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高教研究》 2023年第3期
摘 要：省属大学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规模大、影响大，加强学科建设，提升学科治理能力是提升其水平的关键。研究发现受办学历史和办学资源等多重因素影响，省属大学学科治理存在诸多困境，主要表现在学科建设利益相关者对治理有效性的困惑，对治理模式可行性的质疑和对治理外部压力多样性的焦虑。统筹推进省属大学学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突破思想困境；重视系统复杂性，提升学科治理能力；提升学科核心竞争力，形成学科治理文化。
关键词：省属大学；学科建设；治理困境；有效路径
面向新的一百年奋斗目标，建设世界高等教育强国，亟需加快推进我国大学学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省属大学在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面向未来，提升省属大学办学水平是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方面。加强学科建设，不断提升学科建设水平和治理能力，是提升省属大学办学水平的有效路径。
我国大部分省属大学，由于建校时间相对较短，学科建设基础相对薄弱，改革发展的思想、路径有一定的局限性，学科治理的体制机制建设仍有较大提升空间。202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关键时期的主要任务之一。提升省属大学学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构建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是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础。
一、问题的提出
学科建设是大学发展的龙头，是大学水平的标志。杨振宁教授曾说，判断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是看大学是否有若干学科达到世界一流学科水平。学科建设是诸多要素和环节的系统工程，学科治理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有利于发挥学科组织的效能。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逐渐深入，传统学科管理模式下学科建设行政化、学科竞争功利化、学术权力薄弱化等矛盾逐渐显现。学科治理成为提升大学学术生命力、重塑学术共同体、提高省属大学办学水平的价值期待。现代语境下“治理”意指一种多主体共同参与社会事务的利益表达途径。21世纪初，随着省属大学学科建设的进展逐渐暴露出管理模式的不适应问题。例如，过度依赖行政手段、忽视学科建设规律、短期急于求成，等等。治理理论和思想开始引入到学科建设管理实践，探索应用治理模式提升学科建设效率。共同参与、平等协商、互利共赢的治理思想逐渐成为调节大学学科建设多元主体间的内部矛盾、促进学科发展的有效手段。当时，学科治理总体上还处在象征性治理阶段，普遍存在重外在制度建设而轻内在制度建设的现象。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学科治理”相关文献发现，已有研究将学科治理的主要问题集中在权力矛盾、组织实施问题、利益冲突、文化缺失等客观因素。
第一，权力矛盾指在权力的渗透下学科建设管理过程引发了权力越位、缺位等治理失范现象。省属大学普遍存在过于行政化的“制度同形”（即行政化）问题，学科内在制度体现出一种刚性的行政管理逻辑，学科治理完全被行政化的学院治理所遮蔽，严重挤压了学科自主治理的制度空间。学科治理主体和结构过于“领导化”和单一化，责权利不对等、决策机制不科学、行政权力主导、学科治理组织虚化和“他化”等问题突出。同时学术权力组织缺位加剧了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不均衡。学术管理方式高度行政化，尤其持有学科领导权和学者双重身份者，利用学科内部生活的学术性和专业性过度干涉和安排学科事务，故意排除其他学科利益者（非学术人）的共同参与，这显然与学科治理强调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相悖。
