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5年第01期

摘要：在我国的大学课堂，人们把教科书置于知识的范畴来理解和使用，教科书统治大学教学的局面广泛存在。必须重新审视教材与课程、教师、学生的关系，推动大学课堂生态从“用-好教材”向“用好-教材”、“强教材”向“弱教材”、“死教材”向“活教材”的转变。教科书直接支撑了教师为中心的“传道、授业、解惑”，有必要走向学生为中心的“悟道、受业、生惑”。“有我式”教材、“爱智型”教材和“立体化”教材将成为高校教科书发展的趋势，与之相应的制度设计也应随之变革。

关键词：教科书；教材观；教学；课程；教师；学生

从学校创办以来，尤其在近代采用机器印刷和纸质材料后，教科书(教材)伴随着班级教学制的推行和课堂在学校教学中广泛应用，逐步定型，成为主要教学平台，成为学生在各课程中了解和掌握人类文明与知识的首要载体。它在过去及现在的影响都很大，在各国学校中的作用根深蒂固，获得了绝大多数公众的认可。可以说，传承和发展人类文明离不开教材，因此，教材建设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都具有重大意义和巨大价值。不过，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学生主体性的高扬，人们越来越关注学生全面成长，尤其是他们的自主探究和持续学习能力的发展，这与传统教学模式追求受教育者知识量的增加有着本质的不同。以往教学中教师对教科书的过分依赖既限制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扼杀了他们的创造性和进取心。现在，无论是教学论还是课程论都对“人”的因素投入了空前的关注，人们越来越强调教科书应为人所用。有学者甚至宣称“教科书已经退步为教育博物馆中的遗物”、应当抛弃了。一场汹涌的教科书改革来临了。

一、现状与背景

正如美国学者多伦所说：“这个国家若没有教科书是难以想象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从第一本识字课本到最边缘科学体系的教科书，从盖有透明胶片的儿童识字课本到图解指南，教科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一直处于中心的支配地位。从形式上说，这些教科书是我国教育工作的共同标准：一种向无数方向扩展，但这里是基础或根基的东西。”确实，教科书可以更准确地贯彻国家意志，统一全国教育教学的标准，是教师学生教学的主要依据。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教科书的缺陷更为致命：一是教科书作为学科入门的学习资料，其内容必须是精挑细选的，但因篇幅所限，往往显得叙述简略，内容枯燥，很难引发学生的兴趣；二是教科书为少数人所编写，难免有的观点见解过于偏颇或过于独断，所以难以把握有争议的观点和问题；三是容易形成教师和学生对教科书的过度依赖，在教学中把教科书当作唯一的教学工具，从而放弃了自己的主动性。对于广大教师来说，教科书限制了教师业务的长进。而学生的情况往往更严重，他们经常把教科书当作唯一的范本，忽视教师的讲解，不能把接受教师的指导与学习教科书有机地结合起来。按照辩证法的观点，我们应该看到教科书积极正面的作用，但现在看来，评价的天平正在发生变化。

学者刘振天曾对某高校三届四年级学生的学习情况作过凋研，结果发现，大部分学生阅读量过小，知识面狭窄。专业知识仅限于教科书内容的学生占46％，67％的学生从来没有读过教材涉及的原著，另有34％的学生甚至连教材都没有认真完整地阅读过。考试方面的情况则更让人吃惊，不少学生只是按图索骥——根据课堂笔记，蜻蜓点水似地阅读教科书中与考试有关的章节内容或其中的重点段落与结论性语句，对于论证过程、资料选择、证明方法等重要学习材料一概忽视。在回答一些涉及教材主要知识点的开放性考题时，72％的学生的观点惊人地相似或雷同——原来都是复制于教材中现成的答案，事实上他们已成了教科书现成观点与话语的奴隶。对于教科书之外的有关本专业某一问题的看法，有84％的学生不知所云。

一项在武汉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十所高校进行的约5000名大学生参加的调查显示，大学生的学习目的发生了明显变化，考研、献身科学、报答父母等积极因素增加，但对教材和教学内容、教师水平表示不满，集中反映的两大问题是教材过时、教学死板。据2004年9月9日的《新民晚报》报道，不少大学教材存在知识老化、版本过旧的特点，有的教科书甚至是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简直像是古董一样。引起不少学生从心理上厌烦教材，不看教材，许多大学生把教材形象地形容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认为每学期三四百元的教材费花得很“冤枉”。上海某大学的一个班有五成学生不买教材。还有许多大学生在学校允许的情况下，为免付昂贵的教材费，而选择去书店或出版社“团购”教材。不少大四学生毕业离校时，把自己用过的教材送给下一届的学生。更常见的是，一些高校学生在期末摆书摊卖用过的教科书和讲义，有的教科书一两元钱就成交，交易很受欢迎，因为大家都觉得教科书价值不高。

