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科学报  2013-08-29

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金岳霖曾有一段经典的论述：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所以如此，因为道德、政治、反思的思想、知识都统一于一个哲学家之身；知识和德性在他身上统一而不可分。他的哲学需要他生活于其中；他自己以身载道。遵守他的哲学信念而生活，这是他的哲学组成部分。他所做的事就是修养自己，连续地、一贯地保持无私无我的纯粹经验，使他能够与宇宙合一。

上述现象的发生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塑造了中国特殊的大学精神。古代社会与大学并没有明晰的边界，尤其是“学”与“治”的边界长期模糊，以致直接影响到现今中国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使其难以明晰。长期以来，中国大学精神与社会治理的理念叠加在一起，难分难解。

中国古代大学精神与“德治”直接关联。所谓大学之道的“道”，相当于一套价值系统。但这套价值系统是必须通过社会实践以求实现的。通过“为学”与“为治”的结合，使“天下无道”向“天下有道”转变。

《周易·乾卦·象传》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为中国大学精神提供了数千年后仍难以超越的精神范畴。西周直至春秋战国也是中国大学精神发育与定型的关键期，此时期所形成的中国大学精神实为中国历代大学精神的原点。

中国大学精神的第一种实践形态便是德治和彝教。德治和彝教起于周公，主要通过“礼”来约束规范人的行为，治理国家。这套价值同时又是为学的价值，在学人身上得到体现，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德”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理想，而且是“祖先本源于天，而天本身是有德性的。天之德就是化生万物的洪恩”。

以德配天的“德”对自己来说是一种品行，对别人来说是一种统制他人的工具或媒介。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它又是做学问的价值与功能。将做学问与社会治理联系在一起，使得中国大学精神关注点常常是重此世而不看重彼世，箕子的神道设教、周公的敬天明德保民可看成是这一特征的源头。《大学》所秉承的即是“德治”精神，并将这一理念系统化，最终形成了十分严密的贯彻德治和彝教之大学精神系统。

不只是书本上这样说，孔、墨、孟、荀都有以“天下平治”为己任的弘道弘毅精神，孔子倡“士志于道”便已规定了“士”是社会基本价值的维护者，这一原始教义对后世的“士”发生了深远影响，而且愈是在“天下无道”的时代愈显出它的力量。孔子所“志”之“道”，本身就是一种天下大治的人间世界，《礼记·礼运》对此有充满诗意的描述：在那个世界，人的内省性道德和外在规范制度水乳交融、和谐无间。中国古代的“道”也因此有别于印度、以色列、古希腊的哲思，是一种更具有“人间性”的“道”。

稷下学宫的办学实践也说明这一点，恰如司马谈所言“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此世性也十分鲜明；也恰如刘向断定名家“论坚白异同，以为可以治天下”。恰巧历史给予了学人一次由“学”入“治”的机会—先秦以来，“士”的参政要求竟在汉代实现了。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公孙弘等人“独尊儒术”的提议后，不但郡县举孝廉改以“士”为对象，太学中博士弟子更成为入仕的重要途径。从此，汉代郎、吏由“士”出身便制度化了。“学而优则仕”反倒成为为学的大道，以致为学终身的人越来越少，反对学造成深刻的损害。

由于汉代太学产生，汉末以太学为基地，形成一股足以影响朝政的强大“清议”力量。宋太学亦有“无官御史台”之称。在“德治”理念下，学生干政成为古代学校的一个传统。

宋代“理学”、“心学”各执一端的朱熹和陆九渊都一心一意向往着王安石的“得君行道”，在皇帝面前也侃侃而谈，俨然以政治主体自居，充分体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范仲淹更是学治兼任；明代王阳明在《谏迎佛疏》中期待皇帝效法尧、舜之圣，恢复“三代之圣”。16世纪后，仍有不少“士”关怀着合理秩序的重建，但他们的实践方向已从朝廷转移到社会，以“贞其身，移风易俗”为职志；清朝“文字狱”屡兴，仍难改“士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特性。

中国历史上，除了老庄道学和玄学有些许遁世倾向，其他各学派几乎都看重现世性。这种特征又集中指向对政治的参与，表现为“德治”的为学价值取向。

由此可见，“德治”可以看做是中国大学精神久远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