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5-10-12

得知自己成功申请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以下简称“青年基金”），任教于一所部属师范大学的青年教师胡峰（化名）说“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农业工程专业博士李明则发了一篇博文，《十年磨一剑，祝贺自己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专门为年轻科研人员设立的项目，要求男性申请人在35岁以下，女性在40岁以下。近几年，在高校青年教师中，针对这一上限为30万元的研究资助项目，正在掀起一股“申青基热”的浪潮，青年基金越来越牵动着“青椒”（青年教师——记者注）的喜怒哀乐。

每年的6月到8月，青年基金的评审结果会陆续传出来，在科研人员聚集的网站小木虫和科学网上就会弥漫着一股“躁动的情绪”，《青年基金决定了一个年轻高校教师的科研生涯！》《评审青年科学基金中的问题与收获》《国家青年基金申请失败兼对中美科研不同的一些想法》这样的博文不断被置顶、热议，引发社会的关注。

今年8月，一篇题为《范进中举式的青基胜利》的文章在网上流传，作者称申请到青年基金后体会到了“范进中举式的喜悦”，这种说法得到不少青椒的认同。有人还将“中基金”和“中举”的相似性进行了比较：都有一定的难度，中了以后社会地位骤变，中了以后经济情况改善，中了以后人都比较癫狂。

申请基金和“中举”还有一点相似，就是成功之前往往会历经多次失败。北京一所211高校的青年教师耿昊（化名）是在连续3年申请失败后，才在今年8月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据统计，每年约有1万多人成功申请到青年基金，在成功者的身后，是三倍于这个群体的失利者。

“青椒”科研路上的第一桶金

在与任职高校签订3年岗位目标时，上海青年教师张凯（化名）发现，申请青年基金作为其中一项重要的指标，被明确列出。

这意味着，如果3年内他没有成功申请到青年基金，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又不尽如人意的话，学校有权将其调离科研岗位。幸运的是，张凯在入校后第一年就“中标”了，但这已经是他博士毕业之后的第三次申请。

“青年基金是年轻人走上科研道路的第一桶金。”复旦大学青年教师姜波（化名）说，“这对年轻人科研‘开张’的意义重大。”采访中，“第一桶金”作为青年基金的代称，被多位青年教师频频提及。

对于“青椒”来说，青年基金确实是科研经费的重要来源。得知拿到青年基金后，张凯很兴奋：“起码后3年的经费不用操心了。”

张凯说，学校和上海市教委都对青年教师搞科研给予支持，分别为新教师提供3万元和5万元的科研启动经费，“但这笔钱并不经花”。张凯以自己为例，要置办药品和研究设备，几万元很容易就花出去了。“有了青年基金，基本上需要的东西都可以去买，可以好好做科研。”张凯说。

但更多的青年教师并没有来自校方和地方教委的科研启动经费，他们可依赖的，只有青年基金。耿昊刚进入其所在高校某国家重点实验室时，只有两万元的实验室开放基金。而他做的实验又非常“烧钱”，开始他只能依托于其他老师的项目来做自己的研究。但每个项目都有各自的任务，无法让他探索自己感兴趣的方向。

“像我们师范类院校，横向研究（指与企业合作的应用类研究——记者注）的经费很少，只能指望青年基金之类的纵向经费。”胡峰说，“以前没有申请到项目，只能花课题组其他老师的钱，总感觉欠别人的。”

申请到青年基金后，胡峰才终于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此前，他在两三个研究方向之间纠结不定。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之后，他决定在他的青基申请本子的方向上深入下去。“轻易换研究方向，对以后申请基金，特别是申请重点（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记者注）和杰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记者注）影响很大。”他在小木虫论坛写道。

学校的热情，青椒的压力

在准备申请书的3个月里，胡峰一直处于焦灼状态。他一遍遍地修改，希望让本子更有可能获得评审专家的青睐。

“写到后面，感觉就像是在写八股文。”胡峰说。在写作的后期，精力不是花在研究本子的创新点上，而是在研究措辞上。“不能让评审人觉得不舒服。”他说。“号称国内首次发现某某理论、有某某前景，这往往让人反感。”而这也是“过来人”给他们的指导。

胡峰的压力和焦灼不是个例，也不是偶然。作为“青椒”科研“第一桶金”的青年基金，不只能让年轻人的科研生涯顺利“开张”，还对和高校教师利益密切相关的项目申请、职称评定，影响重大。

在一些高校，如果讲师没有拿到青年基金，就无法评副教授职称。申请到青年基金的第二年，胡峰顺利晋升为副教授。而他的一位同事，因为申请青年基金屡有波折，无论是职称评定还是进一步申请“面上项目”，都落后于他。“面上项目”也是国家自然基金委的资助项目，经费额度更大、申请难度也更高。一般来说，申请其他国家级项目，都会要求申请人有主持过国家项目的经验。