多年来，这种情况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教科书权威地位的消解有很多原因，包括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但以下几点对教材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要引起我们重视。

(一)学生主体地位的崛起。

我国以往教材编写中存在的通病，主要是从教师教的需要出发，很少用学习者的眼光处理教学内容。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本主义特别是建构主义教学理论的出现，对传统的教学观、学习观和教材观都产生了冲击，越来越多的声音要求确立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其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并且由此对传统的教材编制提出了挑战，要求教材作出改变，要贴近学生的实际，致力于学生的发展，逐步从单纯的“教本”向“教本”和“学本”的统一体发展，从而在继承传统教材高效易教特点的基础上，进一步为学生的自主探究创设条件，让学生在获得知识技能的同时掌握学习方法，形成正确的态度和价值观。

(二)世界教材的发展趋势。

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教材的功能正由“为教服务”向“为学服务”转化。有国外学者把课程观的转变总结为六条，其中一条是“从突出教师感兴趣的教学内容向突出学生感兴趣的内容的转变”。许多新编的教材把教科书不仅当成是学习的资源，还强调它是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的工具，而更多的教科书则把教学内容和学习过程结合起来，使课本同时成为学习的指南。显而易见，教科书的“学材化”作为世界性的课程教材发展潮流，是我们在教材改革中必须重视的背景。我国的大学课程教材改革也应顺应这种潮流，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做出积极响应。

(三)信息技术的发展。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教科书的呈现方式，增长了它的发展空间，例如通过为学生提供进一步参考学习的网站，学生可以在课后自主探索未知知识。同时教科书得以逐步摆脱纸质媒介的单一化，将触角延伸到多媒体和网络，产生电子教科书。现代信息技术促使教科书呈现方式突破一维的线性结构，按超文本的非线性、网状结构组织管理信息更符合人类的思维特点和阅读习惯。动感、交互的电子教科书，能够提供包含多种刺激的学习环境，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从而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发挥认知主体的作用，培养自学能力。

二、观念的变革

当今社会是一个学习型社会，我们深切感受到，要使学习者适应未来社会、终身学习不辍、自我完善不怠，则学生自学的欲望和思考能力、判断能力、表现能力等基础学力必须提高。教科书作为教育改革的核心、课程理念的具体化，理应反映社会的这种需要。教科书必须跳出纯“教材化”的框框，那么，脱离了“教材化”窠臼的教科书将何去何从呢?这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教科书是从课堂上消失，或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积极做出改进，重新焕发出生命力呢?

(一)从“用-好教材”向“用好-教材”转变。

“用-好教材”是“用教材教”的改进版，仍然是指教师在一个封闭、自足的意义系统，向学生灌输书本上的知识和概念，这种教学只局限于单向、线性的知识讲授。传统的教材观认为，教材内容是客观、普适、不容置疑的，因此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本质上就只能是对教材内容的复制和映射。在这种情况下，掌握教材本身就成了学习的目的，教师的作用主要在于指导学生习得教材所提供的系统化知识。为了达到这种目的，课堂教学顺理成章地以传授书本知识为中心，学生也成了被动接受知识的容器。这种教学显然限制了教师的创造性与教学的个性化，师生都无法在教学中体验到生命的价值和学习的内在乐趣。

“用好-教材”则是指教师作为教材的主人，在认真钻研教材、吃透教材的基础上，根据学生的知识背景与教学条件，同时结合自身经验对教材进行个性化解读，是在与学生民主平等的教学交流中不断生成新的意义，引导学生内化书本上的知识。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教材特点，就包含着这样的教育理念，即教育是通过围绕一定命题的论争，促进学生思考与成长。可以说大学教材原本就是教学的介质与工具，需要视教育情境灵活处置。尤其是美国的大学教科书，常常是以师生交换意见、展开论争的教学为前提的。这种教材配有例题、思考题、参考文献等，便于学生自学。能够看出，教材对学生来说，并不是唯一的至高无上的“圣经”，不过是一种辅助学习的工具。凡是能够促进学生思考与学习的，都可以作为教材。这种教学注重的是学生知识获得的过程，学生需要通过自主探究去获得知识的结论。新教材观的转变，要求教师树立课程建构意识，在准确把握课程目标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教材内容，创造性地开发教材内容，丰富教材的呈现方式，使教材真正成为一种动态的、生成性的课程资源。

