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高等教育》 2024年第15/16期
摘要：教育科技人才领域的相关资料剖析表明，三者的一体统筹推进具有内在的关系性规律、发展性规律和实践性规律。主要包括：教育科技人才在支撑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上具有双重叠加效应；强制实施高位统筹的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是贯通三者一体化推进的关键动力阀门；三者一体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效能发挥更多有赖于政府积极引导而非市场自发调节；“世界教育中心、科技中心、人才中心”在发展演进上的耦合支撑性和一体同构性是三者一体统筹推进的逻辑根由；尊重并顺应教育科技人才事项各自地位及特性是更好统筹三者一体化推进的基本方法论；“新质生产力”是三者一体统筹推进的落脚点和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作用点。
关键词：教育科技人才一体统筹；资源配置；效能发挥；新质生产力；规律性认识
自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以来，学界迅速展开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统筹推进的探讨。此后，随着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第五次、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以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三者事项的深化部署，更宽维度、更深层次的三者一体统筹学理研究成为新的更高要求。有鉴于此，本文在国内外相关资料梳理剖析的基础上，力图围绕三者支撑和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逻辑主线，系统解构其一体统筹推进的规律性认识，进而更好地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提供相应参考。
支撑效用的双重叠加：教育科技人才在支撑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上具有“要素维”和“系统维”的双重叠加效应
从要素维看，教育、科技、人才三者均可独立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促进作用。理论上，单纯的教育发展、科技创新和人才集聚，其在本质上都是国家经济社会的重要推动力量。对此，经济学领域一度指出“经济增长由资本决定论、技术进步论和人力资本论三条曲线构成”，人力资本理论更明确提出“人力资本是当今时代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人口质量和知识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未来前景，教育是人力资本增值的最主要手段”的观点，因此也才有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广泛共识，也才有了“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结底就是教育竞争和人才竞争”的公认论断。实践中，三者各自在支撑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已被反复证实。以我国为例，得益于教育发展，我国城镇教育收益率从20世纪80年代末不足5%的水平上升至21世纪初超10%的水平，居民平均预期寿命于1970年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达到了2023年的78.1岁；得益于科技创新，仅2022年，我国“三新”经济增加值就已突破20万亿元，占GDP的比重高达17.36%；尤其在人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上，根据世界银行测算数据：一名创新人才所能带动的经济增长是一名普通专业人才的4倍。创新型人才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49%。
从系统维看，教育科技人才一体互动的紧密程度与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呈正相关。历史上，教育科技人才互动越多、程度越深的时期，往往也是三者支撑经济社会发展效用越高的时期。首先，从人类整体发展看，在社会发展划分的“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知识社会”五个阶段，其发展迭代时限大致为15万年、1万年、600年、50年、10年；在经济发展划分的“1—14世纪、15—17世纪中叶、17世纪下半叶—18世纪、19世纪、20世纪至今”五个阶段，世界经济总量的翻番时限大致为1400年、140年、35年、17.5年、7—8年。可见，两者均在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呈现加速发展趋势，而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即“教育科技人才的加速融合和高效耦合”。其次，从单一国家发展看，以美国为例，其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亦明显得益于教育科技人才事业一体推进的加持。1820年，美国经济规模仅占世界的1.8%，到1871年跃居全球前列，并在1950年后持续占据世界榜首。而客观来看，这个时段正是美国先后成为世界教育中心、世界科技中心、世界人才中心的时段，属典型的三中心融合驱动。
