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江苏高教》 2024年第8期
摘要：近几年来，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大学纷纷推进组织变革，兴起了“成立新学院”的组织浪潮。从组织社会学的视角来看，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大学组织变革受制度环境及合法性机制的影响。大学新一轮组织变革有利于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对当前的需求和机遇做出反应，但同时也可能给大学组织运行带来以下困境：一是淡化组织边界，影响组织变革的目标和效率；二是组织持续扩张，进一步加重大学的治理负担；三是削弱办学特色，强化大学组织的趋同机制。对此，应科学构筑大学组织边界，保持大学战略定力；合理控制院系组织数量，提升组织治理效率；坚持组织变革守正创新，走差异化发展道路。
关键词：大学组织变革；成立新学院；制度环境；合法性
一、问题的提出
英国学者阿什比曾指出，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的确，大学自诞生以来，无时无刻不与其所处的环境保持互动，以在愈演愈烈的竞争环境中脱颖而出。进入21世纪，几乎没有任何人怀疑环境的变化是无处不在的，大学被环境塑造，或者大学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外部环境。我国大学同样在经历着类似的变革，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成为大学在重要历史关头的第一要务与核心使命。为此，不少大学在政策推动下积极开展组织变革，坚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通过“成立新学院”的方式对当前的需求和机遇做出回应。
近些年来，可以看到的一个普遍现象是，越来越多的大学以院系组织模式创新为抓手，围绕人工智能、微电子、集成电路、未来技术、碳中和等国家战略需求的新兴知识领域，纷纷成立新学院，进一步扩大了院系组织规模，强化了大学使命。比如，为尽快满足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迫切需求，教育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多个部门于2015年6月10日印发了《关于支持有关高校建设示范性微电子学院的通知》，决定支持一批高校建设示范性微电子学院或筹备建设示范性微电子学院。随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28所高校相继成立微电子学院，并被列入国家示范性微电子学院筹建单位。
2018年4月2日，为不断提高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国际合作交流等能力，为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战略支撑，教育部制定《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鼓励有条件的高校建立人工智能学院、人工智能研究院或交叉研究中心。文件出台后不久，我国一大批高校相继做出回应，仅2018年，就有超过15所大学成立了人工智能学院。
2018年10月8日，为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趋势，紧紧围绕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需要，加快建设发展新工科，探索形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工程教育体系，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工程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快建设发展新工科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并指出：“经过5年努力，建设一批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多主体共建的产业学院和未来技术学院、产业急需的新兴工科专业、体现产业和技术最新发展的新课程等，培养一批工程实践能力强的高水平专业教师。”在政策支持下，我国高校相继推进建设了11个一流网络安全学院、50个现代产业学院、33个特色化示范性软件学院以及首批12家未来技术学院。
2021年7月，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重大战略部署，发挥高校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创新策源地作用，教育部制定《高等学校碳中和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强调要推进碳中和未来技术学院和示范性能源学院建设，布局一批适应未来技术研究所需的科教资源和数字化资源平台，打造引领未来科技发展和有效培养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教学科研高地。随后，30余所高校布局“碳中和”领域，碳中和学院相继揭牌成立。