(二)从“强教材”向“弱教材”转变。

教材一直是我国学校教育主要的课程资源，长期的惯性致使许多教师误认为教材是学校唯一的课程资源。许多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只研究教材，对教学大纲、课程标准则关心甚少，教材中的每一句话都是教师教和学生学的依据，绝不敢越雷池半步。这种教材观实质上是将教材作为教学中的“圣经”，它束缚了教师和学生的创造性，导致了学生对教材乃至所有书本的盲目崇拜，非常不利于受教育者科学素养的培养。

新的教材观认为教材是实现课程目标的一种重要的课程资源，但并不是唯一的资源。教材的本质特征就是“范例性”，是引导学生生活学习、认知发展、人格建构的一系列范例。它是引起学生认知、分析、理解事物并进行反思、批判和建构意义的中介，而不是学生必须完全接受的对象和内容。教材是师生进行对话的“话题”，师生以话题为中介进行交往，获得发展，而不是为了记住“话题”本身。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教材内容，在深入理解课程目标的前提下，充分利用身边的多种课程资源，并开发新的课程资源，积极增加教材对学生学习和发展的适应性。站在广义课程资源的高度，我们应该摒弃教材是唯一课程资源的偏颇观念，围绕成长中的人的教育需要，在教材的开发和建设方面，进行结构上的优化，体现时代发展的多样化需求。

(三)从“死教材”向“活教材”转变。

知识本位的教材本质观认为，教材是学科知识的浓缩和反映，教材的内容主要是以纯文本的形态呈现的事实、概念、法则、理论。但这样的教学仅仅发挥了教材作为信息资源的单一功能。而新的教材本质观不仅重视教材的信息资源功能，更强调其促进学生发展的功能，主张教材的编写应从“教材”向“学材”转变，尽可能地致力于学生的学习和发展。

教材不仅应向学生展示静态的知识内容，还应着眼于向学生展示知识获得的过程与方法，在其问让学生逐步体验到如何从实践中发现和提出问题、认识和解决问题。其积极意义在于，学生在获得知识与技能的同时，学会了学习并形成正确学科态度与价值观。因此从本质上说，教材不仅仅是一种信息资源，更是促进学生发展的工具和手段。

除了内容上的变化，教材的“活”还表现在了形式上的革新。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教材的载体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呈现出多样化的局面，早已不再是局限于以文字教材为主体的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而是扩展为包括音像与电子教材以及网络上经过加工和组织的信息为内容的“大教材”。尤其是随着教材的触角向多媒体和网络的迅速延伸，交互动感的“活教材”将成为教材开发的新方向。

三、重新认识几对范畴

我们常会发现，同样的教材，不同教师的教学效果有天壤之别。究其缘由，除了班级人数、教室环境等一些外在的客观原因外，教师的教材素养在其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处理教材的过程中，教师能否根据学生的特征和需要，挖掘、使用好教材，让教材的内容、所蕴含思想和方法最大限度地促进学生发展，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教师的教学能力，这也是一名优秀教师必备的基本素质。在大学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们常常能够听到教师们的一些抱怨：现在的学生太不爱学习了，教师讲得口干舌燥、汗流浃背，但他们还是无动于衷、各行其是。如果教师讲一些社会上的趣闻，他们马上会兴致勃勃，听得津津有味、如痴如醉，话题一旦重新回到教材上，像听了口令一般，学生们又会呵欠不断，刚才的兴奋劲很快就无影无踪了，让人急不得骂不得。这样的无奈与尴尬不仅年轻教师经常遭遇到，而且就连身经百战的老教师也深受困扰。问题在哪里呢?分析起来，关键原因还在于没有正确认识教材与课程、教师、学生三者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正确定位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所应发挥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因此，要想改变课堂教学中的尴尬处境，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这样几对关系。

