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基本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我国高等教育，在不断变革中迅速发展。高等教育进入了发展模式转变，注重特色创新、质量提升和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新阶段，高校之间的竞争将更趋激烈。

立德树人：大学的“学问”与“精神”

谈到高校面临的竞争，人们常常会想到的是“大楼”与“大师”，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说中的话，代表了学校发展的两个方面。当下，谈论“大师”之于“大学”的重要性时，主要关注的是学问，可是大学除了博大精深的“学问”，还需要某种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并非具象的“精神”，更能决定一所大学的品格与命运。

在今天，“大楼”固然重要，但“大楼”不能取代“大师”已成共识，只是还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学问”不等于“精神”。“立德树人”，实际上是需要把人的精神面貌放在第一位的。19世纪英国著名教育家纽曼积极倡导自由教育，以心智训练、性格修养、理智发展为目标，关注的是心智，用他的话讲，便是“构建概念的能力”。无论是我们说的“精神”，还是纽曼强调的“心智”，都是以人为中心，注重长时间的影响，而非一朝一夕、一时一地的表现。这既是教育的功能，也是一种精神的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伴随中国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有关大学精神的讨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完成最初量的积累，人们也越来越期待质的超越，而大学精神恰恰是一所高校的“魂”。

回归到教育的本质上来，事实上，无论是《中庸》里面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还是梁启超自问自答的“教育是什么？教育是教人学做人—学做‘现代的’人”；以及更早些时候柏拉图理解的“教育是为了以后的生活所进行的训练，它能使人变善，从而高尚的行动”“教育乃是‘心灵的转向’”；到19世纪瑞士著名教育家裴斯泰洛齐认为的“教育意味着完整的人的发展”等，诸多关于教育的观念，本质都是针对个体的人，因为人是构成社会、民族、国家的最基本元素。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教育不仅要培养“建设者”，而且还要培养出合格的“接班人”，这是责任也是教育不可推卸的义务。

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在“树人”的过程中，实际上决定了一个国家与民族未来的方向。但恰恰是因为“树人”的不易，周期的漫长，也决定了教育的本身就是面向未来的事业。既然是面向未来，教育本身就不可避免地承载着人们对未来的期许和理想，而谈论大学精神，其根本正是源于这种对于未来的理想。

1899年，梁启超在《中国魂安在乎》中提出：“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梁启超在100多年前所倡导的“中国魂”，其实正是中国的国家精神。他身处那个世纪变革、国家亟待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上，寻找、确认并发扬国家精神，不仅必要，而且紧迫；不仅能痛定思痛，而且能继往开来。

当代中国又走到一个新的转折点上。那么，在这个中国崛起的时间节点上，也应该轮到我们来思考，我们时代的“中国魂”又是什么？

没有人仅仅凭借语言就可以准确、全面地表述出这个有着十几亿民众的国家精神。然而通过教育，通过千百年来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价值判断以及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最终可以形成强大的精神力量。

2012年11月29日，在国家博物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阐释了“中国梦”的概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中国梦是人们对未来的期许，中国梦也应该是中国教育的理想与自身承载的责任。

作为中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高等教育在国家未来发展过程中寄予厚望的同时，大学精神无疑在影响与构建着未来的国家精神，追逐梦想，实现理想。如果说大学精神在第一个层面的核心是理想，那么在追逐梦想，实现理想的过程中，大学精神还应具有敢于面对挑战的内涵，不是简单地应对，而是挑战局限，挑战极限，面对未知勇于探索的勇气与精神力量。

埃德蒙·希拉里说过：“我们征服的不是山，是我们自己。”这位法国登山家和他的伙伴在1953年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成为了人类的英雄，但真正让他名留千古的是他挑战自然、挑战自我、永不放弃的精神。法国人文主义思想家蒙田说：“欲求那埋藏山间，虚实蒙蔽世人的真理，但在山外之山中。” 其实这山外之山就在自己心中。只有征服了心里的高山，才不会对未知的世界充满恐惧，才有可能去征服一座又一座高山，最终实现梦想。这是教育的力量，也是大学的精神与力量的根源。

大学精神的传承与发展

就像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一所大学精神的萌生与成长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而且伴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大学精神也在不断超越自身的局限，表现在视野的拓展、探索空间的扩大、精神世界的包容等方面。因此，在关注大学精神这一话题的同时，实际上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传承与发展。

这里谈到的传承，可能会与大家想象的不同。今天所谈论的大学精神，可以说吸收了大量西方的理论与观念，而其中恰恰是源于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本该血脉相承的那部分被遗落了，这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我们自身发展的原因。