在国家政策牵引及精英高校组织变革的示范下，越来越多的高校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为合法性基础，相继推进新一轮的大学组织变革。但另一方面，值得人们思考的是，我国大学本就存在学院数量过多、结构冗杂、效率低下等一系列问题。在此情况下，如何认识和理解大学“成立新学院”的组织变革行为？其背后的机制和逻辑是什么？面临哪些组织困境？对大学的整体发展又会带来什么挑战？这些都是在“十四五”期间提升大学治理能力和有效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中需要认真思考的重要议题。基于此，本文立足于组织社会学的视角，探讨面向国家战略需求我国大学组织变革的机制，分析组织变革的困境，并给出建议。本文所提到的大学组织变革，主要是指近年来，为了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大学相继成立的以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的、旨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新学院。
二、制度环境适应与合法性获取：大学组织变革的发生机制
由组织社会学理论可知，组织要想生存与发展，就要与环境进行互动。一方面，组织从与环境的互动中获取必要资源。另一方面，环境也会给组织施加压力，促使组织发生变革，以更好地满足与适应环境的要求。现代大学作为一个开放系统，其组织变革通常源于环境的变化。组织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环境为其提供了基本条件，包括资源（人力资源、技能和知识）、合法性（如特定的所有制形式）、行为模式（政府法律和文化规范）以及机会结构。因此，以迈耶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提出，必须跳出组织内部，从组织环境的角度去研究、认识各种各样的组织行为，解释各种各样的组织现象。
依据新制度学派的划分，组织环境分为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两种，两种环境对组织的要求并不一致，前者要求组织有效率，即按最大化原则组织生产，后者则要求组织服从合法性机制，采用那些在制度环境下广为接受的组织形式和做法，而不管这些形式和做法对组织内部运作是否有效率。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非常强调制度环境对组织行为的影响，在合法性机制的影响下，组织往往会顺应制度环境所建构起来的具有合法性的形式和做法。正如迈耶和罗恩所言：“组织制度、组织结构和组织行为不是效率机制的作用，而是组织在社会中追求合法性的需要和结果，……采纳和整合外界制度，会使组织更具合法性，更有可能取得成功，并更有可能增强其资源获取和生存的能力。”
从我国大学组织的制度环境来看，“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是近些年来影响大学发展最为直接和强大的制度环境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尽管我国高等教育不断改革发展与探索创新，高校服务国家战略能力持续增强。但同西方国家的世界一流大学相比，我国高校的办学基础仍然薄弱，人才培养能力以及科研创新能力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在前沿技术领域，我国大学仍旧面临着如何克服“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的难题和挑战。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都提到了高等教育在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中的角色与功能，并寄予了厚望和期待。在当前严峻复杂的国际局势下，大学为国家培养顶尖科技人才、突破“卡脖子”技术难题、建设战略科技力量的时代重任显得更为紧迫，外在环境要求大学更要扮演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核心“动力源”这一重要角色。这意味着，“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心怀‘国之大者’，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既是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个重磅政策话语，同时也是我国大学不可忽视的重要制度环境。