(一)教材与课程。

近二十年来，我们对课程改革给予了足够重视，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需要强调的是，课程教材改革只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一块“基石”，充分激发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释放教法在教学中的张力，才是全面改善教学过程、实现育人目标的核心。美国课程论学者古德莱德曾按所起作用的不同，将课程分为五个层次：理想的课程、正式的课程、领悟的课程、实行的课程和经验的课程。第一二层是专家设计的和政府颁布的课程，属于“应然性课程”；后三层(教师领悟的、教学中实际运作的和学生实际经验的课程)才是“实然的课程”。“应然性课程”所预设的种种功能是否按照设想如实地体现在学生身上，需要教学领域的漫长运作。只有当“教师在其独特的和不断变化的教学情境中能以不同的解释教这课程”，也就是当教师在具体的教学情境中创造性地开发教的内容和教的方法，对教材作批判性和革新性的使用时，课程的潜能才能得以真正实现。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只有充分确立教师的主体性，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教学方法在教学中的张力，教育质量才能真正得到提高。要实现这一点，教法就不能成为教材的附庸，教师也必须从教材的控制中解脱出来。教材只是为我所用的“材料”。“材料式”教材观从观念上为教师的解放开辟了道路，为课堂注入了活力，为教学质量的提高提供了重要保障。

美国课程论专家施瓦布认为，课程是由教师、学生、教材、环境四个持续相互作用的要素构成的。教材是课程的有机构成部分，而教师和学生是课程的主体和创造者。教材只有在成为相互作用过程中的积极因素时，只有满足特定学习情景的问题、需要和兴趣时，才具有课程的意义。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教材本质上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变通性，我们可以根据学习情景的需要进行选择和取舍。与教材相比，“学习情景的问题、需要和兴趣具有优先性”。从系统的思维看，教师、学生、教材、环境各因素的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构成了一个有机的、动态的“生态系统”，我们可以看到，假使脱离了具体的教育情景，如果不能满足学习情景的需要，教材也就失去了课程的意义。任何一个教育情景不仅是独特的，也是动态变化的，再完美的教材都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在课程实施的过程中，作为课程的主体和创造者的教师和学生，必须对教材进行“二次开发”，只有师生的个体经验充分参与，才能使教材在与教师、学生、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实现课程价值和意义的最大化。

(二)教材与教师。

作为课程的载体，教材承载着编制者的课程理念。但无论编者准备得如何尽善尽美，教材千篇一律的内容和样式总是蕴含着整齐划一的教育要求，根本无法满足教育教学情景的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教材的设计总是要预设一定的教育情景和教学对象，然而具体的教育情景却各不相同。在实际运行中教材内容和具体情景或学生的学习需要之间很少有完全的匹配。每一个教育情景都是独特的，无论是课程实施当地的经济文化水平、教育政策和制度、课程的性质和目的，还是教学的物理环境和资源、任课教师的专业水平、听课学生的兴趣、特点、需求和水平。都会呈现出多样性和差异性。面临这样的差异，教师必定要充当教材与教育情景之间的协调者，也就必须对教材有所调整。如果说，可以把课程和学科专家连同出版单位编制教材看作是教材的“一次开发”，那么在课程实施过程中教师对教材的创造性使用就可谓“二次开发”。对教材的“二次开发”，是教师和学生依据课程标准对既定的教材内容进行适度增删、合理选用、调整和加工、开发其他教学材料，从而使之更好地适应具体的教育教学情景和学生的学习需求的活动。这次开发以既有教材为依托，基于教材又超越教材，从三个向度上展开：首先是对已有教材灵活地、创造性地、个性化地运用；其次是对其他相关教学资源的选择、整合和优化；第三是自主地开发其他新的教材资源。一旦打破了对教材的崇拜和依赖，教师的生命活力就有可能得以焕发，职业劳动的本意和内在的欢乐便将得以显现，千百年来屈从于规训的畏手畏脚的“教书匠”，就会转变为一个拥有专业自主性和生活活力的“导师”。只有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教师才能成长为一个教育教学的“研究者”，逐步在课程教材领域由“边缘”走向“中心”，“把课程还给教师”才真正获得可能。