胡峰说，按照学校现行的绩效考核体系，如果没有拿到青年基金，老师的绩效工资会少很多。此外，在高校的生态系统里，职称和项目也划出了“青椒”的人际圈子。胡峰认识的一位老师已经做了七八年讲师，虽然论文数量也不算少，但就是因为没有拿到青年基金，一直没能晋升副教授，学院领导对她也一直“爱搭不理”。今年，该教师成功申请下青年基金后，学院领导对她的态度“明显变得热情了”。

在无锡一所高职院校任教的钱王欢申请到青年基金后，分院领导找他谈话，鼓励他继续深入研究，说实验场所和人员以及设备，都可以提要求。“有了经费，我可以申请自己的实验室和办公地点了。”钱王欢说。

耿昊则说，“在研究型大学，没有青年基金很难生存下去”。每到岁末年初，无论是985、211高校还是普通高校，都会召开全校性动员大会，鼓励青年教师申请青年基金。有的学校还会举办预评审，请来成功申请到青年基金的教师和专家做评委，点评申请本子的细节、可行性，甚至还会为申请人提供一对一的指导。也有学校会特意找来具有基金评审资格的教授做点评，以增加“中标率”。

从去年11月开始，张凯任职的高校就开始陆续举办申请青年基金的讲座和分享会，张凯一场都没敢错过。除此之外，学校的科研行政人员还会帮青年基金的申请者们收集资料、修改错别字，财务处专门帮忙审核基金申请书的经费预算。

前几年，胡峰所在高校为了鼓励科研人员多申请科研基金，还专门拨出上千万元的奖励经费。胡峰申请到青年基金后，校方还给了他5万元的奖励。那几年，学校教师申请到的项目数量和质量都创了新高。但随着申请到的项目越来越多，学校的考评标准也会“水涨船高”。

“没有项目就评不上职称，评不上职称就没有学生，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耿昊说。

不能承受的失败

尽管成功申请到了青年基金，耿昊还是觉得研究经费捉襟见肘。他做的研究需要到西藏采样，去一次的花费至少10多万元。“青年基金的钱肯定不够。”耿昊说，理想状态下，多做几次野外采样更能确保准确，但青年基金的预算限定只能做一次野外采样。

但对于那些申请失利的青年教师来说，耿昊的“梗”只是个“甜蜜的忧愁”。很多女性青年教师博士毕业后忙于结婚、生子，在科研上花的精力自然就少了，工作七八年，还没拿到青年基金。没有青年基金就很难评上副教授，只能转岗成为实验员。

在一些青年教师看来，与女性申请者40岁的年龄红线相比，“低于35岁”这一年龄限制，对于男性申请者“可能更加残忍”。“有的博士刚工作就30出头了，如果再做两年博士后，就意味着他们没有太多失败的机会。”张凯说。

胡峰的一位同事是工作几年之后读的博士，重新参加工作后超过了青年基金的年龄限制，他只好直接申请“面上项目”。但在没有拿到青年基金的情况下，直接申请“面上项目”，难度就更大了，压力也更大。如今，这个老师已经40出头，但仍然只是讲师职称。“在学院就不太受重视，自己也很郁闷。”胡峰说。

胡峰回忆，与他同年申请青年基金的同事，得知失利后哭了两天，“比较优秀的教师，又很努力，很难接受这样的结果”。

压力不仅来自于职称和工资，对于追求学术成就的青年教师来说，申不到青年基金，就意味着其在科研的起步阶段就落后了。与同行相比，越早拿到青年基金，就越早起步，也就越有可能更早确立自己的学术地位。胡峰说，如果一直拿不到青年基金，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中部地区某高校一青年教师在读博士期间就发表了影响因子很高的论文，毕业后聘用学校对其寄予厚望，但他申请了3次青年基金，都以失败告终。“第一次失败，大家觉得情有可原；第二次，大家就对他的能力有点怀疑了；到第三次申请失败，他简直要崩溃了。”他的同事说。

申请结果出来之前，这位老师几乎天天上“小木虫论坛”看关于青基的消息。结果出来后，同事们都不敢跟他谈起青年基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

“申基金热”的背后，折射出目前的高校评价体系仍然是重科研轻教学，在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过程中，多名青年教师表达了这一观点。虽然很多高校一再强调教学的重要性，但是，鼓励科研的“手”远比鼓励教学的“手”强有力得多，“有很多硬杠杠”。

华东理工大学教师牛德超曾作为“香江学者”在香港理工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他发现，香港同行们并没有“赶快拿项目、赶快发文章”的紧迫感，而是可以更从容地做些研究。“香港那边对论文、项目要求真的不高！”牛德超感慨。但在内地高校，如果一个老师几年都没有拿到项目或发表论文，就很难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生存下去。“大陆高校人多、资源又少，大家会更急于求成，竞争压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