为了有效应对外部社会的挑战，彰显大学对国家的责任与使命，我国政府介入大学并对大学进行影响和干预。比如，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执法检查、制定政策文件、提供资源支持等方式，对大学提出了具体的办学要求，开启了大学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政策之窗”。缘于我国的政治制度和教育体制决定了政府对大学具有强大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这一客观事实，当政府对大学的制度环境进行重塑时，作为高度依赖制度环境的学术组织，大学接受新的制度环境里所建构起来的具有合法性的观念、形式和做法。具体表现是，政府对大学服务国家战略发展提出新的期待和要求，比如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主动对接高层次紧缺人才培养。作为回应，大学围绕国家战略需求领域成立新学院，开启了新一轮的大学组织变革。
与适应制度环境相伴而生的，是大学组织对合法性机制的获取、维护与强化。合法性机制可以在多个层面发生作用，例如一个社会的法律制度、社会规范、文化观念等都可以塑造社会事实，并对组织产生影响。正如斯科特所言：“组织如果想要在他们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下来并兴旺发达，除了需要物质资源和技术信息之外，还需要得到政府部门、专业协会乃至大众媒体等机构的认可、接受与信任。”众所周知，大学所处的制度环境包含了法律制度、文化基因、社会规范等一系列的因素，这些因素对大学组织合法性的获取、维护与强化有着直接且显著的影响。大学如果希望获得外界认可，其组织变革必然要考虑大学制度环境所囊括的诸多影响因素，并通过追寻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文化—认知合法性等加以实现。事实上，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这一背景下，我国大学“成立新学院”的组织变革背后都有相应的合法性体现（见表1）。
面向国家战略需求，我国大学新一轮的组织变革主要由政府部门出台政策文件予以推动实施，有着明显的自上而下的政治行动逻辑。政府不仅重视政策实施之初的“前言引领”，而且重视政策实施之后的“终端评审”。而政府具有传递“规制合法性”的能力，强调法律规章等制度环境因素对组织行为的认可。此外，政府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扮演着强有力的角色，其在选定精英大学建设示范性学院中所体现出的意志，又会扩散到政府试点之外的大学。出于追求“普遍认同”这一目的，那些意欲获取“规制合法性”的大学纷纷加入“响应国家战略需求，组建成立新学院”的行列之中。这种现象在以集权为主导的公立高等教育系统中尤为明显，这一系统内的大学处于政府主导的制度环境中。大学地位的配置、社会声誉的获得、研究合同与经费以及财政拨款等核心资源主要来自政府制度性的安排。因此，该系统内的大学对制度环境也就更加依赖。
图1为制度环境与大学组织的互动模型。除了“规制合法性”这一影响要素外，对“规范合法性”和“文化—认知合法性”的追求同样体现在我国大学的组织变革中。比如，大学聚焦国家战略需求成立新学院，还可以通过“造声势”博取更多的社会关注，向外部社会释放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助力民族复兴的强烈信号，有效呼应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情怀。如此一来，大学在无形之中又产生并彰显了“成立新学院”的“规范合法性”和“文化—认知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反映的是被感知到的与相关法律和规范支持相一致的状态。不仅可以帮助大学提高社会地位，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而且还可以促进大学组织间的资源交换。反之，如果大学组织的变革行为有悖于广为人们所认同和接受的社会事实，就会出现“合法性”危机，阻碍组织以后的发展。综上，从组织社会学的视角看，大学“成立新学院”这一组织行为，其实质是对制度环境的适应及合法性机制的获取和维护。
应当指出的是，作为一类以追求高深学问为己任的学术组织，大学“成立新学院”绝不单纯是被动适应外部制度环境、获取外在合法性的结果，而是同样受到内在学术力量的牵引和驱动。众所周知，知识和学术并非静态的，而是处于动态的演进发展之中。一方面，当代知识生产方式已发生深刻变化，正从以单学科为基础的知识生产模式I时代，进入以多学科为基础的知识生产模式II时代，甚至进入了以“多层、多模态、多节点、多边的创新系统和知识集群”为基础的知识生产模式III时代。另一方面，随着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型和变革，人们愈发感受到的一个事实是，重大原创性成果、前沿科学发现及颠覆性技术创新往往产生于学科交叉领域，以多学科交叉融合、多元主体协同为主要特征的“大科学”时代已悄然来临。