(三)教材与学生。

在本质上教学过程是知识的再生产过程，这种再生产过程与知识生产原过程相比，大大地节省和简约了所耗用的时间和人力物力。为了加快知识的再生产，人们往往省去了知识探索的复杂过程，直接将探索的结论或结果陈述或转述出来，大学课程中的教科书就是知识高度再生产的重要存在形态。在课堂上，教科书直接告诉或者通过教学向学习者直接灌输现成的结论。恰如旅行当中的地图，对于正在旅行的游人，它指出了方向，它便于控制，能够为游人节省人力，防止无益的彷徨不前与盲目试错，并指出最迅速、最可靠地达到预期效果的途径。但也正缘于这样的便捷，有关知识的来源、获得知识的方法、产生知识的条件，甚至知识形成过程中的矛盾斗争等中间环节和经历，全都隐匿不见了。学习者成了现成知识的大容器，他的任务不是实践而是认识，不是探究而是接受。这种灌输教育在教给学生一大堆死的知识的同时，也夺走了他们思想的空间、看问题的“眼光”和批判的勇气。学生们宛如用针钉住的蝴蝶，牢牢地被束缚在教材上，无奈地拍打着贫瘠的、获得了些许知识的翅膀。

要扭转困境就不能只看到教材作为信息资源的功能，更应强调教材促进学生发展的功能，新教材应从“教本”向“学本”转变，从“文本”向“对话”转变，从“知识”向“素质”转变。具体包括提供学科基础知识、学习的范例，唤起学习欲望、提示学习方法的功能，促进学生科学价值观的形成，等等。只有将学生从教材中解放出来，扩展其学习空间，才能赋予其“思想漫步”的自由，改善学生的学习状况，焕发其生命活力，让学生感受到学习及成长的乐趣，从而真正发展出主体性和批判精神。

四、建设的方略

当今的大学教育正在发生着从学科中心、专业中心到以人的成长为中心的转变，促进学生自由发展应然地成为教学的最终目标。要编写出面向成长中的大学生优秀教材，需要编著者重新处理客观知识与个人理解的关系，在教材内容、教材结构以及教材呈现形式等方面进行新的设计；与之相应，教材编写队伍、教材设计方向与质量评估也需要进行全新的改革。

(一)怎样编好教材——编著者的策略。

要“将课程还给教师”，弱化教材的“法定文件”色彩，教材设计就必须体现丰富性和弹性化，既要体现人类文化的精髓，成为“爱智”型教材，又要与学习者对话，成为“有我”式教材，促进学生的全面成长。

1．编写“有我”式教材——建立客观知识与学生之间的个人关联。

我国现行的大学教材一般是按照学科知识体系的内在逻辑程序来设计和编写的。它注重学科知识的逻辑体系和系统性，但基本忽略了学生的个人心理因素。我国高校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怪现象：每门课程几乎都同时存在着没有实质差异的难以胜数的教材，你抄我，我抄他，大家模样都差不多。对经典人物、事件、思想的碎片拼凑，是大部分教材的通病，也因此教科书被形象地称为“最没有思想的文本”。这种教材固然有助于工业化时代标准件式“人才”的大批量生产，但以生硬和冷冰冰的面孔直面使用者，不仅在形式上缺乏亲和力，在内容上也严重脱离学生的思想生活实际。

我们认为新时代的教材应该是开放的、协商的、去权威的叙事，它能鼓励学习者积极参与意义建构、赋予文本以个人意义。无论人文知识还是科学知识，传授的目的不能仅仅是对以往成果的展示、说明，更应着重于使学生从前辈的努力中理解掌握改造世界的方法沦，形成学科意识。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师章雪富在编写《古希腊哲学》过程中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这本教材一是化知识为思想，将概念、特点、术语等客观知识化为编著者的思想叙事，所有的知识因为结合了时代性的内容、民族性的特色和个体性的风格，“普遍性”掺杂了“个人见解”，因而与学生的思想更易发生关联；二是保持了一个完整的知识谱系，通过精深阅读突破教材篇幅的局限，复现了希腊哲学思想的逻辑行程和历史，展现其产生的时代、文化背景和应用情境，消除学生对哲学知识的敬畏和神秘感，赋予经典理论以灵动鲜活的生命气息；三是用精神来贯通知识，以柏拉图的理想主义为主轴，来叙述和分析泰勒斯、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等数量众多的思想家思想演绎发展的脉络，而不是硬生生掰开分别呈现，学生自会在其间感受到希腊罗马哲学思想的前后呼应和绵延不绝。这种“有我”式教材首先是要求编著者要有思想，这样的教科书才能进入学生心灵，实现学生思想的感动，在形成知识结构的基础上，培养起内在的学习兴趣。

