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教育报  2012-09-18

大学校长，是高等教育管理这一学术性职业的高管。不论外国或中国（“文革”前除外），都是聘请或委派有学术水平、科研能力的教授担任。为了全心全意投入这一职业所要求的“管理、经营、研发”等领导工作，近来有几位大学校长上任伊始，声称在任职期间，不招研究生，不申报科研课题。其志可嘉，值得钦佩！但对于领导一所负有学术传承与创新重任的大学来说，不亲自参加教学与科研，是否良策？似有商讨余地。

我没有当过大学校长，但当过20多年的教务处长，也曾当过数年分管教学、科研以及学生工作的副校长，基本上是双肩挑。现在年老不能担任行政工作，也还在教学、科研一线耕耘。我的体会是，为了做好大学的领导工作，最好不要脱离学术工作，时刻处在教学、科研第一线，仍然是学术群体中的一员，对于教学、科研的实际困难与问题有切身的体验，从而在学术职业的领导工作上，能够更好地体现学术群体的所思所想，反映学术价值的细微变化。历史上治校有方、办学成功的著名大学校长，大多数是没有脱离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校长。蔡元培在北大亲自讲授美学与美术史课程，梅贻琦、陈望道、竺可桢、侯外庐、李达……这些著名的大学校长，在任期间，都不曾放弃讲授与著述。我求学和工作的厦门大学，抗战时期的校长萨本栋，在东南敌后坚持办学，为厦大奠定“南方之强”的基础的同时，亲自讲授微积分、普通物理、电工原理等课程；解放后第一任校长王亚南，在百废待兴之际，将厦门大学办成研究型大学的同时，亲自培养一批经济学研究生并为本科生上政治经济学大课。因此，我认为大学校长适当参加教学、科研工作能够更好地领导大学。当然，只能“适当”，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

有人认为：大学校长在任职期间虽然不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而在任职前已有长期的教学、科研经验，并非外行领导内行。但是，地位不同，情境变化。

第一，地位不同，考虑问题的倾向性不同。作为行政管理干部，更多的是考虑程序、规章、制度的统一性，而学术人员更多的是要求学术自由、环境宽松的灵活性。如果大学校长一身而二任、双肩挑，就会从两个不同的倾向考虑问题，较好地协调双方的利害，做出比较合理而又合情的决策。举例说，以论文篇数、发表刊物级别，以及争取到科研经费多寡作为教师业绩的考核指标，简单明确，貌似公平，但却不利于科研创新，更不利于基础理论研究；又如，研究生招生，统一考试，按分数高低录取，公开、“公平”，但不利于选拔潜质优秀、学有专长的人才。如果校长处于教学、科研第一线，就会深切感受某些规定不尽合理而采取适当的对策、措施。

第二，情境变化，原来的教学、科研经验虽很宝贵，但有的不符合变化了的情境。例如信息技术进入大学之后，教学方式方法，包括实验、实习、实训，都有许多新的变化，对教师和科研人员也有新的要求。作为大学校长，要与时俱进，提出改革的意见，采取适当的措施，引领全校教学、科研的发展。

中国的大学校长，的确行政事务繁多，尤其是层层的会议，无数的检查，迎来送往。作为行政的第一把手，事必躬亲。如何应对这种局面，我认为，与其放弃教学、科研，疏离学术工作与学术群体，不如带头改变行政作风，在简政放权上下功夫。当然，许多行政事务是上面压下来的，无可摆脱，那就得“学会弹钢琴”。“学会弹钢琴”是一项重要的领导艺术。我所认识的大学校长们，有的忙忙碌碌，十分辛苦，往往顾此失彼，招来怨尤；也有的对领导管理工作，简而有序，放而不乱，不但有一定时间从事教学、科研，而且从容地沉思大学的办学理念、发展战略。去年有一位大学领导，写了一本《大学运筹沉思录》，我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序，最后的一句是“希望更多的大学领导者在忙碌的运筹中，能抽出时间、精力不断地‘沉思’”。

【作者简介：潘懋元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顾问，厦门大学教授】

从自己狭窄的研究领域中走出来

今年8月7日，教育部正式宣布任命我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在就职演说中，我向北外全体师生郑重地作了三个承诺：“第一，任职期间，我将用全部的精力做名副其实的校长，我将不再做我的专业即外国哲学的学术研究，而是把精力放在研究社会发展的趋势和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上，放在高等教育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上，努力成为懂政治的教育家和懂教育的政治家；第二，任职期间，除非是与教育管理有关的课题，我将不再申请自己原有学科专业的研究课题，而是集中精力细心谋划北外的发展战略和发展大势，为北外的发展而奔走、而呐喊；第三，任职期间，我本人除了为学生做一些必要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形势方面讲座之外，不再承担任何专业课程，因而也不再谋求与教学有关的个人荣誉，而是努力为老师们上好课服务，努力为所有北外老师们的职业发展创造条件、提供服务，为从整体上巩固和提高北外人才培养的质量而工作。”以上承诺被媒体概括为“三不”，我也就成为“三不校长”，媒体和社会各界给予我很多鼓励和支持，借此机会我深表感谢。

当然，媒体似乎更关注了我的“不”，而没有注意我的“要”。最重要的是我“要”把自己的一切活动与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希望为北外又好又快地发展做更多的工作。不研究自己原来比较狭窄的纯粹专业的学术研究，并不是不研究问题，而是要研究更为广泛的问题，如社会发展的趋势和高等教育的规律，还要研究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根据学校的传统和现实条件做出改革和调整，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满足社会对人才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的需求。

另外，不申请原来自己研究领域的课题也不是不申请任何课题，如果有研究教育发展和教育管理的课题，有研究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课题，有这样的课题可以深入研究教育中出现的新问题，促进自己提高认识水平和管理水平，为什么不去做呢？我是主张：校长不宜再过多地去申报自己专业的学术研究课题，这样就容易把自己囿于特殊的学科领域之中，难以从更广泛的视角和领域去看问题。校长不再热衷于自己原有学科专业的研究，才能集中精力细心谋划学校的发展战略和发展大势，才能为学校教师们的科研创造更好的条件。

承诺不再上专业课，并不是自己一点课不上，譬如说思想政治教育、形势教育的课，校长的岗位可以站在更高的基点上通过某些讲座强化育人的作用。校长还可以通过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的讲话，引导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人格养成。另外，校长自己不上课，不是不关心教学，而是这样才有更大的精力关注全校的教育质量。校长应该把人才培养和教学放在自己最重要的关注点上，要通过听课、与师生的座谈了解教学的基本情况，要为人才培养和教学配备足够的资源、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秩序。

基于上边的认识，我一直都认为学者做校长比纯粹的管理官员做校长要更合适，即让懂教育的人管教育。没有一定的学术眼光，就很难理解学术问题，也不易理解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理解教育规律且具有学术眼光，才能做到真正敬畏学术、尊重教师。自己从来没有上过课，怎么能够理解教学过程。我认为，大学校长即使不是最好的学者，也应该有很高的学术眼光和宽广的学术视野，这样才能对高等教育、对学校发展做出自己的判断。当然，我主张校长必须从自己比较窄的研究领域中走出来，研究更为宏观和广阔的问题，这样才能转变成为具有广阔学术视野的高等教育的管理者。

【作者简介：韩震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