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科学报   2016-03-03

众所周知，一所大学的运转与发展需要大量经费作为支撑。因此，众多大学，尤其是许多世界一流大学也纷纷通过建立、发展专门机构募集捐赠、基金运作，为大学的发展提供经费支持。纵观美国一系列顶尖的知名大学，如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等，这些美国顶尖大学不但以一流的教学与科研著称，她们高效运作和管理的教育基金会（或者类似的筹款机构），同样也是许多大学竞相学习的榜样。比如，耶鲁大学一直以来因其基金投资的高收益闻名，其中大卫·史文森和迪安·高桥两位金融学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他们的掌管下，通过优化投资组合，耶鲁大学的基金获得了远高于同行的投资收益，市值在30年里增长了11倍之多，平均收益率达20%之多，2014年捐赠基金增长达到了17.4%，成为了大学教育基金模式的典范，为大学取得了丰厚的经费支持。

上世纪80年代，时任纽约州立大学校长D.B.约翰斯通提出了“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提出高等教育的成本应由政府、企业、个人、家庭和慈善捐赠者之间合理分摊。“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的出现，为之后美国大学教育基金会的迅速发展和职能拓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大学教育基金会获得的捐赠以及投资所获的回报逐渐成为高等教育重要的一个来源。因此，美国的很多顶级专家开始关注大学教育基金会的筹资与投资的能力、策略与效率。比如，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期权之父”金融学家罗伯特·C·莫顿在1993就提出大学教育基金会应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运营资金，建议大学教育基金会运用组合投资的方法使资产增值。

在这股思潮的推动下，近年来，已有一些美国顶尖大学进一步加强了教育基金的投资与运作的力度，并在名称上对相关机构作出了实质的改变，比如哈佛大学将其称为资产管理公司，耶鲁大学将其称为投资办公室。这表明这些大学的教育基金机构已经转变为专业的基金管理和投资机构，主要职能就是将捐赠基金甚至一部分其他资产进行专门的、专业的管理、投资和运作。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为了行文方便，依然将美国大学的这些投资机构统称为教育基金会。

目前正处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重要阶段的中国研究型大学，尽管在办学经费的增长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高等教育全球化趋势，单纯依赖国家拨款和科研项目经费依然难以支撑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所需要的巨额而且持续的资金。因此，我们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有必要借鉴美国同行的做法，通过建立、发展教育基金会或者类似组织，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来筹措经费。

我国目前大学教育基金会的发展历史并不长，仅有二十余年发展历史，最早的是1994年成立的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中国高水平大学的教育基金会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其规模获得了迅猛的提高。尽管和美国高水平大学的同行相比，中国高水平大学教育基金会在规模上依然有着多个数量级的差距。但在笔者看来，规模上的差距并不是中美大学教育基金会之间最主要的差异。笔者认为和美国同行相比，目前中国高水平大学教育基金会最主要的两块短板是投资运营能力以及对母体大学事业发展的支持上。换句话就是说，目前中国内地高水平大学教育基金会，一方面以钱生钱的能力不足，另外一方面无法将投资、运营带来的收入更好地用于促进母体高校的教学与科研的发展上。

笔者和合作者利用25所进入2015年度QS世界大学排名前100的美国大学和15所进入2015年度QS世界大学排名前400的中国内地大学的数据，分析了他们教育基金会的投资运营情况以及与母体大学的教学、科研之间的关系，发现目前中国内地一流大学的教育基金会和美国同行相比，其投资收益率不仅显著更低，而且其投资收益无法和学术声誉、教学质量以及雇主声誉形成显著的相互促进的正反馈机制。这背后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目前相关法规对中国内地大学教育基金会的投资方式与行为有所限制；另一方面也说明目前中国内地一流大学教育基金会的投资运营并不能像美国同行一样显著促进大学教学、科研等事业的发展。

目前，中国内地一流研究型大学面临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与激烈国际竞争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等多重压力，经费方面的紧张不能仅依靠国家加大投入力度，自身也应在经费筹集方面有所作为与担当。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正处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关键时期的中国内地一流高校而言，加强基金会建设是一个必需的方面。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程中，中国内地一流大学应该有针对性地向美国顶尖大学学习，健全相关制度、加大募捐力度、建立健全基金会的资金运营投资，打造出具有世界一流水准的教育基金会。换句话说，建设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建成一个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基金会。

与此同时，高等教育主管部门也应当给大学建设教育基金会给予适当的政策红利和改革动力，例如建立健全配比基金以鼓励学校更加积极地进行募捐，创造更宽松的制度环境鼓励大学基金会进行投资，以及制定一套适合目前中国内地大学基金会自身特点的管理办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