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对近10年75所教育部部属大学校长的调查分析
来源：中国教育报 2012-08-21
办好高等教育，高校的领导是关键。高校的党委书记、校长应该努力使自己成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家、教育家；高校主要领导要有战略眼光，应该成为全职管理专家，既要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和管理驾驭能力，也要保证全身心投入办学和管理，要加快校长职业化进程。
近来，已有若干新任校长提出要把100%的精力用于学校管理，引起了社会高度关注。这表达了时代对现代高等教育体制下职业化大学校长的呼声。本课题组据此提出职业化校长应当是“懂教育、善管理”的职业教育家，依据全职化、专业化、个性化的标准，对2002—2012年10年间75位部属大学校长（中国地质大学分为北京、武汉两校，中国石油大学分为北京、东营两校）的职业化状况数据进行了系统调查分析，从中显示出我国大学校长职业化发展水平。
一、绝大多数教育背景有“双高”特点
内行办学是校长职业化的前提条件。调查表明，大学校长具有高学历、高职称的“双高”特点。现任的75位部属大学校长以研究生学历居多，其中拥有博士学位的超过90%。职称以高级职称为主，75名大学校长都有教授职称，90%以上是博士研究生导师。
具备院士头衔的大学校长23位，占31%。从近年来的数据可以看出，大学校长中院士的比例在下降。
二、近八成学科背景为理工科
学科背景是校长职业化的重要支撑。调查表明，现任的75位大学校长中，有59位来自理工科，所占比例为79%；而且90%以上的校长是单一学科。总体来看，从学术专家转为大学校长的理工科专业背景的校长多集中于综合型大学，文科专业背景的校长多在专业型大学，理工类院校的大学校长从理工科出身居多。从新任命的大学校长来看，在2004—2012年新任命的大学校长中，理工科出身的大学校长比文史科出身的大学校长数量要多，2004—2009年间任命的大学校长全是单一学科的背景。自2010年开始，近3年新任命的大学校长中，多学科交叉的专业背景的校长数量在逐渐增多，呈明显的上升趋势。
三、绝大多数具有丰富的工作经历
任职前的工作经验是校长职业化的重要基础。调查表明，现任的75所大学校长中，67%的大学校长担任过部属高校副校长或普通高校校长等职务，其中84%的校长具有教育行政管理经验；13.3%的校长是从其他部属高校平行调动。而且，如表1所示：大部分校长的工作经历都非常丰富，通常都具备了行政管理与高校教学或科研的经历。多样化的职业背景有利于大学校长的职业化进程。
四、近四成拥有海外学习经历
国际视野是校长职业化的时代要求。调查表明，伴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步伐的加速，海外学习或工作的经历成为遴选大学校长的重要条件之一，在现任的75位大学校长中，33位有在国外大学学习或进修的经历，有30位大学校长曾经在国外工作过，所占比例均在40%以上，这些校长大多在综合类大学任职。
2002—2012年间新任命的26位大学校长中，拥有海外经历大学校长的比例在逐渐增多，其中2012年任命的大学校长中有海外经历的占到了2/3。
五、年龄结构跨度增大，初任趋年轻化
领导能力是校长职业化的关键。调查表明，当前任职的大学校长平均年龄为54.75岁，总体年龄相对比较年轻。同时，年龄结构跨度较大，从最年轻的46岁到最年长的67岁。其中，年龄最小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46岁，2012年任职），年龄最大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67岁，2012年退职），在任最年长的分别是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他们的任职年龄统计分布为：50—59岁的共计54位，占到了样本总数的72%；50岁以下的10位，占样本总数的13%；大学校长的任职年龄趋于年轻化，并且少受任期的限制，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大学校长职业的特殊性。
六、大学校长的任期呈弹性化趋势
任期是校长职业化的重要标志。调查表明，75所部属院校在2002—2012年间校长的更换频次平均为2.26次，83％的高校在这10年间更换过校长，仅6所高校10年内没有更换过校长，他们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药科大学、华北电力大学、东华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中央音乐学院。4所大学更换次数比较频繁，他们是吉林大学、武汉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湖南大学，10年内更换了4次。部直属高校大学校长的平均任期为5.7年，大部分大学校长任期在5年以下，其中最长任期为16年的有2位：中央美术学院的院长自1996年至今，已在现学校任职16年，东北大学前任校长自1995到2011年任职16年。任期最短的是武汉大学校长，2008年上任到2010年结束，为期2年（书记改校长）。
