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教育报 2012-03-16
“对于西南联大精神最好的纪念，不是反复去追问，而是立刻行动起来”
小传
1920年，生于北京。
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1943年毕业，获哲学系学士学位。
1948年，赴美国布朗大学修读英美文学专业硕士学位。
1949年，首部诗集《诗集：1942—1947》出版。
1950年，转入伊利诺州立大学继续攻读英美文学专业硕士学位。
1951年，与同在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电机系学习的童诗白结婚。
1952年，获美国布朗大学英国文学硕士学位。
1952-1955年，随童诗白前往纽约布鲁克林诺理工学院电机系任职，在纽约茱莉亚音乐学院进修美声专业。
1955年，中美日内瓦会议后回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
1960年，调入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任教，成为该系最早的博士生导师之一。
1981年，《九叶集》出版，“九叶”诗派由此得名，成为中国现当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1985年，被聘为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部访问教授。
1986年，曾应邀赴荷兰鹿特丹参加国际诗歌节及世界作家会议。应美国科学院中美文化委员会邀请，赴美访问讲学，并获美国加州圣河西市荣誉市民称号。
1986年，《寻觅集》出版。
1991年，《心象》、《早晨，我在雨里采花》出版。
2006年，郑敏的最后一名博士生毕业。
2010年，诗歌《世纪的脚步》入选21世纪诗歌排行榜第一名。
郑敏，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九叶”派诗人。
如今，九叶之中，八叶飘零；惟余一叶，年已九旬。
如果说我的人生是一轴画卷，那它一定是幅山水画，充满了诗情哲意。我想，在这幅画卷上西南联大是最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这一笔几乎奠定了我一生的诗哲使命。
1937年抗战爆发时，我念高一，我们全家先从南京出发去了庐山避难，过了暑假，又坐船到了重庆，在重庆我就读于南渝中学。1939年，我19岁，顺利考上了西南联大。我和父亲一位朋友的女儿作伴，她也考上了联大，坐着被当地人称为“黄鱼”的货车，从重庆出发，经过贵州到昆明。记得夜里在贵州一座顶高的山上，司机突然就停下车来，站在车外，欣赏起风景来。其实那时挺危险的，但并没有恐惧感，好像那时的人都比较淳朴，并无险恶。这样一路上颠簸，偶尔停靠在耗子横窜的阴森小客店，后来终于到了昆明。
小时候我就知道北京有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南京有南京大学，都是很有名望的学府，可是在昆明的联合大学，却给了我别样的印象。西南联大当时的校舍非常简陋。我们文科的教室，就是几排铁皮房子；弄了一个拱门，就权当校门口了。没有正规的宿舍，很多老师和学生就在学校外面租民房。清贫且不说，还要时常躲避飞机的轰炸，尽管如此，学校里却聚集了国内顶级的教授和大师，他们思想敏锐，学术空气活跃，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罕见奇迹。
“自由松散”的联大
在西南联大报到时，因为想到自学哲学很困难，我就临时决定不入外语系，改修哲学系。
初到联大，我发现那是一个很“松散”的地方，给你很大的学习、思考和自由交流的空间，比我们现在的大学自由多了。
首先，联大的管理很自由，这为学习自由提供了很大的保证。在联大，学生转系相当普遍和容易，我从外语系转到哲学系就只填了一张表格，其他的什么都没有要求。好多人入学后发现自己不喜欢原来所报考的专业，可以随意转入自己喜欢的专业，但大家丝毫也不敢松懈，因为转系虽然自由，但要是考试不及格，可能会被开除。
我想，这是因为联大继承了北大学术自由的传统，也延续了清华严格的校风吧。