历史上，中国算得上教育的大国，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教育方法与模式延续的时间也相当的久远，缘于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在西方列强的威逼下，国人痛定思痛，决心改革，实际上也是现实利益上的选择，而教育的割裂实际上也让文化传承经历了一次中国传统教育精神的遗失。

陈平原在《大学何为》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论述：回到教育史的问题，晚清以降，欧风美雨，西化最明显的，是大学制度……这一百多年来，我们不断强调跟国际接轨，向国外的大学学习，但相对忽略了传统中国的教育精神。

1925年，蔡元培先生在德国作了题为《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其教育趋向》的演讲，称晚清之后，“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要仿效欧洲的形式，建立自己的大学”。所谓“上法三代，兼采泰西”，前者基本上是一句空话，因为三代的学制谁也说不清。但中西教育的差别是实实在在的。依照晚清以后通行的说法，后者重知识传授，前者重人格修养。钱穆说：“新学校兴起，则皆承西化而来。皆重知识传授，大学更然。一校之师，不下数百人。师不亲，亦不尊，则在校学生自亦不见尊。所尊仅在知识，不在人。”所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针对传统中国的师道尊严，曾博得国人一片喝彩，可教育学家很快发现，此种只重知识不尊师长的潮流，也有不少的流弊。为师的不自尊，求学的不重道，所谓“全人格的教育”根本无法落实。于是“教书”“育人”并重的观念，重新得到重视。

蔡元培先生曾经强调过，应该把孔子、墨子的教育精神和18世纪英国的培养绅士、19世纪德国的培养专门家，以及20世纪美国大学的服务社会培养社会急需的人才，这几种观念结合在一起，方才是他理想中的大学教育。

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将“生命的精神交往”定义为大学的基本任务，某种意义上，更像是对中国传统教育精神的理解。中国古代教育过程中，无论书院制还是游学等方式，师与生之间这种朝夕相处过程中的“精神交往”才是最为重要的环节。而师者之所以重要，不仅仅因其学识渊博，智慧超群，而且还因其人格和修养可以成为学生追随一生的典范。

当然，在今天不可能回归到那样一种教学模式中去，但重视“精神交往”与重构，对今天的师生关系来说还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是我们所说的传承过程中，需要重视的应该是其“实质”而非“形式”。

谈到发展，在今天讨论大学精神，并不缺乏所谓的“国际视野”，而是忽略大学精神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未来视野”。

当今社会，万事皆讲效率，社会发展与生活节奏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突飞猛进，但对以面向未来的教育而言，身处这样一个“快时代”，恰恰应该放缓脚步，给自己多留点时间来思考未来。

纵使大学本身承担着服务社会、培养社会急需人才的义务，如果一所大学所关注的只是眼前的利益与发展，显然是不能够担负起教育面对未来的责任。我们所说的“未来视野”并非是一个严谨的概念，只不过以这样一种提法来强调我们所承担的责任。如果我们今天的大学精神不能直面未来，无论以什么样的借口，无论有什么样的理由，都将会失去教育最基本的意义。

无论是梦想，还是理想，必定与现实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思考未来，面对未来，才是连接梦想与现实的桥梁。

因此这里所强调的发展，是纵向的思考而非横向的比较，是长远的规划，是心无旁骛勇往直前的勇气，也是可以抗拒当今社会种种诱惑、克服面前重重障碍的武器。

在一切都看重实效、利益的时代，只有大学精神必须保持自己独立的追求，执著于未来的理想，对未知领域的探求，对精神力量的追索。也只有这样，大学精神才会最终将沉湎于各种现实利益与诱惑的物质世界中的人引领到一个无限的精神空间，才能最终引领一个浮华社会走进新的文明。

用“薪火相传”可能较为准确地表达了大学精神的传承。

讲到大学的精神，相信每一所学校都有自己值得骄傲的过往与传统，但说到传承，则各有各的方式，现在人们常说的校园文化建设，实际上对于大学精神的构建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但因为文化本身与“精神”相近，几近无形，也常常沦为形式，这对于大学精神的传承与发展都是极为不利的。

校园文化建设之于大学精神建构

校园文化建设对于大学精神的传承与发展极为重要，这一点勿庸置疑，但对于校园文化建设，绝不是靠一两个活动，靠一段时间的努力就可以完成的，这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工程，短时间见效的，恐怕都与文化无关。校园文化建设的本身就是传承与发展，割裂历史与固步自封都不利于文化建设。