七、促进校长职业化的政策建议
教育家办学，是实现教育内涵发展的重要条件。为了促进我国大学校长职业化发展的进程，结合世界一流大学校长基本要求，课题组根据上述调查的初步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从职务到职业，促进大学校长认识观念的转变
我国传统的大学校长“职务化”特点明显。他们在学校主要主持学校行政工作，更多的是行使所任职务所拥有的行政权力，校长成为一种职务。大学校长职业化是指大学校长从一种职务转变为一种职业的过程，是校长职业地位确立的过程，强调提高大学校长治理学校的专门知识和能力。从职务到职业观念的转变意味着大学校长要作为职业管理者，明确大学校长职业所具有的独特的内涵、特点、工作范畴、职业行为及标准、职业能力、职业道德等；从职务到职业观念的转变要求大学校长摆脱职务化的大学校长的思想禁锢,进一步明确大学校长的职责分担。当前，72%的大学校长的主管工作分工没有详细而明确的信息，正是因为分工不明确，职责不清晰，才导致他们觉得是最累的校长；从职务到职业观念的转变意味着大学校长要做到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校长是在大学管理这个“市场”上通过竞争上岗，承担学校内外发展的各种事务，运用自身具备的职业能力提高所任职学校的核心竞争力，提升学校的社会影响力。
2.从专家到教育家，明确大学校长的角色身份定位
职业校长的实质是教育家。换句话说，职业化的大学校长必须是教育家！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由大学的功能与校长的职责决定的。按照教育规律来办学是中外大学校长共同坚守的基本原则。从本质上来说，一位大学校长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在把握大学与国家经济和社会相适应这一外部规律的基础上，因循教育内部规律，制定大学各项制度、营造符合人才成长规律的环境、实现为社会服务。教育家式的大学校长，最重要的是要热爱高等教育事业，熟悉高等教育业务，通晓高等教育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
我们考察古今中外成功大学校长，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凡是杰出的校长，必定是成功的教育家，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富有个性与创新的优秀的治校理念与风格，从而引领大学不断发展和前进。以领导为导向的大学研究使学术和治校相互滋补，相得益彰。英国女王大学和剑桥大学前校长埃里克·阿什比在掌校时远离了原来的植物学，根据多年的执校经历，涉足高等教育研究，发表了《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等重要文献；美国加州大学前校长克拉克·克尔被后人铭记的不是他的工业关系研究，而是着力于高等教育问题发表的《大学的功用》等不朽著作；工程学出身的梅贻琦以一句“大学之道，大师之谓也”，让清华校友们对他的治校佳话一直追忆至今；美学出身的蔡元培终因“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八字治校方针，使得他的名字和北大一起载入史册……大学校长以一己之身而身兼数职，分饰数角的原因众多，在职业化大学校长的进程中，大学校长应早日冲出角色冲突，专于教育家的角色。
3.从学术能力到领导能力，调整大学校长的评价目标
职业校长区别于传统职务校长或专家型校长的关键在于：他们可以在忽略学科专业背景的情况下，在一所学校任职十几年或几十年，或以校长的身份从一个学校调动到另一个学校，成为职业校长。沿着校长的职业之路全心全意走下去，载入史册的是在他们任职期间学校在政策、规模、课程、科研、经费、校产等方面的变化，而不是他们的学术研究成果。
很多高校领导本身是优秀的学者，但人的精力有限，担任大学领导必须有所取舍，特别是书记、校长，要处理好领导工作和专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学校管理和学生培养、抓班子带队伍工作中。学校事业发展了，师生员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教学科研成果不断涌现，其意义远远大于个人取得的学术成就。现代大学的治理是综合因素的集合体，中国高校一校多区的趋势明显，面对各种管理现状，大学校长应该是多面手，是能够有效掌握大局、运筹帷幄的将军，具备综合素质的大学校长可以全方位地把握着学校的发展方向与命脉，而不仅仅是某一方面的专家或先锋军。