基于单一学科的学术组织和科研范式将难以适应学术创新的需求，也难以有效承担起解决重大现实难题以及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使命。从学术组织内部来看，知识和学术的新变化、新趋势促使高校大力推动多学科交叉融合，着力构建科学研究新范式。为了消除学科壁垒、整合学科资源、优化学科结构，更好发挥学科集群的作用和优势，大学开始对院系、学科专业布局进行调整，客观上促发了“成立新学院”这一组织行为。事实上，从已有实践来看，不少高校也特别强调，“成立新学院”是对院系、学科专业布局优化调整的改革举措之一。综上可知，大学“成立新学院”的发生机制除了适应外在制度环境、获取外部合法性之外，还受到学术逻辑的驱动。学术逻辑既是大学组织变革的内在逻辑，同时也是推动大学“成立新学院”的重要力量。
三、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大学组织变革的困境
（一）淡化组织边界，影响组织变革的目标和效率
组织边界是组织社会学领域一项重要的研究议题，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按照尼尔·保尔森的观点，边界以及边界的建立、加强、超越和解散的过程，像广义的社会生活一样，是组织的一个重要方面。组织边界通常被视为组织和外部环境的分界线，并有物理边界、心理边界和社会边界，及信息边界、心理边界和制度边界等多种分法。在组织制度层面，组织边界的合理划定对于组织有效运行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对外可保护组织免遭外部环境的过度侵蚀，以维持组织的身份特征，对内则有助于组织系统的稳定，使其不因环境的变化而频繁变革。在与环境互动的过程中，组织边界通常设有弹性空间。组织边界既不可太强、走向固化，也不可太弱，趋于消失。吊诡的是，今天的大学被赋予了太多功能，背负了太多责任。政府、社会、公众等各方也都对大学充满了诸多期待和浪漫想象，甚至以为大学拥有三头六臂、无所不能。然而，过高的期待和过度的要求只会导致大学疲于应对，并因此逐步丧失组织边界，淹没大学的本职功能。
一定程度上而言，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大学“成立新学院”这一组织变革主要为政策推动的强制性变迁。基于政策推动的大学组织变革会给大学带来双重效应。一是，大学能够从政府手中顺理成章地获取办学资源，在国家战略需求的新兴知识领域抢占布局先机，巩固并强化大学组织变革的合法性。二是，来自政府的制度安排会进一步强化大学对政策的依附，削弱大学的办学自主性和独立性，淡化大学组织边界。而且可能出现大学理性失范现象，即片面追求学术知识外在的经济与政治功用，而逐渐遗忘大学理性的本质功能与内在要求。此外，政府由于其“有限理性”，在人才培养、知识创新及组织变革等方面，也难以比大学组织决策集体更具信息优势。比如，面对新兴知识领域，大学如何培养国家需要的创新型人才？如何进行知识创新？“成立新学院”是不是大学最佳的组织变革策略？等等。
事实上，大学“成立新学院”的组织变革仍旧面临着是否能够有效履行职能和完成使命的挑战。以人才培养为例，其涉及课程安排、教材选定、专业设置、师资队伍建设以及成熟的知识体系构建等多个要素。然而，所谓新兴知识领域是有待开拓的领域，如果该领域的知识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形成体系，那么将对大学的本科教育和人才培养形成阻滞作用。此类问题也客观存在于我国大学中，诚如西安交通大学原校长王树国所说：“人工智能已经提了很长时间，但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培养连教材都没有。你提供一点，他提供一点，都是碎片化的。”为了一个变幻不定的新兴产业和知识领域，大学的教学与科研可能变成针对一定范围内的即时需求。再者，政策推动的制度变迁有可能违背组织成员一致同意性原则，从而导致组织变革的低效性，影响组织变革目标的实现。
（二）组织持续扩张，进一步加重大学的治理负担
众所周知，相比国外一流大学，我国大学二级学院数量长期保持居高不下的基本态势。石中英等学者在一项比较研究中指出：“我国C9大学二级学院的平均数量为38个，远超英美顶尖大学的8个。从新设学院的增量来看，21世纪以来，我国C9大学新设立了215个学院，校均新设学院数量为24个。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美九所顶尖大学中仅有４所共新设了８个学院。”路径依赖理论表明，某一历史时期围绕特定制度框架所建立起来的行为惯例，会对大学组织中的成员形成规范作用，促使其按照特定规则和惯例行事。路径依赖对于大学组织变迁行为具有正反馈的制度效应，会进一步强化组织变革固有策略的选择，并产生组织变革的“行为惯性”。近些年，我国大学“成立新学院”的组织行为显著受到政治逻辑的影响，大学组织变革遵循着“政府制定政策文件—大学成立新学院”的行为逻辑。出于获取规制合法性和办学资源的需要，围绕政治逻辑所建立起的行为惯例促使大学强化“成立新学院”的组织行为。在政治逻辑的强势主导和路径依赖的双重作用下，我国大学二级学院可能陷入持续扩张的组织惯性之中。
