自由是重新确立中国大学地位的一个重要条件，将科研重新引入大学则是另一个重要条件，随之而来的是改变对知识的看法和态度，不再将知识看作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和绝对的真理，对此只需毫不怀疑地去接受，而是将知识看作是暂时的、相对的，要不断受到验证和修正。”教师对于科研的投入，不仅仅是受制于学校评价指标的杠杆，更多的是因为创造性的行为给予自身的动力。有的学校管理者将教学和科研比喻为“上山”和“下坡”，在研究型大学中，教学如上山一样需要有外力推动做功才能做好，但科研更多的是自发行为，需要的只是引导。所以在大学里面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学校管理层面通常强调大学要以人才培养为根本，采取各种措施推动教师投入教学，使得教学成为政策层面上的赢家，但实际上校内的运行逻辑仍然是科研的逻辑，因为教师在学科内的声誉主要还是依赖科研成就。这种政策逻辑和实际运行逻辑的夹角使得教师在文化认同上也出现困难，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分裂。

第三是开放式。对于开放式有两种理解，一种等同于国际化，一种是包括国际化，还有一层意思是对社会开放。因为世界学术中心仍在欧美，现代大学也诞生于西方，国际化是我国精英大学的必然选择，特别是和美国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日益增多，一段时间内，言必称学习美国是我国高等教育界很平常的事情。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学习和自身的快速成长，我国精英大学和美国大学的差距在不断缩小，学习的内容也在深化，从先进的知识、技术开始转向制度和文化，但后两者是深植于本国文化和传统之中的。边缘理论的倡导者菲利普•G•阿特巴赫强调，“大学是一个具有坚固民族根基的国际机构”。现在，我国精英大学面临着不单单是学习问题，而是文化选择和文化重建的问题。余英时教授在“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一文中引用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拉孔的话：“一个社会要想从它以往的文化中完全解放出来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事。离开文化传统的基础而求变求新，其结果必然导致悲剧。”我国精英大学不但要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做梳理总结，而且也要对西方大学的文化传统做筛选，并试图将两者融合在一起，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也是想实现超越而必须做的事情。开放的另一层含义是对社会开放，走出象牙塔。我国精英大学都是公立大学，现在很多的改革是在试图摆脱行政化影响，寻求更多办学自主权，这当然也包括摆脱行政文化给大学带来的不利影响。随着对社会开放程度的深入，还会给大学带来重要影响的是商业文化。现在，办一所研究型大学变得越来越昂贵，政府拨款在大学运行经费中的比例越来越低，大学很多时候需要到社会中去寻求资金支持，如获取捐赠金，这里面有潜在的文化风险，就是大学对于捐赠方的回馈问题，一方面对方投资教育可以获取社会效益，还可以获得一定的税收减免，但捐赠方的要求往往并不止于此，还希望在大学留下印记，即捐赠者或者捐赠公司的名字。作为个案考虑，这个要求其实并不过分。但推演开来，当你进入一所大学，发现大学的楼宇上到处都是公司的商标时，相信你会感到，这还是大学吗？更深层次上，公司企业赞助的科研项目的获利问题，大学为社会之“公器”的地位也会受到影响。成熟的学术文化尚在构建之中，已有的行政文化依然强大，后来进入的商业文化正在积极寻求位置。这就是开放给大学文化建设带来的新困境。

文化共识：自觉和创新

目标共识的弱化给推动文化建设带来机会，路径共识的强化却给文化共识带来新的问题。不管怎样，文化始终是一种长久的力量，是大学可以不断从中汲取力量的家园。香港科技大学的丁学良教授曾谈到：“领先大学靠什么?必须有两个力量，一个是硬的，一个是软的。在这个时代，软的力量，如知识、观念、心态、态度、信息才是最好的力量。硬的力量，像技术等创造有形财富的那些工艺过程，主要从伟大的大学里产生，因为伟大的大学对知识创新的边界几乎是无限的。英语中有个概念是sustained creativity and academic innovation,就是可持续的创造力和可持续的学术创新。一次创新并不是太难，难的是持续创新，难的是从来不被自己过去的创新所束缚，始终面向未来。”这种可持续创造力和学术创新必须植根于创新文化之中，而文化要发挥作用，则必须有共识，有其忠实的承载者。

让我们回到克拉克•克尔比喻中的城市，也就是他创造出来的名词“多元巨型大学”：“纽曼的‘大学的理念’仍然有它的热心坚持者—主要是人文学者和通才主义者以及本科生。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的理念’仍有其支持者—主要是科学家、专家以及研究生。‘巨型大学的理念’有它的实行者—主要是现在的大学教职员之中那些为数众多的行政管理人员以及社会上的领导集团。”

