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科学新闻》  2011年第1期

   2010年秋季，酝酿了两年的“教师岗位分类管理”改革在浙江大学正式拉开帷幕。至此，浙大教师将被分为五类：教学科研并重岗，研究为主岗，教学为主岗，社会服务与技术推广岗，团队科研/教学岗。

和六年前北京大学的人事改革相比，浙江大学显得低调很多，校方希望能够尽量平和地推进“分类管理”工作。然而这次被一些浙大教师称为“腾笼换鸟”的分类，在校内外都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为了向全校师生阐述浙大“教师岗位分类管理”的初衷和实施细则，《浙江大学报》分别于2010年7月9日以及2010年9月17日刊登了学校教师岗位分类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答校报记者问，解释教师关心的编制，薪水等方面问题。

这位负责人说，对于浙大来说，教师岗位分类管理是提升和优化师资队伍的重要举措。此次改革是为了更好地让教师“人尽其才”。

尽管争议不少，浙大的教师岗位分类管理改革，到2010年11月份基本上走到了收尾阶段。

“香饽饽”岗位

三十出头的李强是医学院的一名年轻教师，身材颀长，眼神机敏，2006年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回到浙大。

这次聘岗，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教学科研并重岗，而且学校也鼓励大部分教师选择此类岗位。“就考核方式来说，教学科研并重岗和以前没什么区别，只是压力更大。”

虽说教学科研并重岗在业绩考核中比重相当，但他仍然感到“研究型大学”发展思路对于教学的淡化：以前教学以教研室为单位，老教师对年轻人可以“传，帮，带”，而现在以研究所为单位的科研划分单位，年轻人就鲜有这种机会了，“大部分都是自己在摸索”。

不过摸索的过程倒也有趣，“不会太拘泥于课前准备的PPT，有时讲课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更生动的实例，或者更好的讲述方式都会在课堂上即兴发挥，科研过程中发现的一些很前沿的idea也会糅进教学，当然前提是知识点的全覆盖。”

这次聘岗对李强的直接影响是他有条件招聘一位实验室秘书。以前报账、购买试剂的事情浪费了他很多时间和精力，“晚去1分钟，行政办公室的人下班了，只能再等一天，乱七八糟的事令人分身乏术。”

李强也表示，选择科研教学并重岗实际也是一种职业归属感，“说实话，我相信自己的能力，如果放在社会服务岗我也能做好，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服务岗究竟怎样计算薪酬？谁也不知道社会服务岗两年以后会不会演化成不属于浙大编制的‘社会岗’，如果社会服务岗的薪酬高，领导也去聘社会服务岗位，那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腾笼换鸟？

李强提到的社会服务岗，恰恰是本次浙大人事改革的焦点。不少人认为，设立这个岗位的目的是分流现有教师。事实上，也有浙大部分教师提出，整个人事改革，就是为了空出一部分编制好引进更多“海归”，虽然没有直接说下岗，但性质是一样的。“学校给每个院系都下达了指标，必定有部分教师被分到除教学科研以外的岗位。”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浙大教师讲。

李强的说法也证实了这一点：“学校越来越倾向于引进海外归国人员，近一两年来学院新增的30多个教职无一不被海归占据，而且引进标准年年看涨，现在本校的‘土鳖’要评上副教授、教授，就必须达到和他们一样的要求。”

理学院副教授刘刚在岗位分类管理中被分到了实验岗，对这个结果他表示能够接受，毕竟自己一直与实验关系很紧密，“理学院竞聘科研教学并重岗、科研为主岗、教学为主岗，几乎都要求博士学位，聘到实验岗位也在意料之中。”对于实验岗的绩效考核刘刚还是有些摸不准，以前的考核标准直接将项目折算成分数，根据分数来决定绩效，“感觉现在人为因素更多一些”。

如果说实验岗还能够被认为是学校“体制”内的岗位，社会服务与技术推广岗位则被部分教师称之为“体制”外岗位，是被“分流”的潜台词。尽管校方强调，无论什么岗位都属于学校的事业编制，而且学校为这些岗位搭建了各种平台，提供了各种丰厚的奖励办法，但大部分教师仍然反应冷淡。

“如果说工学院，农学院或者经济学院社会服务与技术推广岗位还有教师愿意竞聘的话，像历史、哲学等学科也这样要求就不太合适。”浙大文学院的教师杨哲直言不讳，“据我所知，社会服务与技术推广岗位的收入很有可能是来自横向课题经费提成，即使学校承诺了有公益社会服务岗位的补贴，怎样考核这些公益岗位教师的业绩，怎样保证转到公益社会岗位教师的收入？”

很多浙大教师，即便是有条件从事“社会服务”的教师，大多也不愿意去应聘。按照《实施意见》，教师岗位分类实行动态管理，即聘任期满后，教师来年如果要回归教研岗位，可以重新申报。但教师们顾虑甚多，“出去容易进来难，万一以后政策变了或者领导换人了，教职不就丢了？”

在浙大教师中，不少被从科研岗位上“分流”的教师，年龄在45岁至55岁间。而这一年龄段的不少教师缺乏博士学位和海外留学经历。此外，1998年老浙大、杭州大学等四校合并成新浙大后，不少非老浙大“嫡系”的教师也显示出竞争力不强，也成为本次从科研岗位上退下来的重点。

这些，也成为本次浙大人事改革被一些人诟病为“不人道”的原因。

各尽所能

也有不少教师支持岗位分类管理。理学院的教师陈泓就是其中一个。正在美国做访问研究的陈泓竞聘到教学科研岗的第7级（共13级）。尽管低于预期，但他认为“结果完全可以接受”。