综上，一部人类发展史，实际上也是科技和人才作用持续增强的历史，是通过教育来提升人这一社会发展主体进而更好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在阶级社会产生前的相当长一段时期，教育、科技、人才事项非同步出现且互动较弱，故这一时期的人类发展总体极为缓慢。进入农业社会后，由于教育带来的劳动者培育与集聚，人类得以更加广泛地驯化动植物，由此形成了较大规模的生产生活资料积累；进入工业社会后，得益于科技爆发式增长的力量加持，加之人口结构转型，人类得以摆脱“马尔萨斯陷阱”而划时代地加速发展；到了后工业社会以及当前的知识社会，伴随各国对教育科技人才事业一体推进的更深关注，加之三者有机融合效能的持续发挥，三者在支撑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上愈发凸显“要素维+系统维”的双重叠加效应。
制度变迁的高位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效能的更好生成与发挥需要强制性的三者体制机制一体改革高位统筹
强制性制度变迁是三者一体统筹推进的动力阀门。各不同时期的三者事项统筹，尤其当下的教育科技人才事业一体推进，其本质上都是一种国家主导的前瞻性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一方面，由国家来主动解决相关的制度短缺，快速提供三者一体统筹所需要的制度安排。如以中央科技委员会组建为牵引带动，对相关国家机构进行权能调整，进而大幅提升制度切换效率，更快实现三者一体化推进效能的生成与发挥；另一方面，由国家在顶层设计上前瞻谋划三者未来发展，对三者一体统筹制度切换路向进行整体设定。如将三者落到“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上做统筹部署，进而以三者良性循环来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
强制性制度变迁需三者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高位统筹。一方面，强制性制度变迁背后体现的是政府主导，即整个三者一体推进的制度设计都需在国家层面主导进行，这同时也意味着在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部门的具体事务和条块管理中，在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科技体制改革、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进程中，都要切实考虑多部门的工作联动、政策协同和资源统筹，既要在实践工作的思想认识上有一体化的考量，也要在相关事项落实中有一体化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三者事业的一体推进”及“三者体制机制的一体改革”，是一项牵涉多个治理层级的系统工程，其在根本上还隐含着“积极关切需求主导型制度变迁呼声并予以高位统筹，从而高效降低制度切换成本”的考量。必须看到，以三者一体化推进高效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亦是公众和社会诉求。因此，中央在三者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中高位回应并整合这种诉求，既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根本体现，也是降低三者一体化推进制度切换成本的关键举措。
综上，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教育科技人才事业一体统筹推进，本质上是国家在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及其目标实现过程中，本着解决制度短缺并降低制度成本的目标，在现有教育科技人才制度架构和部门工作总体稳定的前提下，聚焦三者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效用更好发挥，以不断完善的制度安排取代原有制度设计的系列制度变迁过程。在此过程中，无论是打造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科技—人才协同体”来推动高质量发展，还是创设三者“事业发展政策一体统筹+工作管理运行一体部署+发展资源要素一体配置”的新兴格局，本质上都离不开强制性制度变迁的高位统筹。
发展演进的一体同构：“三中心”发展演进上的耦合支撑性和一体同构性是教育科技人才事业一体统筹推进的逻辑根由
世界教育中心和世界科技中心具有时序上的明显耦合性。日本科学家汤浅光朝和我国学者赵红州以“一个国家的科学成果占同时期全世界科学成果的25％以上定义为世界科技中心”，统计得出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五个科技中心：意大利（1540—1610年）、英国（1660—1730年）、法国（1770—1830年）、德国（1810—1920年）、美国（1920年—）。学者姜国钧参照类似做法，以《中外教育名人辞典》所载1400—1940年西方各国教育家人数作为依据，把教育家人数超过20％的时期称为教育兴隆期，得出世界教育中心的形成时间和转移顺序依次为：意大利（1410—1530年）、英国（1600—1750年）、法国（1650—1830年）、德国（1770—1830年）、美国（1830年—）。两组资料表明：一方面，世界上历久演进的教育中心和科技中心是完全一致的。不存在没有教育强国的科技强国，也不存在没有科技强国的教育强国。另一方面，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科技中心和教育中心转移顺序基本一致，且相关国家成为世界教育中心一般比成为科技中心早60—130年。这也从另一侧面验证了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长效性影响以及客观存在的“百年树人”规律。