每一种理念和文化都有其支持者，但共存于大学之中，冲突似乎难以避免。研究者提供了不同的解决途径，一种就是把目光投向历史，在历史的脉络中把大学精神提炼出来，用来指引大学的发展，西南联大的传奇一度成为很多人心目中理想的大学，并把它当作是新“村庄”建设的途径。但现实中的大学已经回不到百余教师、千余学生的规模上去了，结构也变得更加复杂，各种学科林立。

还有一条路径就是视差异为自然，兼容并包，各安其事，任其自由发展。但是，这种路径很容易带来利益上的纷争，正如伯恩鲍姆在《大学运行模式》中提到的政党组织模式的例子维吉勒州立大学：“大家都赞成教学、服务和科研是学校的重要任务。但是，抽象的赞同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对究竟哪些计划最为重要有着不同的看法。在学校资源充足、能够满足每个人的需要时，这种模糊性和分歧不会引起问题。不过，当资源匮乏时，在具体分配资源的问题上就会出现激烈的竞争。”利益一旦成为主导，而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利益轨道扳道工的思想或理念没有成长起来或者不够强大的话，我们就会像哈佛大学哈瑞•刘易斯教授所担忧的那样，大学的优异会发展成为一种“失去灵魂的卓越”。

最难的一条路径是试图在林立的学科之间、群体之间打造一条文化上的通道，为大学中的人文主义者、科学家和管理者所共同拥有。当年詹姆士（现译皮尔斯）在谈实用主义时，引用了意大利哲学家巴比尼的比喻：“实用主义在我们的各种理论中就像旅馆的一条走廊，许多房间的门都和它通着。在一间房里，你会看见一个人在写无神论著作；在隔壁的一间房里，另外一个人在跪着祈求信仰与力量；在第三间房里，一个化学家在考查物体的特性；在第四间房里，有人在思索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体系；在第五间房里，有人在证明形而上学的不可能性。但是，那条走廊是属于他们大家的，如果他们要找一个进出各人房间的可行的通道的话，那就非经过那条走廊不可。”这样既可保持各自的文化特色，又具备共同的价值观念，使多样性和统一性得到兼顾。就最后一条路径而言，尝试提出几点建议：

管理者高度的文化自觉。管理者是最容易从宏观视角来看待大学的人，应该对文化有着高度的敏感性，也应成为共同通道建设的组织者。多样文化环境下共识总是很难建立，但也不是全无途径，关键是有文化自觉，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同时，还要抓住有力时机有组织地推动。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已为师生所共识，但曾有一段时间一直被称作老校训不被提及，所以有些学生也不知道。20世纪90年代以后，校长王大中敏锐地注意到这个问题，通过有组织的校内宣传，借助90周年校庆的清华精神大讨论，使得校训及校风、学风恢复并固定下来，这显然不是自然发生的，是学校管理者有意识的行为。

跨学科的交流。大学教师是学科人，学科之间的偏见很容易发生。钱钟书先生在其《围城》中曾写到：“在大学里，理科学生瞧不起文科学生，外国语文系学生瞧不起中国文学系学生，中国文学系学生瞧不起哲学系学生，哲学系学生瞧不起社会学系学生，社会学系学生瞧不起教育系学生，教育系学生没有谁可以给他们瞧不起了，只能瞧不起本系的先生。”这种偏见与缺乏沟通有很大关系。大学要有意识地加强跨学科交流平台的建设，为形成文化共识创造条件。比如，鼓励跨学科科研机构的创建，举办不同学科教师参与的学术沙龙活动，还包括一些非正式交流平台的建设。笔者曾在2012年访问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时，在其教师餐厅用餐，餐厅环境优雅，餐厅旁边是一个美丽的湖泊，很多教授在这里共同用餐和交流，这种非正式的沟通途径往往更加轻松，更容易增进相互的理解。

通识教育模式的架构。通识教育本质上是要使学生对知识体系有一个整体的认知，培养有教养的人，而不是偏安一隅。这是对于学生的要求，要实现这个目的，各个学科的教师要共同组织起来开设课程，为共同育人而努力，因此通识教育本身也是一个文化建设的平台。

“育人为本”和“文化育人”理念的强化。育人是大学的根本，无论大学职能如何拓展，都要紧紧围绕如何培养人这个主题，这个共同任务和话题可以吸引各个学科的目光，凝聚各个群体的力量，也是建设文化共同体的重要抓手。文化育人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是长期的、缓慢的，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因此，要强化这两种理念，使之成为教职员工的共识并体现在教育教学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