我觉得联大的自由不等于放任，自由也并不代表没有要求，现在想想，实际上是“外松内紧”。联大对有关入学、注册、选课、转系、请假、退学、考试、毕业、学位、留级等都有严格规定。学校考试要求极严，教师评分标准较高。每次考试下来，都有很多不及格的学生。如必修课考试不及格须重修，不能补考。大一的学年考试很严，有3门课不及格者，一律开除学籍。
联大实行的是学分制，学生有较大选择权，除共同必修课外，大约一半课程可根据自己的特长与兴趣跨专业或跨系选修。文学院要求4年一共修132个学分才能毕业，我上哲学系的时候，对专业的学分也有很多详细的要求。
联大没有统一教材，甚至当时许多课都没有课本。教授们都重创新，以讲自己的教材为荣，讲现成的教科书为不光彩，这也是其他大学稀见的。老师们主张培养人的个性，不用相同的模子来教育人。哲学课上，老师讲他在哲学上思考的每一步，学生也听得其乐融融，仿佛有很多种子掉到了土地里，这些种子在日后生根发芽。
联大规定，文科学生必选一门自然科学，理科学生必选一门人文科学，目的在于培养通识人才。当时所有的文科生都要读雷海宗编的《中国通史》、蔡维藩编的《西洋通史》；哲学系学生必定要读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和冯文潜先生的《西洋哲学史》。高年级学生必修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哲学》、郑昕先生的《康德》、汤用彤先生的《魏晋玄学》。可以说，这些课将哲学与我的人生结合在一起。虽然我一生从事的不是哲学，而是诗歌和诗论，但这个根是深深扎在哲学上的。
入学第一年，英文、国文都是重点必修课，必须学好，这两门不及格不能升级。一年级语文课教师，记得有余冠英、李广田、沈从文等十来位。英语教师有王佐良、李赋宁等十来位。这些教大一英文、国文的教员，后来都成了知名的诗人、专家、学者。当然你要是修习哲学这类涉及国外学识的专业，还必须兼修德文，因为你必须要读一些德文的原著。
平时学生考试，不必按照教师的讲义来答卷，意见与教师不同，只要有根据，也可以拿高分。记得经济系陈岱孙教授开“财政学”，这是一门既有理论又要联系实际的课程。经济系的同学说，有一年考试题目是“假若我当财政部长”。我想西南联大之所以人才辈出，既有个人的努力，也与学校鼓励创新的学风有关。
因为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合并而成的学校，所以在管理上也比较自由。当时的三校各推了一人为学校校务常委：清华的梅贻琦、北大的蒋梦麟、南开的张伯苓。三校常委集体负责领导学校，常委的长期主持人是梅贻琦校长。
因为三所学校都有各自的办学特色，治理学校的风格也迥然各异。如今因着特殊的情势合并在一起，大家为了保持平衡，形成了西南联大独特的精神，那就是“包罗万象、百家争鸣”。
记得我刚入校时，当时的教育部曾对全国所有大学的课程设置、课程内容、考核方式、教授聘任等作出了硬性统一规定。当时，联大的教授会明确表示拒绝服从。当时的意见书上有这么一句话让我们学生记忆深刻——“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以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我想当时西南联大敢于坚持办学原则立场，既与三校的自治传统有关，也与联大教授们的独立人格有关。
当然，这也与当时的时代有关。原来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是“五四”运动时期的先锋力量，可以说是“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根据地。三所学校合并，大家也循着“科学与民主”的方向办学。教学内容包罗万象，通识教育和精英化培养并行，教学方式百家争鸣，不强求纳入一个模式。
“特立独行”的教授
那时正处于抗战时期，是中国最复杂、最严峻的关头。学习环境亦十分艰苦，教舍很破，一面墙，围着一块荒地，后面都是坟；铁板盖着的房子，有门有窗，但窗子上没玻璃，谁迟到了就得站在窗子边上旁听吹风。逃警报是经常的。警报一响，老师和学生一起跑出铁皮教室，跑到郊外的坟地底下，趴下来，只见得飞机在我们的头顶上飞过。
图书馆是一个很大的筒仓，藏书很少，也没有上架一说。记得《西洋哲学史》大家都要抢着看。走进食堂，大家站着吃饭，挑着米饭里的沙子、小石头和稗子。所谓蔬菜都是很清的汤水漂着几根菜，肉是不常见的。