第二，组织实施问题主要是由学科治理组织本身不成熟导致的。首先，学科治理能力严重不足。决策低组织化，违背了学科治理要义与学术民主精神，对于学科团队普通成员积极性打击是致命性的。其次，对行政化学科管理模式的依赖，在发展定位上经常忽视学科作为基层学术组织的根本秉性，即学术性、自组织性和结构松散性。
第三，学科利益冲突主要是利益相关者出于维护自身利益做出的有损学科集体利益的行为。从维护自身地位的角度，学科治理组织在高度制度化的场域空间内变得狭隘、自私，对自己的学科进行专断管理、自我建设，深度挖掘该领域的“学科英雄”，以此来掌控学科话语权，获得社会地位与支持。学科治理有时会触及私人利益，行政权力僭越还会引发学术资源配置中的矛盾，学科及学科组织往往沦为学科带头人的“私人领地”，学术的纯洁性消失殆尽。除此之外，一些优势学科治理组织不愿与其他学科（尤其是弱势学科、边缘学科）对话协作，学科内部形成一种“纯化”制度，维护学科门阀利益，导致学科间泾渭分明，人为制造学科离散和断裂。从管理成本上考虑，学科建设利益相关者偏向眼前和局部利益，重视看得见摸得着的绩效内容，尽量避免对不可量化的、价值层面的、长远的问题担责。同时，新的治理制度重建过程中的不稳定性，高校等利益主体考虑到在学习新规则过程中的可能预期落空，都会阻碍学科管理模式创新，增加学科建设成本。
第四，学科治理文化缺失是利益共同体缺少改革的责任感与认同感。学科治理文化中浮躁主义蔓延，导致学科建设急功近利、弄虚作假，数字拼凑、包装炒作的“学术繁荣”现象比比皆是，使得学科治理文化陷入“结晶化”的破碎窘境。同时，不同学科之间由于认知鸿沟导致学者之间思维阻隔，学科文化和学科理念难以实现双向沟通和交融。究其原因，学科文化认同缺失是学科治理文化受阻的关键所在。除此之外，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政府高等教育投入机制和高校制度环境等内外部多重因素影响，省属大学发展在政策支持、经费投入、人才引进、平台基础条件等保障方面与部属“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学科相比都还处于较为明显的弱势。根据省属大学的专门研究，有学者认为地方高校学科治理效能偏低，在学科组织管理上，存在学科决策组织化程度低、学科团队的边缘化、学科资源配置的个人化。从学科组织文化上，地方高校学科建设问题体现在学科决策“非组织化”、学科团队“虚置化”、学科资源配置行政化以及学科文化生态庸俗化等方面。同时，省属大学学科资源配置行政化色彩浓厚，尤其是在行政领导兼任学术带头人这一情形下，学科治理尤其是学科资源配置的行政化几乎是必然的制度安排，产生的后果就是学科资源配置的畸形，产生的效果远低于预期。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分析了学科治理推进迟缓的客观因素。省属大学学科治理困境必然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目前少有研究从学科建设利益相关者的角度进行剖析，分析学科治理困境的主要因素与解决路径。因此，本研究深度访谈了10所省属大学的学科带头人、管理者、教师共计21人，聚焦省属大学学科建设治理，应用扎根理论，从学科建设利益相关者角度，探寻有关学科治理实施困境的主观因素，提出省属大学学科建设治理有效路径。
二、研究过程
为深入研究我国省属大学的学科建设治理现状及问题，本研究应用扎根理论，通过对访谈资料的整理分析研究，呈现各利益相关者对学科治理的态度及隐忧。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在实地调研30余所省属大学的基础上，选取我国省属大学中建校历史相对较长、具有博士学位授权资格、学科建设相对成熟、具备一定的研究生培养规模的省属重点大学。在与100余位省属大学有关校领导、处长、学科带头人交流、研讨基础上，深度访谈了10所省属大学的21位学科建设利益相关者。其中学校学科建设主管部门领导9名，学科带头人5名，学科团队成员7名，被访者资料见表1。从样本大学地区分布来看，东部地区（代码E）大学3所、西部地区（代码W）大学4所、中部地区（代码C）大学3所。在此基础上，采用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与选择性编码对研究资料进行分析、提炼与概括。
（二）信息采集