世界科技中心和世界人才中心具有空间上的一体同构性。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16世纪以来，全球先后形成5个科学和人才中心。一是16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促进了科学发展，产生了哥白尼、伽利略、达·芬奇、维萨里等一大批科学家，诞生了《天体运行论》、《人体结构》、天文望远镜等一大批科学名著和科学发明。二是17世纪的英国，培根经验主义理论和‘知识就是力量’的理念加速了科学进步，产生了牛顿、波义耳等科学大师，开辟了力学、化学等多个学科，成为推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先导。三是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营造了向往科学的社会氛围，产生了拉格朗日、拉普拉斯、拉瓦锡、安培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卓越科学家，在分析力学、热力学、化学等学科领域作出重大建树。四是19世纪的德国，产生了爱因斯坦、普朗克、欧姆、高斯、黎曼、李比希、霍夫曼等一大批科学家，创立了相对论、量子力学、有机化学、细胞学说等重大科学理论。五是20世纪的美国，集聚了费米、冯·诺依曼等一大批顶尖科学家，产生了贝尔、爱迪生、肖克利等一大批顶尖发明家，美国获得了近70%的诺贝尔奖，产出占同期世界总数60%以上的科学成果，集聚了全球近50%的高被引科学家。”
综上可见：一方面，世界教育中心和世界科技中心在形成上虽有一定的时序差异，但两者总体上是互促发展甚至同构演化的；另一方面，以创新为纽带，世界科技中心和世界人才中心结成了良性耦合的一体同构。在这一基础上，藉由“人才”在“教育”和“科技”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性，藉由“科技创新创造”对“教育发展的反哺”和“人才成长的驱动”，世界教育中心、世界科技中心、世界人才中心的一体同构在理论上成为可能，并在当下的美国、二战前的德国等结成了明显的实践案例。客观上看，这种同构性对我们的启示，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一体统筹推进，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我们认为：这同时也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重要底层逻辑，尤需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三者事项统筹中予以科学把握。
效能生成的力量差异：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效能发挥更多有赖于政府积极引导而非市场自发调节
三者的一体化推进有赖于政府积极引导。大部分国家教育科技人才三者的深化互动和效能发挥，其虽有明显的市场力量参与，但更多是政府积极引导的结果。首先，在教育方面，无论是古埃及的“学园”制度创生、法老托勒密一世时期的教育繁荣，还是古希腊的“哲学学院”发展，抑或是我国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和唐宋时期的“文教盛景”，其都是国家聚焦“教育的阶级性要求”来实践教育类社会事务管理的结果。其次，在科技方面，无论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还是把人类发展带入工业社会进程的“蒸汽机”发明与改进，其都与特定时期的政府推动直接关联。如1690年丹尼斯·帕潘制造“汽缸—活塞装置”时有英国皇家学会资助的影子；1698年托马斯·塞维利造出“矿井抽水蒸汽机”时有政府公共供水部门的支持；尤其瓦特得以学习相关世俗知识而完成“万能蒸汽机”制造，更是直接得益于政府在宗教改革后将数学、物理学等理论知识强制引入大学课堂，属典型的政府力量推动。最后，在人才方面，无论是我国古代“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还是英国的文官制度，乃至古希腊“哲学王”的培养，本质上都属明确而直接的政府引导。尤其二十世纪以来，美、英、法、德等一众发达国家的人才培育与集聚，其背后都有明确的政府力量引导。
市场是三者资源一体配置的辅助力量。随着教育科技人才一体统筹在国家建设发展中的效能不断凸显，各国对三者一体统筹的强制性引导越发增强，市场越来越成为三者资源配置中的辅助性力量。首先，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历次世界科技中心国家亦越来越重视以法案形式来保障三者的协同融合。如美国虽具有发达的私立教育体系，但同样会为应对发展挑战而颁布《国防教育法》《国家正处危机当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芯片和科学法案》等法案，本质上都是“以教育或科技的单点切入来统筹国家在关键时点上的教育科技人才事项”，属政府力量在三者事项统筹上的积极引导。其次，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存在为保持国家竞争力而“国进民退”地配置三者资源要素的做法。如美国通过《国防教育法》《芯片和科学法案》等将三者协同直接上升为国防安全实践，并依托美国式的举国体制来深化三者耦合互动；英国改组成立大学拨款委员会来加强政府对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支持，使多所大学逐渐演变为公共资金支持机构。尤其2000年发表的英国科技白皮书更直接指出“政府是基础研究领域科技创新创造的最主要投资者”。
综上，我们必须清晰认识到：教育的公共服务属性决定了政府是教育资源的主要供给者，而科技和人才兼具公共属性和市场属性，既需要政府供给，也需要发挥市场作用。为此，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进程中，我们既要进一步加强党对“教育综合改革、科技体制改革、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全面领导，聚焦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要求，高位统筹好三者的国家事业、部门工作和资源配置，又要在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的基础上，更加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让市场在三者一体统筹推进的资源配置中更好发挥基础性作用。