从管理学的角度看，二级学院数量过多及其持续扩张又会影响到大学的治理效率，导致大学陷入组织治理的困境。换言之，大学频繁“成立新学院”会使组织“臃肿化”，进一步加重大学的治理负担。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学院之间的组织壁垒固化，形成众多的山头，不利于学科的交叉融合；其二，中层干部队伍膨胀，更多科研人员走上管理岗位，不利于大学学术氛围的营造；其三，治理幅度和难度加大，面对数量如此多的学院，大学不得不依赖校级业务部门通过条条管理来维持学校的日常运转，其结果是基层学术组织的办学空间被大大压缩。此外，更应引起人们警惕的是，为了适应外部制度环境的变化，一些大学的组织变革可能仅仅停留在实用的层面（pragmatic level），而没有考虑到大学使命这一更深层次的变革。即大多数的高校依然通过对当前的需求和机遇做出反应以求改变，而不是着眼未来，进行更具战略性的变革。
（三）削弱办学特色，强化大学组织趋同机制
梳理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发展史可以发现，“分类发展、特色办学”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政策导向。我国于2015年推出的“双一流”建设工程，主要目的便是致力于推动高校特色发展、差异化发展，引导高校淡化身份和层次追求，克制规模扩张和追逐升级的冲动。虽然说探索自主特色发展新模式、在各具特色的优势领域创建一流是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应然选择和目标追求，但在实践中，高校追求“大而全”“升级扩张”的偏好与倾向仍然屡见不鲜。可以说，如何使大学在竞争中坚持特色发展，由组织趋同走向组织趋异，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关于大学组织趋同问题，我国学者在过去一段时间做了深入的研究和剖析。其中，运用新制度主义对大学组织趋同现象加以解释不可谓不是一个有效视角。新制度主义认为，组织趋同的机制大致包含三种，分别为强迫机制、模仿机制和社会规范机制。就强迫机制而言，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中的“计划经济思维”显著影响着大学的改革和发展，高校成为“政治场域”的延伸，这导致大学组织变革策略不得不考虑政治领域的需求。当政府通过制定政策支持一批高校建设示范性新学院，且这些大学和学院在办学实践中都与政府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并长期受益于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资源倾斜时，那么被支持的大学和学院便在与政府的互动过程中共同进入某种统一的办学标准和模式中，“创新”“求特”动力不足。同样，由于身处不确定的制度环境之中，在模仿机制下，未被政策所支持的大学和学院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出现了模仿和复制那些受到政策支持的大学和学院的做法。主要表现为，越来越多的大学以响应国家战略需求为合法性基础，纷纷设立了名称不一、数量不等的新学院。当然，作为社会大网络中的一类特定组织，大学组织变革也受到社会规范的影响，即以呼应社会规范获取社会认同和资源支持。在以上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大学组织趋同机制得以强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学的办学特色。
四、大学组织变革困境的纾解与建议
随着新一轮“双一流”建设的深入推进，我国大学院系数量的持续扩张对提升大学组织治理能力和效率形成诸多挑战。因此，充分考虑新时期我国大学卷入“成立新学院”的组织浪潮及其可能带来的组织困境和机制异化，无疑是必要的。针对大学可能出现的组织困境和机制异化，提出以下三方面的建议。
（一）科学构筑大学组织边界，保持大学战略定力
毫无疑问，作为环境与遗传的产物，大学的演进与革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和外部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等方面的交换。不过，应认清的一点是，大学应该与外部环境进行互动，但是大学却不能为外部环境所左右，大学必须有自己的行为逻辑和内在坚守。换言之，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大学办学独立性、合理设定大学组织边界、防止外部环境过度侵蚀，是实现大学组织变革目标和效率的重要前提。具体而言，大学在组织变革过程中，应始终坚守“追求真理”“探究高深学问”“培养创新人才”等核心使命，平衡好“适应性”和“稳定性”的关系，对于该“适应”的要与时俱进、勇于担当，对于该“稳定”的，要据理力争、敢于坚守。唯有如此，大学组织的学术特性才不会被淹没，也不会被动陷入与外部组织进行同形、同构、同制度改造的窠臼中。当然，构筑大学组织边界是有前提的，即政府要尽可能减少对大学的干预，给予大学更大的办学自主权。从制度环境建设来说，则要着手建立一个宽松的制度环境，以涵养大学的自主精神和独立品格。同时，大学还要保持战略定力。战略定力重在强调特定战略决策主体在特定事物面临特定环境时的综合行动，核心在于依据环境形势做出最优选择并予以坚持。面对新时代、新要求，大学应立足国情和校情，科学谋划组织结构调整与学科专业布局，并能以敏锐的洞察力认清实质，以清醒的判断力审视大势，做到不因外部环境的变化而盲目跟风。总之，在人们对大学充满着浪漫想象，认为大学可以创造无限可能以至于把大学看成一个全能机构的时代，大学更需要构筑组织边界，保持战略定力，以提醒人们，大学并非无所不能。