本研究数据采集时间为2021年9—12月。为提高深度访谈效果，笔者于2021年9月初开展了的预访谈，并征求了学科建设相关专家意见，形成了正式访谈提纲。深度访谈方式为半结构电话访谈，提前将访谈提纲发给被访者，访谈时间一般在50~70分钟，结合受访者的职务、兴趣等访谈情况，对部分受访者进行了多次访谈。
本研究遵从受访者意愿，保护受访者的个人隐私，访谈开始前已说明研究目的、研究内容、资料使用。除此之外，就受访者个人信息和研究资料保密问题进行沟通，经被访者同意后进行录音。
（三）信息编码
本研究采用手动编码的方式对资料进行归类、分析。在一级编码中，研究者要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尽量“悬置”个人的“倾见”和研究界的“定见”，将所有的资料按照其本身所呈现的状态进行登录。在阅读访谈资料的过程中对访谈资料进行逐句编码，提取关键的原始信息，将信息进行初始归类。经过不断的抽象、整合、分析最终抽象出37个范畴，归纳出11个主范畴，（见表2）这些范畴表征了导致省属大学学科治理困境的初步因素。
二级编码的主要任务是发现和建立概念类属之间的各种联系，以表现资料中各个部分之间的有机关联。本研究通过对初始概念的关系分析，提炼出11个主范畴，归纳出3个核心范畴。主范畴与相对应的范畴内涵如表3。
三级编码指的是在所有已发现的概念类属中经过系统分析以后选择一个“核心类属”，将分析集中到那些与该核心类属有关的码号上面。在建立各范畴之后，为检验理论的饱和度，将事先预留的3份样本逐一进行初始概念检测和类型回归检验分析后，没有发现除上述以外的新概念出现，由此判断该编码已经饱和。
根据三级编码结合原始访谈资料的整理归纳，尝试建立理论假设：省属大学学科治理推进困难主要源于学科共同体对实施学科治理有效性的困惑、实施学科治理可行性的质疑和面对学科治理过程中压力多样性的焦虑。
三、研究发现与解释
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组织开展的一系列学科建设项目，极大激发了省属大学的学科建设积极性，并取得了显著的建设成效。其中，江苏、上海、广东等省市学科建设成效显著。进入21世纪，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对省属大学管理模式提出了更高要求，学科建设治理越来越引起重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一）对治理模式有效性的困惑
治理模式有效性指该模式是否有效回应学科建设利益相关者的诉求，是学科建设治理实施是否成功的标志之一。本研究的“治理模式有效性”是受访者对于他所处学科治理模式的有效性感悟、产生的困惑。
1. 大学学科共同体对成员是否能有效参与学科治理感到困惑。学科治理提倡学科建设共同体集体协商，多元参与。因此，实施学科治理需要一个联系紧密的学科共同体，从共同利益出发，商讨治理策略。但现实是学科组织管理层面很难激发共同体的积极性，“最主要的就是积极性激发不起来，或者说激励机制不是特别有效”（B3）。
究其原因，首先，教师群体中正遭遇职业瓶颈的教师尤其是正处在职业尴尬期的中年教师，普遍体现出职业倦怠。
“职业生涯的中期，但是职称也没上去，连副高也不是，他就比较难了”（A1）。
“对于这些教师我们也没有好的办法”（B4）。
“也没有好的办法来帮助他们”（A7）。
其次，缺乏相应的学术组织支撑，特别是在研究方向比较庞杂的学科，“很难形成一个具体的这种研究的方向，或者说大家很难凑到一块”（A3）。
总之，由于组织的统筹能力有待加强，学科成员积极性不高等客观因素，学科共同体认为学科治理只能起到表面作用，因此担忧能否有效实现学科治理。
2. 大学学科共同体对组织是否能有效执行学科治理措施感到困惑。缺乏运作能力的组织可能使学科治理沦为纸上谈兵。
首先，“学校的管理队伍的整体水平还是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A6）。其中个别学科管理者能力不足，学科建设缺乏细致的设计规划，“学科到底该发展成什么样子，去稍微考虑一下”（A2）。
其次，缺乏稳定的组织架构，有学科建设参与者反映，“主管副校长一直在换，人员之间的分工一直在调整，每个领导思路不一样就导致政策没有连续性”（A3），“我们学科办就那么一两个人……人员也不稳定”（A5）。
再次，管理环境优化面临严峻挑战，“不光是占山为王……对整个学校从实质上来讲的话，有时候不管你校长书记是谁，实际上就有那么两三个像副校长级的关键人物，左右着学校的一些事物”（A8）。
最后，职能弱化使重要的学科组织在学科建设中的作用受限，“我们学科办其实是比较弱的一个部门”（A5），对学科建设战略决策很难发挥“智囊”的作用。此外，由于学术组织弱势或缺位致使学科治理很难贯彻落实，在实际工作中“学科带头人是没有级别的，我们就跟老师待遇一样，（去部门办事）没有人理学科带头人”（B1）。