既然是长期的工程，那么校园文化建设首先就应该立足于学校的日常工作，立足于师生日常生活的细节。面对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四项职能，校园文化建设就要渗入到这些具体的环节中，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在教书的同时，达到育人的目的。

对于人的培养，重要的还是能力，那么在今天，大学能够给学生什么样的能力呢？

第一是判断力。面对当今如此丰富、复杂、多元的文化环境，在互联网以及各类传媒如此发达的条件下，判断力就变得尤为重要。判断力的前提是要有什么样的标准，这个标准就应该是当今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但我们应该承认，在今天，价值观的教育是我们面对的一个难题。这其中有社会的因素，有传媒环境的影响，有年轻人成长方式的变化等原因，但其中最根本的，还是缘于我们教育方式的僵化，就像那个古老的寓言《刻舟求剑》里面讲的那样，时代的潮流在变化，而我们仍然试图在用原来的思维方式来解决新的问题。改变思维方式，改变原有的教育方法，就需要寻找出新的方式方法，寻找出让人可以信服的、行之有效的沟通与交流方式才是问题的关键。实际上，在现代化的高校里面，人数众多的师生按着看似现代化的制度与流程，不断重复、复制的教学模式，在今天已经成为理所应当的事情，但这种先进、现代的教学模式，与我们当初高等教育的初衷是否一致，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改变很难，但改变是我们每一个投身其中、视教育为终身事业的人不得不考虑，不得不去作出努力的重要一步。

第二是学习能力。如果着眼于未来，学习的能力就远远比单纯的传授知识重要。而在学习能力培养的过程中，师生之间的关系，某种意义上就要求具备“精神交往”的内涵。因为学习能力不仅包括获取知识方法的内容，而且还包括了对待未知事物的态度、判断与思考能力，甚至勇于面对失败的勇气，这些都是学习能力，是能够让人受益终生的能力。

第三是沟通交流的能力。人与人的交流往往不是简单的沟通，还包括精神层面的内容，而今天的师生关系，如同流水线作业一般的教学模式，往往忽略了这个方面内容。因而我们提出强调沟通交流能力的培养，不仅是有效表达，而且还包括了完善积极的反馈。这实际上涉及更多的是教师的责任，师长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在人生与精神层面，还需要成长为一个典范，或许这便是梅贻琦先生所提到的“大师”真正的涵义。

这里所提到的几个方面，远非涵盖了校园文化建设的全部内容，只是目前普遍以形式为重的校园文化建设所欠缺的部分。事实上，校园文化建设如果真的可以靠几个花哨热闹的校园活动就能够解决问题，恐怕它早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

校园文化建设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让校园文化与师生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让梦想与激情在每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中发芽、生长。这方面的内容，实际上是对学校管理者提出的要求，从“大楼”到“大师”，从“学问”到“精神”，学校管理者要面向未来，要对未来负责，就必然在现实利益与教育理想之间作出明确的选择，即便这种选择会很痛苦。文化的建设无状无形，也很难在短时间内看到成效，按照目前的体制，很可能需要一任接着一任的校长共同努力才得以实现，指望在几年任期之内就开花结果的东西，往往经不起时间的推敲。校园文化建设的难，在这里，必须要面对，否则我们的校园文化建设就会像今天的城市建设，越来越多的积弊与欠账开始显现出来，所暴露出来的短视与急功近利不仅让我们的城市失去了自己的品格与特色，也越来越集中地突显出城市建设与长期发展之间的矛盾。尽管有关校园文化建设的话题不少，成果也颇为丰富，但今天仅拿改革开放以后这段时间来回头看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仍然不尽如人意，不同时期的成果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渐渐落入尘埃。因此，谈论校园文化建设，应该与当今轰轰烈烈的各式各样的校园文化活动有所区别，这样，才会真正涉及到校园文化建设的真谛。

教育是面向未来的事业，大学也应该具备超越于世俗利益的精神力量，传统的中国教育精神对于师者的严苛要求，实际上赋予了教育本身具备超越现实、勇于探索、追逐梦想的精神与力量。教育是追逐梦想的事业，也正因为如此，教育才会成为一个国家、民族未来的希望。人类因梦想而伟大！有梦想的人，首先是一个有变革精神的人，能够不囿于一时一事的成见与束缚，勇敢地异想天开；与此同时，更是敢于践行的人，能够以自身坚强的意志、不懈的力量，在广袤天地，去追逐梦想，实现梦想。

在当今这个时代，尤其需要培养这样的人，有想象的头脑，有智慧的方式，去构思、去规划、去逐步实现自身价值，承担时代与社会所赋予的使命，这是大学的责任，是校园文化建设的归宿，是大学精神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