4.拓展多元化发展渠道，加快遴选制度的改革
与国外著名大学校长任职背景的多样性相比，我国大学校长终身就职于一所学校的现象比较明显，45%的大学校长任职于同一所大学，52%的大学校长曾经在工作过的学校有过学习的经历，这说明我国大学校长还是从本校教授或校友这个狭小的范围中遴选。相对于美国大学校长职业化发展至今形成的民主而规范的校长遴选程序、明晰而灵活的遴选标准而言，我国大学校长职业化发展道路上需要改进的方面还很多。长期以来，我国大学校长以政府遴选、任命的形式为主，绝大多数校长为委任制，由上而下各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副部级、正厅级、副厅级等。目前现任的75位部属大学校长全部由政府考察任命产生。2011年底，我国首次面向海内外公开选拔东北师范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的校长，就是从制度上为遴选校长作出了尝试。多元化的遴选制度显示了我国在职业化道路发展中的尝试与努力。
5.从自我提高到制度保障，拓展职业素养提升途径
大学校长从一种职务逐渐发展为独立的职业，与其他独立职业一样，具有独特的地位与职业意义。大学校长作为职业管理者,他们的管理行为在一系列的培训与实践过程中逐渐具备了一个独立职业所应有的特性。在我们所调查的75位大学校长中，73位校长拥有基层行政管理经验，只有4位校长曾经系统学习过管理学及其相关学科专业，系统进修过教育学相关专业的只有一位（华北电力大学校长刘吉臻），心理学专业出身的大学校长只有一位（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有过会计专业学习经历的校长也只有一位，取得经济学学位的校长有6位；33位出国学习的校长中，仅有2位（东华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的校长）在国外研习的是管理学；东华大学、西南大学的校长分别担任过复旦大学财务处处长、重庆大学计划财务处处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校长曾经有过在南京大学任总会计师的经历……可见，我国大学校长在知识体系与管理素养方面是需要多方面学习与提高的。提高的途径除了大学校长自己的学习与积累之外，建立以参训者的实际需要为导向、多样性、多元化的校长培训体制迫在眉睫。这是我国大学校长职业化进程中，继遴选制度后，亟待建立的另一项保障制度。
6.从统一任免到按需调整，实现校长任期的理性回归
在国外，大学校长任职十余年甚至更长时间是普遍现象，如布朗大学校长弗朗西斯·维兰德(Francis Way-land)任职28年，密西根大学校长詹姆士·布利尔·安吉尔(James Burrill Angell)任职38年。后者的儿子詹姆士·儒兰德·安吉尔(James Rowland Angell)从1905年开始担任芝加哥大学的院长、校长，1921转到耶鲁大学做校长到1937年，前后达32年。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埃利奥特(Charles Eliot)任职40年。
大学校长在任职过程中既要有适度的流动，又要有保障绩效的合理任期。前者表明了大学校长不因为自己的学科专业、教育背景而固定在同一所学校工作，这是大学校长职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标志之一；合理的任期则是大学校长在治理学校过程中取得绩效的基本保障。大学校长各项能力的发挥需要时间，措施的见效更需要时间，大学校长的任期决定了其管理措施的保障力度，与其管理实效的显现有直接关系。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是我国大学校长在职业化进程中的一大进步。过度频繁的更换会使得大学校长很难安心于教育家的角色。拘泥于形式的大学校长任期制，甚至是出于行政调换需要的大学校长任免，在大学校长职业化发展的今天是不能满足时代发展需要的，期待着政府以教育家办学的客观规律为依据，制定出符合大学校长职业化发展的相关政策。
教育强国呼唤一流教育，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部属高校的重要使命，实行教育家办学是大势所趋，推行校长职业化是必由之路，吸引和任用优秀人才长期或终身专心从事校长职业，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