统筹推进的方法路向：尊重并顺应教育科技人才事项各自地位及特性是更好统筹三者一体推进的重要方法论
首先，科技是三者一体统筹推进中最为活跃的因素。科技是经济社会发展中最活跃、最具革命性的因素。从科技创新速率看，人类的科学技术知识在19世纪每50年增加一倍，20世纪中叶每10年增加一倍，当前是每3～5年增加一倍。近30多年来，人类所取得的科技成果比过去2000年的总和还要多，用指数函数来描绘人类知识增长趋势已然成为共识；从科技应用周期看，18世纪的科学技术应用周期一般在70年以上，19世纪为40～50年，20世纪前期为10年，二战后则只要1～3年。而当下，诸多的科技成果一旦取得后就几乎同步实施物化，应用周期无限缩短。其次，科技的活跃还体现在：只有科技创新创造的知识技术不断进入到“坚持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中，教育领域更好的知识传播才能得以形成，更多高层次人才的培育也才能获得先验知识支撑。换言之，虽然科技并非“教育—科技—人才系统”协同运行的逻辑前提，但三者一体推进中任何一个阶段的科技创新注入，都能极大提升三者一体统筹的良性耦合效率。
人才的培育集聚是三者一体统筹推进中最为关键的事项。首先，人才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而教育科技人才一体统筹的根本目的也是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故在三者的一体统筹推进中，首要任务便是做好“第一资源”的培育集聚。尤其黄斌等对159个国家的追踪研究表明：“对于高收入国家来说，劳动力整体素质已不再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在高收入发展阶段，只有更进一步提升‘在人口技能分布中处于前列的优质劳动者数量占比’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推动作用”。换言之，越是经济社会高水平发展阶段，我们越应集中培育集聚高层次人才来支撑高质量发展，越应把人才培育集聚确立为三者一体统筹的关键事项。其次，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越是高层次人才集中涌现的时期，也越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最为迅猛的时期。如英国发展最快的1660-1730年间，其杰出科学家在世界上的占比超过36%，高校人才培养规模亦占全球半壁江山；如美国在二战后，分别以40%以上的诺贝尔奖、71%的图灵奖、33%的菲尔兹奖获得者培育集聚支撑起超级大国地位。
教育是三者一体统筹推进中收效最为缓慢但效益最为持久的事项。首先，无论人才成长规律还是教育自身发展规律，都从根本上表明教育发展是一项长效事业。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年增长幅度”在0.2年以下，即便是在经济发达国家，其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7.24年增长至9.34年，也用了超过20年时间。但另一方面，一旦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得以“质”化突破，则往往也会飞速促进该国经济社会发展。如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9年以后的历史时期，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增速最快的时期（尽管这一过程用时近60年）。其次，无论是人力资本理论还是劳动经济学的观点，都直接表明教育投资收益具有长效性。尤其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成果证实：多受教育1年，收入增加9%；与受过11年教育的人相比，受过12年教育的人收入平均要高出12%，受过16年教育的人则要高出65%。当然，我们也应充分意识到：教育发展的收益不仅仅局限在经济方面，通过作用于个体的思想观念塑造、知识技能增进和人力资本增值，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亦是长效而深刻的。
综上可见，在中国式现代化对三者地位和关系的重构调整中，三者结成了一体联动的协同运行的方式，教育是其协同运行的基础，人才是其协同运行的纽带，科技是其协同运行的动力。为此，在三者一体统筹推进效能的更好发挥上，我们尤需以畅通三者“三位一体”的良性循环为基础，切实聚焦教育的基础性和长效性，保持战略定力，“百年树人”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聚焦人才的主体性和引领性，不断加快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聚焦科技的动力源及活跃性，以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全面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实施落脚的关键聚焦：“新质生产力”是教育科技人才事业一体统筹推进的落脚点和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作用点