3. 大学学科共同体对学科治理能否有效持续感到困惑。实施学科治理离不开良好的环境。
首先，目前学科内部矛盾突出，“作为院长，他如果积极地支持学科带头人的话，学科带头人会有那样的说法吗？所以……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矛盾”（C4）。
其次，一些学科建设利益相关者并不关心治理问题，“我们很少用这个词（学科治理）”（B2），“一般老师你问他学科治理可能不会想怎么治理，他不太理解这个概念”（C6）。
（二）对治理模式可行性的质疑
治理模式可行性指学科治理模式完成的可操作，是衡量学科建设方案是否可以实施的重要参照。
1. 学科建设参与者的个体趋利性阻碍学科治理。学科治理通过调整管理的方式促进学科发展，但目前由于个体的趋利性使个别学科建设利益相关者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学科发展的规律，使学科建设沦为获取自身声誉，维护自身利益的场域。
第一，政绩为先的心态可能使学科建设的重点发生偏移，“学科建设是一个很长的周期，但现在学校校领导的任期，校长书记一般任期十年都算长的……领导希望学科建设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A9）。
第二，个别学科建设参与者将个人利益置于学科发展的集体利益之上，甚至干扰正常的学科建设工作。“有些学校可能那么两三个关键人物，他完全知道发展的潮流和方向，但是他们会为了自身的利益就是逆着潮流走了”（A4）。
第三，个体趋利性使部分学科建设参与者将目光集中在资源获取上，“研究生规模一上来之后就牵涉很多资源……大家都会在这个阶段去扩张规模……大家不是说去考虑优化结构，我要提高质量，加强内涵建设”（A3），对于如何优化管理模式，实施学科治理的相关改革考虑较少。
第四，个别手持资源者对公共资源实施严格控制的行为令学科建设参与者感到失望。有学科建设参与者反映“今天我说*院长，经费能不能从学科建设经费里报一次。他说，学校里面没钱，你们都走自己的研究经费就行了”（C6）。
2. 组织惯性导致学科建设参与者质疑学科治理的可行性。学科组织自上而下的管理惯性难以扭转。
第一，在行政决策中一些非学科内部的因素对学科建设产生的干扰不可避免，“比如他想发展哪个学科，不一定跟学院里面这些老师去说……他借助一些社会上的组织或者部门，或者更高级的领导去说。他就会导致从上往下把学科取消掉了”（C2）。
第二，行政强势侵犯了学术权力，“大环境之下就是这样子，教育本身行政化比较严重了”（C5）。
第三，个别学科建设的关键人物从思想上缺乏利益共同体集体参与的意识，“学科带头人或者院长，要是把学科建设当作他的个人权力的话，大家实际参与的这种积极性就很少，因为他把这个当作专属的权力，他就不愿意跟大家分享这个权力”（C6）。
3. 组织惰性导致学科建设参与者质疑学科治理的可行性。有学科建设参与者认为个别学科建设领导人并未发挥在学科建设中领导和引导的作用，“比如开一些特殊的会议，（学科带头人）主要扮演什么角色呢?（会议）主持人角色，是这个项目就可以了”（C1）。除此之外，个别领导没有担负起相应责任，将学科建设简单化，“他（学科带头人）不会理你（老师）的……他基金申请和结题的时候用你的文章，就可以了，这样子根本不需要找你”（C3）。
4. 组织适应性问题导致学科建设参与者质疑学科治理的可行性。学科建设参与者认为实施改革有一定的风险，需要谨慎考量组织的适应性问题。他们认为“如果学校在这些制度上面有一些比较大的调整的话，有的老师可能不习惯那些赛道”（A1），“如果调整的话确实会对老师有影响……甚至会出现年轻老师的流失”（A9）。因此，“改革幅度大了肯定不行了，但就是说它可以在操作范围内”（B5）。
5. 形式主义问题导致学科建设参与者质疑学科治理的可行性。学科建设参与者认为在当前环境中自身的正当权益难以维护，“其实作为教授或者副教授，或者一般老师也没有决策权，也没有参与权”（C6）。个别人暗箱操作侵犯其他学科建设参与者的权益，“一年就给那么多（钱），那么多钱大家也不知道用哪里去了，被谁花了”（C3）。学科建设参与者认为目前学科建设组织内部实际情况比较复杂，不利于实施学科治理改革。
（三）对外部压力多样性的焦虑
采取何种管理模式与学科建设成效之间有紧密的关系，当前竞争环境下高校学科建设参与者无暇顾及管理改革。