（二）合理控制院系组织数量，提升组织治理效率
任何一个组织都应该保持一个适当合理的管理幅度，这是组织有效运行的前提。况且，在现行体制下，院系仍然有行政属性。过多的院系往往意味着更多的行政权力，不仅可能会扭曲甚至吞噬学术权力，而且也会对大学治理能力和治理效率提升形成诸多不利因素。因此，大学应合理控制院系组织数量，加强院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一方面，提高院系设置的门槛，审慎对待院系组织数量的扩张。比如，除了考虑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内部学术创新发展需求之外，可在建设经费、教师队伍、办公空间等硬性指标上设立一定标准，规定只有获取相当额度的经费支持、组建一流的教师队伍、拥有专门的办公空间才可优先进入院系组织设置的论证环节，以保障新设院系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发展。事实上，这也是世界一流大学“成立新学院”的重要经验。2022年5月，斯坦福大学成立杜尔可持续发展学院。该学院建立在斯坦福大学获得高达11亿美元捐助的基础上，是斯坦福大学70年来首次成立的学院。无独有偶，2018年10月，麻省理工学院宣布投资10亿美元成立苏世民计算机学院，其中3.5亿美元来自社会捐赠，且该学院配备有一流的师资和标志性的跨学科建筑。
另一方面，加强组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提升组织治理效率。作为维系大学学术场域各结构有效运行的一种政策工具，学术组织治理成为振兴大学学术发展的价值期待。因此，大学在“成立新学院”的组织变革中，还应不断完善高校学术内部治理结构，创新基层学术组织建设，从而盘活学术资源、激发学者的创新活力。比如，建立健全新设学院的组织架构和管理制度，以实现各学科的权力制衡；构建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以及基于贡献的科研团队评价机制，扭转学术组织内部“唯指标”“唯绩效”“唯个人英雄主义”的评价导向，引导新设学院着眼长远发展、聚焦内涵建设；健全学术民主制度，让各学科背景、各层次类型的学者，都有充分自由和平等的表达权力等。
（三）坚持组织变革守正创新，走差异化发展道路
北京大学原校长林建华指出：“学科布局和院系设置既要考虑自身规律，还要兼顾历史传承，操之过急只能适得其反。”的确，学科有不同的特性，院系有不同的传统。同样，归属于学科和院系的学者也有不同的个性和诉求。因此，大学在“成立新学院”的组织变革中，不能通过行政命令强制性地将不同院系和学科组合在一起，只追求短暂的轰动效应。而是要尊重已有院系和学科的历史传统，通过寻求共同价值、凝聚人们共识的方式，循序渐进地推进改革。此外，大学组织变革还要坚持创新，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在考虑学院设置和学科布局时，不应追求齐全和热门，而应该追求特色和优势。国外世界一流大学在组织变革中无不体现了对于特色发展的重视，如普林斯顿大学、加州理工学院、耶鲁大学等世界名校均在较小的办学规模中保持自身特性，严格限制组织的扩张。
那么，大学组织变革该如何追求特色？从国际经验看，成立跨学科研究中心、构建矩阵式组织结构不失为应对新兴知识领域的一种有效选择。比如，二战以来，面对国家战略发展需求和学科交叉的发展趋势，美国一流研究型大学并未将“成立新学院”作为组织变革的战略选择，而是在学院系统之外，成立了灵活多样的跨学科组织机构，构建起了意义重大的组织模式，即由“传统学术性的院系结构”和“新型机制的跨学科组织”构成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组织结构模式。因而，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新兴知识领域，我国大学可以考虑把组织变革重心放在构建学科多重交叉的矩阵结构上，通过搭建重大科研平台、组建科研团队等方式加强有组织的科研。在人才培养上，开始以研究生教育为主，待新兴领域的知识生产积累到一定阶段后，以此反哺本科生教育，更好地培养国家所需的专业人才。最后，虽然说“大学越来越多地生活在一个对它们抱有企图的民族国家的世界”，但大学也要尽可能保持对办学特色和精神价值的坚守，不因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无所适从、盲目变革。
（作者：李鹏虎，深圳大学教育学部副主任、长聘副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