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我们非常幸运，因为在我的老师里有很多大师。冯友兰，教我们“中国哲学史”，他独创的“人生哲学”对我影响非常大；郑昕，专门研究康德；汤用彤，教“魏晋玄学”；冯文潜，是南开大学的教授，教“西洋哲学史”、“美学”。后来还从维也纳回来一位老师，教得非常现代，我都听不太懂。几乎那个时代所有的哲学大师都给我上过课，受益极深。
老师里挺多“怪人”的。闻一多先生很奇特，一边叼着烟斗，一边讲课，黑板上一个字也不写，他讲课观点很犀利。有一位罗庸先生，和他的观点非常不一样。学生们经常两个班串着听，有时候大家在课余时间讨论两个人的观点，争执得不可开交。大家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中，似乎都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点，很有意思。上世纪30年代末，战争已经打响了，每个人的思想都必须经过一个转变。
卞之琳是访问完英国之后回来给我们上课的，属于晚一辈的教师，他的诗人气质非常浓郁。那时候他作为诗人已经非常有名了，可在学校里还不是正教授。卞先生是江苏海门人，口音非常重，我们常常感觉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不过他带着口音的讲述，倒是让我们加倍集中注意力，他讲的东西反而记得更牢固了。
汤用彤个子比较小，治学非常严谨，讲的又是玄学，给大班上课时嗓门特别大。数理逻辑学家沈有鼎教我们逻辑学，他讲课时总喜欢盯着自己的手，让我们很纳闷，可惜逻辑课我就没怎么懂。印象最深的是郑昕的康德课。郑昕较年轻，他讲的是一个永远永远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是否有超生死的物本身存在？康德在这个问题上困惑了很久，郑昕似乎也一直在这里面矛盾和挣扎，现在看来，这个问题似乎也没有办法解决。
我觉得西南联大教育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每个教授——他这个人跟他所学的东西是融为一体的。所有的教授跟自己所思考的问题合成一身，好像他的生命就是这个问题的化身，他们的生活就是他们的思想，无论什么时候都在思考。这对我的熏陶极深，我就生活在一个浓厚的学者的文化艺术氛围里面，这种无形的感染比具体知识的传授要大得多，像是注入了一种什么东西到我的心灵里面，以后我对艺术的尊敬、对思考的坚持，都是从这里来的。
西南联大的教育就有点像孔子带着他的弟子们走来走去，老师整个地就成为思考的化身，这种精神是我以后在任何学校都找不到的。
从教学方法看，联大的教授们注重启发式教学，如预先指定相关参考书，提出一些供学生思考的问题，然后学生带着问题看书。上课时老师边讲授边与学生议论，向学生介绍自己的研究体会，或是组织课间讨论，教师引导、启发。许多教授还抽时间对有研究兴趣和学有专长的学生予以专门辅导。名师授课，由于受课程名额和开课时间的限制，我们学生选课往往犯难，令人目不暇接。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只好抽空旁听，于是时有爆棚现象，旁听人数竟达数百，以至有的教授不得不三易教室，最后只好在露天上课。
“肆意生长”的学生
当时考入西南联大的学生可以说都是全国各地很优秀的学生，学生们也很有个性。
那时候的学生比起今天实在太少了，工学院的学生是最多的，总共也不过四五百人。文、法、理三个学院加起来也不过七八百人。我们哲学系是文学院的，一个系不过十六七人。经济系人最多，可能大家考虑经济系出来好就业。
在我看来，联大的学生真的很潇洒，就如同野地里的花花草草一样，肆意地生长着。我们经常是喜欢的课随便去听，不喜欢的也可以不去。因为老师上课从来不点名，不记考勤。课堂讨论可以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观点可以与老师相左，甚至指出老师的授课错误，可以随时听各种立场、各种学术流派的公开演讲。课外也很自由，联大师生课外喜欢泡茶馆，边吃边看书、聊天、讨论问题等，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有时候辩论起来各不相让。联大学生学习刻苦，但也有自由散漫者，每人都我行我素，表现出很大的独立性。
