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大学研究与评价》 2009年第7期

对很多大学来说，大学排行榜虽然是用数字体现大学价值的一种不甚合理的事物，但是它作为社会对大学的知情权的具体体现形式，又不得不被接受。这就要求我们跨越两难境地，明确应对大学排行的方式和方法。为此，我们有必要先思考一下，大学的排行榜为什么会在当今社会中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

一、社会经济发展对大学排行榜提出的挑战

知识的生产及传递被视为大学的重要使命，其成果不仅是无形的，而且也是多元化的，因此，要客观评价这些工作的价值是非常困难的。严格地说，只有亲自从事知识的生产及传播的人，或者是专业非常相近的人，才真正懂得知识的价值。而大学正是支撑大学重要使命——知识生产及传播的组织形态。

如果认为大学是一个由很难客观评价的、极具多样性的活动构成的集合体的话，那么在大学之间排列名次，从逻辑上讲就是不可能的。的确，中世纪以来的各个大学之间确实存在着比较著名的大学与不太知名的大学之分，这充其量是一种反映大学历史时期的远近或是支撑大学各项活动的财政基础的标识。这种形态一直延续至今，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

但是，在今天这样的时代，大学的办学原则及结构等方面受到了重大的挑战。

第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化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扩大社会机会这一福利国家政策的推动下，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得到了迅速的扩张。这就是所谓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以此为契机，高等教育机构的数量也出现了飞速增长。

但是，在这一阶段，由于大学从传统的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阶段，曾经都处于顶点的大学在经过排行之后也区分出层次与级别。在大学升学需求迅速扩大的日本，由于严格执行了依据实力选拔学生的制度，通过选拔难度的高低而形成的大学间的排列顺序是非常清晰的。这种机会扩大政策很快就导致了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的到来，也就是说只要有升学的愿望，升入高等学府的梦想都可以通过多形式、多渠道的方式去实现。这种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时代，同时也是将那些原本对成人实施的多种多样的职业知识纳入到大学中来的时代。学位制度曾经被当作显示个人接受高等教育后所具备价值的“通货”，但在此时它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不再具有绝对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那些具有升学意愿或者是具有潜在升学意愿的人及其亲属而言，作为消费者，他们理所当然希望得到有关大学更为详细的信息。

第二，知识的社会化与社会经济的全球化问题。由于学术知识与生产技术直接挂钩、高科技的服务技术不断发展，大学的知识生产及传播对社会的生产活动以及产业、技术革新所产生的影响与日俱增。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当今社会，生产性及技术革新能力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的兴衰。置身于这样的大环境中，社会就必定会关注国内大学的知识生产及传播能力在全球范围内所处的位置。于是，用一种标准来衡量大学的地位，就具有了非常强的吸引力。第三，市场化问题。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化以及成年人的参与使接受高等教育活动的人数急剧上升。这不仅意味着高等教育的直接成本加大，还意味着学习所需的时间也成为重要成本，快速发展的学术研究在不断扩大其研究对象，深化细分其研究内容。因此，超过以往水平的高额成本付出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人口老龄化等社会问题加重了社会福利方面的负担，政府不得不大量压缩财政开支，并要求提高高等教育的投资效益。在这种情况下，高等教育费用对个人的依赖程度就会增大，人们会更加关注高等教育的投资效益问题，总是会将高等教育的投资与它带来的效益作比较。也就是说，在大学与社会的关系上，提供知识生产和传播服务与支付相应的报酬这样一种市场交易的色彩进一步加重了。这样，人们就要求大学提供相关服务价值的信息。

二、大学排行榜产生的效应：信息、疑似信息、虚假信息

这样看来，社会要求了解有关大学的各种信息是理所当然的。消除社会对有关大学信息的需求与大学多样化的实际状况之间的隔阂，就是大学排行榜所起到的中介功能。

但是，对大学信息的需求实际上是极具多样性的，有些人希望获取有利于升学选择的信息，也有很多人只是希望用一个尺度简洁明了地把握大学的质量。事实上，后者在数量上是大于前者的。为了满足这些需求而产生出来的商品，就是美国的《新闻周刊》、英国的《泰晤士报》等大学排行榜，或者是与此相类似的各种各样的大学排行榜。然而，这些需求本身其实是缺乏逻辑性的，就如同要求给那些内容丰富的事物贴上简洁易懂的价格标签一样。这样一来，名目繁多的排行榜中就混杂了许多欺诈、虚假的内容。