生产力是教育、科技、人才联结耦合并持续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着力点。理论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现实动力，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从根本上体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规律”。现实中，历史上任何时期的三者事项发展，以及三者在不同历史阶段从松散联结到良性耦合的互动，本质上都是围绕生产力这一作用点展开的。一方面，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生产关系性质和形式”框架内，教育发展带来人才的培育集聚，人才集聚加速科技的创新创造，科技创新反哺教育发展和人才培育走向更高水平，三者三位一体的良性互动得以循环演替，既直接催化着特定历史时期的生产力水平提升，也间接倒逼生产关系不断调整至与之相适应的更优状态。另一方面，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生产力”框架内，不同历史阶段的三者关系变化，本质上也隐含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水平的反作用，其对三者的互动要求和关系处理必然也是不一样的。当三者的松散联结及社会事务中的条块运行已然影响到生产关系时，必然也就会倒逼其走向有机统一的一体统筹。从这个意义上看，教育科技人才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推动，终归都落脚到三者一体联动对生产力起作用上，进而透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最终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
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教育科技人才事业一体统筹推进的关键落脚点，是三者高效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作用点。首先，从固有的逻辑联系上看，一方面，“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另一方面，“国家科技创新力的根本源泉在于人”，人才对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具有直接促进作用，甚至会产生非线性的爆发性效应。而教育是人才培养的根本，任何类型的人才培养都离不开教育发展。其次，从实践的方法论上看，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关键在于“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故在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教育、科技、人才中的任何一个事项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也是需要三者以有机整体作用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可以说，教育科技人才的一体统筹推进，既可在“教育赋能劳动者+科技赋能劳动对象+人才赋能劳动资料”的直接框架内，以“劳动者+劳动对象+生产资料”更高效率的多元组合来变传统生产力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又可间接以生产力水平的提升来引领甚至倒逼生产关系优化调整，最终更好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
可见，新质生产力既是人才引领驱动的生产力，也是科技创新驱动的生产力，更是以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基础和先导的生产力。因此，任何形式的新质生产力培育与发展，归根结底都要更好畅通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良性循环，都要全链条、全要素、全周期地做好教育科技人才三者的一体统筹推进。尤其在更好发挥三者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条件性支撑作用上，要切实把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当作三者一体统筹推进的关键落脚点，以及三者高效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核心“作用点”。
最后，我们也应认识到：“教育科技人才事业一体统筹推进”本质上属科学认识并正确处理特定关系的实践事项。因此，对三者一体统筹推进的规律性探索，既应科学认识并正确处理三者关系，更应跳出三者系统来实践三者与经济社会发展巨型系统的关系。唯物辩证法表明，包括“关系”在内的任何事物都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且这个变化发展还是不断从低级走向高级的。因此，无论是三者关系本身，还是对三者关系的认识及处理，必然也应是不断变化发展、不断从低级走向高级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前述六条规律性认识既在浅表层面暗含我们对三者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也在深层本质上内含三者固有关系不断运动变化的客观事实，更从能动逻辑上揭示出三者关系实践的操作导向。换言之，我们可将前述的“支撑效用的双重叠加”和“制度变迁的高位统筹”概称为“关系性规律”，最大价值在于揭示三者“要素+系统”的三位一体协同，以及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在三者一体化效能发挥中的深层功用；将“发展演进的一体同构”和“效能生成的力量差异”概称为“发展性规律”，最大价值在于揭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的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将“统筹推进的方法路向”和“实践落脚的关键聚焦”概称为“实践性规律”，最大价值在于揭示三者与经济社会巨型系统发生关系的作用点及作用机制，并为实践中科学处理三者关系提供直接参照。可以说，透过这六条基本的规律性认识，理论上的教育科技人才事业一体统筹推进得以最终形成从“关系认识—关系处理—关系实践”的逻辑闭环。
（作者：段从宇、胡礼群，深圳大学教育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