那时，我旁听冯至先生的“歌德”和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小说史”。这些文学课自然都是当时喜爱中外文学的学生心所向往的。冯至是我们的德文老师，要求极为严格，他最像现代的老师。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小说史”，听课的人数很少，大概只有六七个人听。沈先生讲课字斟句酌，非常之慢，特别爱写黑板字。可是我觉得他真是一位文学家，不像我们说话东一句西一句地连不上，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非常有逻辑性，如果把他的课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我留美回国后，还见过沈从文。一次西南联大的校友、诗人袁可嘉请我去家里吃饭，巧遇沈从文。席间沈从文突然问，你们记得有个写诗的郑敏现在到哪里去了？我心中窃笑，沈从文只记得在他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频频发表诗歌的郑敏，却不记得我还当过他的学生呢。
这些课丰富了我当时年轻的想象力，加上昆明是一个这样迷人的地方，使得我不得不找一种方法抒发我的感受。这样我就开始写诗了。
《九叶集》中收录的我的诗《金黄的稻束》是被读者所熟知的一首诗，就是在那时候写成的——“金黄的稻束站在/割过的秋天的田里/我想起无数个疲倦的母亲/黄昏的路上我看见那皱了的美丽的脸/收获日的满月在/高耸的树巅上/暮色里，远山/围着我们的心边/没有一个雕像能比这更静默……”
至今一回忆起昆明的石板路、石榴花，突然来又突然去的阵雨，人字墙头的金银花和野外的木香花，还为之心旷神怡。那时我所写的《鹰》和《马》确实都是昆明蓝天上和入暮小巷里的时物。记得我是用一个小纸本记下这些不知不觉来到我想象力光圈内的短诗。1949年出版的我的诗集将这些短诗中的很大部分都收录了。
当时西南联大的诗歌创作空气是非常浓厚的，因为在联大执教的老师中，就有冯至先生、闻一多先生、陈梦家先生、卞之琳先生，还有云南大学李广田先生等，都是知名诗人。可以说，云南在上世纪40年代云集了整个中国新诗各阶段的主要大诗人。
在大学一年级阶段，闻一多、徐志摩、卞之琳、废名（冯文炳）等人的新诗进入了我的阅读范围，但诗真正进入我的心灵，还是二年级的一个偶然机会。作为一名哲学系学生，学校规定必修德文。当时有两个德文班，而我被分配到冯至先生的德文班上。这个偶然的决定和我从此走上写诗，并且写以“哲学为近邻”的诗有着必然的联系。因为我从那时起，就在冯至先生的《十四行诗集》中找到了自己诗歌的最终道路。
当时的冯至才步入中年，虽然按照当时的习惯穿着长衫，拿着一个手杖，看起来却是一位年轻的教授。冯至在课堂上言谈的真挚诚恳更是充满了未入世的青年人的气质，他总是笑容可掬。老师们的驻地——司家营、骚子营就在学校附近。冯友兰、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等先生都住在附近。联大的逼仄和“跑警报”的日常活动使得师生在课外相遇的机会很多，学生们也常去老师家中。我们班上才四五个人，师生亦是友朋。
我有相当一段时间经常去冯至先生在钱局街的寓所，坐到很晚，谈些什么已记不清了。卞之琳等人有时候会去看冯先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就坐在边上听，一言不发，他们也不会赶我走。由于那时我的智力还有些混沌未开，只隐隐觉得冯先生有些不同一般的超然气质，却并不能提出什么想法和他切磋，但是这种不平凡的气质对我的潜移默化却是不可估量。那种感觉几乎是我的处女作《诗集：1942-1947》的基调。
在我大学三年级时，一次在德文课后，我将一本窄窄的、抄有我诗作的纸本在教室外递上，请冯至先生指教。第二天德文课后，先生嘱我在室外等他，片刻后，先生站在微风中，衣襟飘飘，一手扶着手杖，一手将我的诗稿小册递还给我，用先生特有的和蔼而真诚的声音说：“这里面有诗，可以写下去，但这却是一条充满坎坷的道路。”我听了以后，久久不能平静，直到先生走远了，我仍木然地站在原地。我想就是在那一刻，注定了我和诗歌的不解之缘。
许多许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在写新诗方面，无意中走上了冯至在《十四行集》中开创的那条中国新诗的道路。套用德里达的一句话：“柏拉图和老庄永远出现在我的面前，而我总在倾听他们和缪斯的对话，并且寻找表达他们对话的汉诗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