1. 学科建设参与者的焦虑源于工作压力。学科建设沉重的任务已经耗费参与者的大量精力，有学科建设参与者表示，“不只是学科评估，平时还有基金等动不动就搞预算……每年非常多，动不动就是填报，那个表非常多”（B5），“反正一年四季非常吃不消”（C1）。由于精力有限，“对于其他很多教师来说，他可能没有太多精力在这个方面了”（C7）。除此之外，自上而下的建设任务并未充分考虑学科成果产出的规律，使学科参与者感到压力，“人文学科这些评价的东西，它的发展也是缓慢的过程，所以可能这几年确实成果不多，填表填指标这些东西可能都很少”（C5）。个别学校的绩效评价方式打击了教师的积极性，“学院或者学校把指标性的东西往下给……如果你完不成的话它不是说处罚，总之没有给教师正向的鼓励，其实打击挺大的”（C3）。
2. 学科建设参与者的焦虑源于外界舆论压力。社会舆论决定了学科在社会中的形象。鉴于评估结果与社会舆论的紧密关系，学科建设参与者认为“社会上的这些评价，人家对它（学科）的看法，这些方面，招生都有影响”（A7），“这个学科评估直接关系到利益的分配和你这个学科的知名度以及学校的生存与发展”（B1）。
3. 学科建设参与者的焦虑源于学科竞争压力。我国省属大学建设的资源主要来源自政府的财政支持，但当前学科竞争“内卷”严重，部分省属大学的战略重心发生偏移，从“促进学科发展”到“满足评价需要”。如此状态下学科组织成员陷入“专心搞建设”和“竭力保资源”的拉扯中，并为此感到焦虑。“评估结果不好，不仅仅是不好看，而且和招生生源、资金分配各个方面的利益都绑在一起”（C5）。同时，学科建设参与者竭尽全力保护已取得的“硕果”，“如果你不达标的话，就面临着这个（学位）点可能就没了，这相当说是一个巨大的压力”（A6）。
四、提升省属大学学科治理能力有效路径
省属大学学科建设利益相关者对学科治理暴露出的有效性困惑、可行性质疑和压力多样性的焦虑是导致学科治理困境的主要因素。在建设资源有限、管理者水平参差不齐等一系列问题的影响下，省属大学学科治理能力不强，学科建设利益相关者因过于关注眼前的利益而对学科治理关注度大大降低，制约了学科建设水平提升。
提升省属大学学科治理能力需要利益相关者统一思想、达成共识，在此基础上明确学科建设方向，细化学科建设目标。学科治理涉及学科组织的管理变革，必须打破“自上而下”的行政管控逻辑，明确学科建设利益相关者各方责权利，实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融合的管理模式创新。省属大学学科建设治理模式改革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既涉及高校学科建设主管部门的宏观统筹，又涉及学科带头人的学识和睿智，还涉及学科团队成员发挥主人翁精神，形成“共建共享”组织文化。
（一）坚持可持续发展，突破思想困境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是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1987年《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报告中首次阐述的理念。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的发展需要，强调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共享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省属大学学科建设是地方高校提升办学水平的龙头，学科建设成效需要数年的积累，久久为功，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保持战略定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对省属大学学科建设的新要求是突出区域特色，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提升办学水平。学科治理要适应复杂的管理环境，从可持续发展出发，维护学科组织的共同利益，激发学科建设参与者的创新能力和进取激情。
坚持可持续发展，依靠学科发展成效突破学科治理思想困境。学科治理模式要统筹学科建设利益相关者的职称、学术发展，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统筹、协调学科建设各层级资源配置。学科建设管理者要做好顶层设计，做好组织管理工作，提升成员的积极性，维护团队关系，将工作的重点放在服务教师、服务学科建设发展上。学科建设利益相关者要提升认识，将个人发展与学科建设紧密联系，辩证看待学科治理过程中的问题。突破省属大学学科建设困境的关键是突出区域发展优势，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重视治理体制机制建设，明确学科发展定位及目标，协调学科建设利益相关者间的关系，实现系统功能最优、促进治理体系完善。同时，应建立学科建设监督机制、调节机制，规范学科治理，营造“大局意识”的学科建设文化，维护学科建设治理生态，提升学科治理有效性，破解学科治理模有效性困惑。