陈泓觉得分类能够使教师各尽所能和各得其所，从而促进教学科研共同提高。

“首先绝大部分人都是自己选择并最后进入了相应的岗位，进入教学为主岗、教学团队岗、实验教学团队岗的老师，学校基本不再考核科研产出，主要考核他的教学效果和教学时间，他的聘岗津贴与相应级别的其他岗位的老师是一样的。”陈泓认为，这类岗位尤其对因为历史原因或四校合并产生的学历低或年纪大以致科研竞争力弱的教师特别有吸引力；科研为主岗，学校考核侧重科研能力，可以专心于学术，当然也不排斥他参加教学上课；社会推广岗，主要体现在服务社会，不必担心教学时数和学术论文与学术项目的考核。

浙江大学校长杨卫在接受《科学新闻》采访时也表示，此次的岗位分类管理实际上是做“加法”，浙大将每年从学校经费中多支取1亿人民币用于教师新增的岗位津贴。

但浙大校方也不否认岗位分类管理会对“在其位不谋其职”的教师产生不利影响。事实上，理学院各个系的岗位配置计划中基本都有一两名被分流的指标（不在上述五类岗位之列），意味着仍然有极少数教师会被“请”出教师队伍。

利益博弈

其实早在2004年，北京大学已经尝试过类似的人事制度改革。改革的初衷也是希望用市场机制改革教师的聘用，晋升置换教师以达到重建师资队伍，提高学校整体实力的目的。

香港大学比较教育中心主任杨锐在分析北京大学改革方案时指出，北京大学改革的实质是开放学术职位，其基本特征有以下六点：（1）教师实行聘任制和分级流动制；（2）学科实行“末位淘汰制”；（3）招聘和晋升中引入外部竞争机制；（4）原则上不从本院系应届毕业生中招聘新教师；（5）对教师实行分类管理，即教学科研人员和全职教学人员；（6）招聘中引入“教授会评议制”。

在当时，北京大学的举措得到了包括时任中科大校长朱清时，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等的赞赏，一些高等教育研究专家也对北京大学的改革方案表示支持。

然而在北京大学内部，激烈反对的声音不绝于耳，尤其是人文学科类的学者直指改革违背北大精神，是违法行为。就这样，“打破大学教师铁饭碗”的北京大学改革方案在几易其稿后，最终基本以失败告终。

如此看来，浙江大学的低调改革不难理解。和北京大学校比，浙江大学的分类方案更为细致，也更加温和，但依旧很难，套用杨卫的话来说，“凡是涉及到人，钱和房子的改革都不容易。”

事实上，和北京大学不同，在浙江大学内部的反对声中，很多人并不真正反对岗位分类管理本身，而是认为分类管理的制度设计有很大的问题。“即这种制度设计不是鼓励教师自由的发挥自己特长和兴趣，反而是对教师的发展产生了实质性的限制和不必要的非良性竞争。分类管理给人一种科研教学岗是最优势的岗位，科研次之，教学更次之，社会服务最次的感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浙大教师表示。

也有浙江大学的部分教师认为，尽管个别教师在抱怨这次岗位分类管理，但是这些教师的待遇基本没有下降；其实就算是按照以前的聘岗政策，每次竞聘结束，还是会有教师对自己竞聘结果不满意的，甚至到处投诉的。

“关键还是我们各位老师自己要力争在教学，学术研究或横向开发服务社会等高校三大职能之一中显示出自己的能力水平和特色，否则不管何种考评方式，都对自己不利的。”一名理学院的教师如是说。

恰恰是岗位的考评方式被一些教师认为是利益分配不公平的源泉，“大多数的学术资源都掌握在少数领导手中”，教师岗位分类管理改革会是一场“学术大佬的盛宴”。

浙江大学校方则表示，虽然教师岗位分类改革会影响极少部分人的利益，但学校教师整体的待遇将有所提升。

在争论中完善

在接受《科学新闻》采访时，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蒲慕明也对浙大的人事改革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没有必要把科研岗位与教学岗分得那么仔细。很多优秀的研究者本身也是很优秀的教师，并且也喜欢教学，那些教学岗位的教师也能够从教学空余时间的研究中获益。分到教学岗位的教师，学校也应该鼓励他们参与到科研合作中，也能提升他们教学的质量。

蒲慕明进而指出，不能因为要建设研究型大学就重视研究而轻视教学的岗位。学校管理应该给予教学岗位教师足够的信任和激励，比如可以通过加薪晋升职位等方式。学校也应该制定明晰的政策来避免使一些专注于教学的老师受到歧视，以免他们沦为“二等教师”。

“我想，如果某一天我再也不能对于自己的科研能力和成绩满意时，我情愿投身教育，做一些对于整个社会更有意义的事情，而且我会觉得自己的努力会得到更好的回报。事实上，那些过去有科研经验现在被分到教学岗位的教师可能是整个大学里最有价值、最宝贵的，因为他们知道研究到底是怎样一回事，也更有可能知道怎样培养下一代最具潜力的科学家。”

针对浙大的改革，也有一些人认为浙江大学舍本逐末，不去剜中国大学过度行政化的“病根”，只会拿弱势的一线教师开刀，对改革前景不太乐观。

但是曾经在浙江大学就读的东南大学教授雷立旭对浙大的改革表示理解，“希望浙大的改革是一个良好愿景的指引下进行很好的顶层设计，然后认真妥善解决所有面临的问题。我们应该欢迎不完善的方案出生，并允许在对它的争论中完善成长，最终给我们的大学在体制内解决问题做好基础工作，而不是因为它的不完善将它扼杀在摇篮中。”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马万华则认为，“改革的意愿总会是好的。但是在进行的过程中，会有各种力量起作用。因此，有的时候结果未必与改革设计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