从逻辑上讲，对大学进行正确的比较是相当困难的。论文发表的数量往往被当作衡量大学研究能力的客观标准，我们以此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以在国际性学术刊物上刊登的论文数量及引用次数为基础建立数据库，通过比较数据判断大学的研究能力，这是大家通常使用的方法。此类数据确实可将大学的论文发表数量、引用次数的总和清楚地显示出来，但由于大学的规模、专业结构各不相同，从评价大学质量的角度来看，一所大学的论文发表总量是说明不了问题的。由于大学之间的组织状况存在很大的不同，试图在考虑大学的规模、质量、专业设置的基础上，对论文发表数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就将面临很大的困难。比如哈佛大学的论文生产数的计算中包括了任职于其协作医院的大约2000名研究者的论文，因此把这个结果直接与具有其他组织形态的大学相比较就没有意义。

排行榜的发行者其实也注意到了这类问题，因此，他们不仅使用硬指标，还引用各个专业领

域的研究者们的评价，或者是来自于录用毕业生的企业的评价等，也就是说他们同时也在使用“口碑”这样的软指标。实际上，在大部分的评价工作中，这类软指标所占的比重更大。这些指标看似合理，但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即便是在自己本专业领域，研究者们所掌握的准确信息也不会超过数所大学。企业对大学做出的评价也同样是这个道理。而且由于进入评价人员视野的首先是那些长期以来受到好评的大学，因此，从结果来看，评价工作很难摆脱对传统名校所给予的过高评价。这一点在英国《泰晤士报》等国际排行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排行榜旨在对原有秩序提出挑战、对大学做出客观评价，但实际上却起到了强化原有秩序的功效，这一点颇具讽刺意味。

不仅如此，根本问题在于，排行榜本应针对大学对社会所做贡献的核心部分——大学的教育及研究活力进行评估，但事实上它却未能达到这一目的。尤其是针对教育的具体状况，主要的排行榜基本上都没有设定具有说服力的指标。其中当然也参考了专家评议的排行榜，但是由于专家评议存在前面所谈及的问题，其可信度也同样大打折扣。至于对研究方面的评价，则存在着没有将研究的创新性、研究成果与所获得的资源相比较而言的效率性等要素列入评价范围等问题。

实际上，对于上述问题，许多排行榜自己也在所作的条件注解中予以承认。即便如此，排行榜非常清楚它们作为商品依旧会十分畅销，尽管其中存在着不合理性信息，甚至是虚假信息。

三、大学应对大学排行榜的对策

那么大学该如何面对排行榜呢？

首先，大学要对大学排行榜以及社会上公布的有关各大学的信息进行经常性的监测，并对这些信息的特点加以分析。如前所述，无论是否存在有意操作的行为，大学排行榜不可避免地会掺杂进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必须正确把握这些情况，必要时予以指出。在市场化的社会中，这已成为大学必须支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本。

除此之外，大学有时也须对信息产业发挥积极的影响作用。如果是由于大学提供的信息不足而导致了误会的产生，那么大学有必要采取措施予以澄清。尤其对那些国际性排行榜的发行者来说，他们总是对日本的大学缺乏了解，因此，大学提供的信息常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当大学发现排行榜制作的方法中存在根本性的缺陷时，拒绝合作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抉择。数年前，以香港为活动据点的《远东经济评论》一直举办着亚洲地区大学排行榜，但东京大学就曾拒绝与其合作。美国的大学也开始出现了拒绝大学排行榜的倾向，做出上述决断有时也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尤其对那些规模较大的研究型大学而言，通过大学排行榜看出大学自身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也是十分重要的。比如，观察一下《泰晤士报》等排行榜会发现，日本的大学缺乏国际性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的确，近年来，日本的大学在学术期刊上刊登的学术论文的数量快速增长，但经常有人指出，在引用率等方面，尤其在与美国的大学进行比较的时候，日本的大学就相差甚远。这个问题不仅与日本大学论文的质量有关，同时还因为美国的研究者已经形成了一个包括留学生等在内的巨大网络，在这个网络内部，学者们彼此之间频繁地相互引用。获奖的数量和专家的评判标准也都与此有关。此外，由于《泰晤士报》等国际排行榜中也包括了留学生数量、来自企业的评价等要素，因此，国际开放程度对排行榜的结果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无论是加入上述国际性的学术网络也好，还是另辟蹊径形成自己的学术网络也好，对日本的大学而言，与提升排行榜的名次相比，更为重要的是培养高瞻远瞩的创造力。

第三，对所有的大学来说，最根本的仍然是自觉地认识到大学自身不同于其他院校的独特性这一点。如前所述，大学排行榜对教学活动这一大学最基本的内容并未给予充分的评价。反过来，各大学崇尚什么样的教育理念，为了将之付诸实践做出了怎样的努力，获得了哪些成果，如果能用客观的指标将这些内容显示出来的话，从大学的角度来看，这才是最具说服力的排行榜。

在整个社会与高等教育都接受着市场化洗礼的大环境下，大学应该对自己做出富于战略性的评价，这正是时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作者简介：金子元久，日本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教育学研究科教授，博士，从事高等教育学与教育经济学研究；译者窦心浩，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从事高等教育学与教育社会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