（二）重视治理复杂性，提升学科组织能力
学科治理的复杂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学科建设与发展模式的不可复制，实现学科治理同样需要组织内部的多方协调才能达到理想状态。因此，重视治理的复杂性是构建学科治理体系的前提。
组织是行动的依托，复杂环境中的治理变革需要依靠建制完善、能力突出的学科组织。首先，完善学科治理体制机制，依赖制度和契约规制学科建设利益相关者活动。设立学科带头人为主的教授委员会，设立学科负责人为主的学科建设委员会，设立学科建设方向负责人，形成学术、行政和协商共同治理良好环境，增强学科组织成员的参与度，提升学科组织凝聚力。其次，完善学科组织运行规则。在省属大学运行机制下，学科组织利益相关者充分协商，形成建设资金分配、人才引进、职称晋升、学术组织负责人推荐等治理规则。在学科治理规则中，明确决策程序，明确利益相关者责权利，加强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和地位，提升学科治理能力。第三，充分认识学科治理的复杂性，加强学科治理利益相关者的沟通、参与、协商、共治。总之，学科建设治理体系的构建要做好充分的调研和充足的准备，突出治理特点、贯彻治理理念，提倡契约精神，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主要矛盾，同时要研判、预设可能造成的二阶效应，提升学科治理成效，破解对治理模式可行性的质疑。
（三）提升学科核心竞争力，形成学科治理文化
提升学科的核心竞争力是学科治理的主要目标，是学科建设发展的源动力。通过访谈笔者发现学科建设利益相关者的外部压力多样性焦虑，主要来源于当前激烈竞争、学科建设内卷化带来的工作压力和情绪压力，反映出学科核心竞争力不足，相应的学科建设资源受到一定的限制，教师发展空间受到一定压制。
省属大学提升学科核心竞争力首先要根据区域发展战略需求、大学发展历史与条件，制定学科建设发展规划。其次要选择有效路径“找准学科突破点，培育、引进学术大师，形成学科特色领域，产出高水平成果，提升学科学术影响力，建设一流学科发展平台”。学科治理与核心竞争力提升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通过实施学科治理发挥多元主体的能力，发挥学科建设参与者的共同力量，提升学科的核心竞争力。同样，学科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又是提高治理能力的重要“底气”。
学科带头人与团队要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为中心，围绕学科建设目标与突破点，统一思想、齐心协力，争取大项目、建设大平台，增强学科核心竞争力。学科建设利益相关者要积极主动为学科发展出谋划策、实干奉献，在提升学科核心竞争力过程中，提升自身价值，实现人生理想。同时，形成良好学科治理文化，勇于创新、开放包容、尊重知识、尊重创造，完善学科治理体系，提升学科治理能力。
面向未来，在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进程中，省属大学等通过提升学科治理能力提升学科建设水平，提升办学水平，有效支撑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引领区域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突出贡献。
（作者：王战军，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特聘教授、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张泽慧，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王贞惠，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