2．编写“爱智”型教材——兼顾学科知识增长与学习兴趣形成。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总是发生在情境之中，而情境则与镶嵌在其中的知识形成了不可分割的联系。”复杂的、真实的情境才能相应地形成复杂的、真实的问题，进而发展学生解决真实问题的意识和能力。新的教材应该用情节真实、复杂的故事呈现问题，营造问题解决的环境，来帮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活化知识，从而变事实性知识为解决问题的工具；运用产生于真实背景中的问题启迪学生思维。情境应具有真实性、复杂性、情节性、挑战性、开放性、浸润性等特点，先于学习事件的情境可以影响学生学习的动机、需要、认知准备和情感等因素，而学习中的情境则直接影响学习的兴趣、动机、理解、态度、方法等因素。因此，教科书要重视对知识产生背景、可能的应用情境的展现，营造学习环节的真实情境，实现最优学习效果。浙江大学农学院肖建富老师编写的《农学基础实验•遗传育种分册》在这方面进行了很有建设性的实践。

以往的“遗传育种实验”指导书大多是罗列20个实验，实验目的、实验步骤等等按部就班陈述，千篇一律，实验背景只有两三句话，实验步骤也是简明扼要，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从不讲为什么要这样做。现在学生不仅要了解“做什么”“怎么做”，而且要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这样或那样做”，为了实现教育目的，肖老师的教材是这样编写的：一是实验背景大幅拓展，比如在染色体分带实验中，讲述了“现代基因学之父”摩尔根最初很怀疑孟德尔的遗传学说和染色体理论，但坚持“一切通过实验”原则的摩尔根怀疑归怀疑，依然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忙碌着，通过20年的研究，摩尔根对孟德尔真正服气了，实验结果完全符合孟德尔从豌豆中总结出的规律……这样的故事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也能让他们认识到技术进化的历程，每一项技术都是在很多发现和发明基础上演进而来，从而引发学生思考；二是挖掘每一项实验背后的问题，比如“细胞壁酸解”实验，其他教材只是列出要用HCl在60℃下处理材料8～10分钟，却不交待为什么要用这么长时间，低于或高于这个时间无法有效酸解材料的原因是什么，新教材做了推测，并设计了师生讨论环节，力求使学生不仅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三是质疑已有的定论，将开放性的问题引入教科书，促进学生在广泛场域加强知识纵横向联系应用的能力。在染色体分带实验的碱处理步骤．几乎所有实验指导书都指示用Ba(0H)2处理，但这样做会有沉淀，学生看不清楚染色体，新教材又列出了新的选项：NaOH、Ca(OH)2……引导学生继续探讨。正如浙江大学校长林建华所说的，“多用批判眼光审视现成的结论，不盲从和迷信所谓的权威，更多地去学习和培养自己‘科学的方法、公正的态度、果断的决心’”，这些问题的意义不仅限于科学探究欲望的激发，更在于因其开放学生视野，使学生从探究的方法论上受益，并自觉把它们运用于其他科学问题的探究中。

3．编写立体化教材——让教材“课程化”、“学程化”。

数字教材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它省去了传统图书教材的出版、发行、零售环节，使教材直接到了消费者手中，这样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个体的学生可以按需索取，哪怕是一些短版教材，哪怕每学期只有一名学生需要，出版社也可满足；另外教材内容的更新与最新信息的融合，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更改和修订；再加上出版成本只有版税等几项内容，与图书相比大大降低，学生受教育成本也随之减少。当然，要使数字教材真正全面地走进大学课程，我们需要将原有的一元教材系统细化为双元型教材系统：第一种系统是表现概念、法则、基础规范的文字教材。这种文字教材包括课程教材——主教材，也就是我们经常使用的教科书。同时配有辅导教材，包括参考书、讲座、课外读物等。另外一种教材系统是帮助学生完成各种心理作业与实践作业的步骤、作业方式和技术训练的能力手册。这种手册的结构是开放性的，以单元、分段形式或者活页形式设置，包含项目设计、实习报告等能力训练部分，也包含最新学科知识、最新技术、最新技能应用部分。这样的结构设计避免了过去教材不能及时吸收新知识、淘汰旧内容的缺陷。这两种教材系统可以根据不同学科的需要，以图书、脱机光盘和网课，甚至是报告等形式体现，最终形成一个或多个学习包的形式。在未来，立体化、多介质的教材与传统的文本教材共同构成开放性的大教材，将成为大学教材发展的方向。

钱伟长先生认为，“把教材越编越厚的不是好老师，把教材越编越薄的才是好老师。”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邢以群老师编写的《管理学》，是在传统的纸质文本中，将人物生平、经典案例、视频等延伸阅读内容用二维码的形式镶嵌，通过有限的纸质教材与无限的网络空间组合，可以让标准化的产品与个性化的学习二者兼得，这种on-line and off-line的教材形式更符合课程与学程的需求，更符合新时期大学生的学习喜好。

(二)怎样编好-教材——外部的制度设计。

要编出优秀的大学教材，不仅需要编著者的努力，管理部门与出版单位的支持与引导也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编写队伍组织、教材设计、质量评估和发行使用等环节，合理的制度设计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1．教材编写的队伍——吸引行业协会的参与。

在我国，一般由学科指导委员会牵头组织编写各个学科教材或者审核出版相关学科教材，其成员大多是高校的教授和学者，很少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政府机构的技术人员参加。因此，关于学科专业的一线社会需求，尤其是新知识很多时候不能及时写进教材，这已经成为我国高校教材的通病。行业协会走在经济活动的最前沿，在推进行业技术进步、维护行业企业利益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大学教材的编写队伍应积极吸引行业协会的参与。我们建议，在一些基础学科上，两者的结合比例应以学科指导委员会为主，吸收行业协会成员加入；而在一些新学科、交叉学科和前沿学科，则应以行业协会和实践一线人员为主。学科指导委员会与各行业协会的适当结合，会吸收行业的最新知识、最新成果补充到学科的知识体系中来，以各个行业的“能者”为师，促进学术教育与应用性技术教育交叉、素质教育与能力培养融合等教育理念的实现。

2．教材设计的方向——以系列化引领教学变革。

高校教师出于自身教学的需要编写教材，而后投稿到相关出版社出版，这种“坐等投稿”的模式一直是我国许多大学出版社开发教材选题的常用模式。这种开发方式所开发出来的教材各自为政，很难在较短时间里形成一个完整的系列，也就很难发挥整体的带动效应。要突破以往的教师自发模式，需要相关管理部门以及出版单位深入高校研究学科的发展变化，根据学科的课程设置及其变化趋势，统筹各个高校的教学科研特长，组织跨校的教师团队成系列地开发教材。经由这样路径开发出来的教材能够更好地适应该学科课程的教学需要，而且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由于实行跨校择优组织教师团队编写，教材的先进性就有了更坚实的保障；“系列化”地开发教材可以使某一系列里面的各种教材起到相互宣传、相互链接、相互推广的作用。出版社从以往的单纯出版转型到研究教学方式变革，以主动的方式策划出版教材，在相当程度上能够通过前瞻性教材的出版，反过来引导教学方式的变革。

3．教材质量的保障——引进第三方评估。

组织设立第三方高校教材评估组织，意义十分重大。我国高校的教材使用现状是大学的任课教师、行政管理者具有教材的决定使用权，用人单位和学生对教材的选择没有置喙的权利，这种现象，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中社会反应很强烈的问题。要保障教材质量，引进第三方评估十分重要。具体措施包括：一是评估成员组成中要有教育产品的最终用户——人才需求单位以及与出版者和编写者没有利益关系的学生社团组织、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参与，特别是要确立教材使用者参与教材的评估，保护大学生的知情权和消费利益；二是逐步推广高校教材定期评估组织制度，尤其是涉及范围广泛、使用量大的教材的编写，必须在编写者编写之后、正式出版之前由评估组织代替政府教育主管进行严格的评估，对存在的问题及时修正，按需出版，有效减少社会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对使用中的教材，要定期进行出版前、使用中和学习后的效果评估，及时发布报告，指导编写者及时改进修订。三是推行大学教材选择征订说明会制度，在每学期组织召开关于教材价格、内容方面的说明会或听证会，听取学生意见，改变现在普遍由任课教师、教材科确定教材的局面。

知识本位在我国的大学课程中留着深深的烙印，如何结束教科书的“圣经”地位，在认识到教科书独特价值的基础上，对教材进行批判性的使用，释放教法在教学中的张力，把课程还给教师和学生，需要我们树立新的观念，并跟进行动。弱化不等于不重要，设计和编写出适合时代需求的“课程型教材”，是构建新的大学课堂组织必不可缺的关键步骤，围绕成长中的人的需要，我们希望更多的同仁一起讨论和行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