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22年第2期
2020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发布，明确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对“十四五”教育改革发展提出了新要求。2021年3月13日，国家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了“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目标及任务。这充分表明，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已经成为“十四五”到2035年这一时期我国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重大目标。如何认识和开展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教育事业改革发展必须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
一、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着眼点
“着眼点”的问题也就是“怎么看”的问题。党和国家为什么要在这个时期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政策主张？从什么角度来理解这个教育政策的合理性和紧迫性？总的来说，党和国家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主要基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原因。内部的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个自不待言，但也依然存在一些顽瘴痼疾，如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制度问题等没有破解。这些顽瘴痼疾的形成不是教育系统的哪一个要素或哪一个阶段的问题，而是整个教育系统的问题，甚至涉及其他社会系统，如社会用人制度的问题。要有效解决这些顽瘴痼疾，就必须要从完善整个教育体系，以及不断完善教育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关系入手。外部的原因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迈入新征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度交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变，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逐步形成，并遭遇新冠疫情长期化带来的严峻挑战，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转变，人民群众对教育事业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迫切需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的知识和人才基础。
从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上述着眼点来看，要推进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必须抓住“教育体系”这个关键点，将建设“更高质量的教育体系”作为工作目标。这就要求要进一步提高工作的战略思维、协同思维和系统思维水平，从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回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时代需求出发，将教育系统的改进置于整个社会系统建设的大格局下审视和设计，将教育高质量发展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机统一起来，在充分发挥以往教育改革积累性效应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教育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治理、共享成果的教育发展新格局。
二、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着力点
“着力点”的问题就是解决“怎么干”的问题，思考在何处用力。这就要求坚持问题导向，从实际存在的教育问题入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要科学地认识、准确地把握、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我们的社会不断推向前进。”但教育的问题千头万绪，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着力点应当是那些在一定时期内制约整个教育系统运行效能和活力的重大和关键问题。
首先是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人人享有公平普惠高质量的教育尚未实现。优质教育资源仍未实现普及普惠，供给数量仍须扩大，供给结构亟待优化，德智体美劳五育尚未完全“并举”，各级各类教育统筹贯通与协调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幼儿园小学化、义务教育超标化、中等教育应试化和高等教育功利化等问题以及普职协调发展问题，都需要着力解决。
其次是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问题，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供给体系急需加强。从国家打造长板优势、形成新的核心竞争力的角度来看，教育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助力卡脖子技术突破、抢占科技前沿上还需进一步发力；从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区域发展战略来看，区域教育发展的共促共享机制尚未有效搭建；从各省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人口分布来看，教育与省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还需进一步加强，还需通过因地制宜，彰显各省教育优势特色。
再次就是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支撑保障问题，多方支持、多维保障、多元善治的格局尚未形成。虽然国家越来越重视教育在人口素质提升、人力资源开发以及综合国力提升上的重要作用，把教育事业放置于优先发展的位置，但相较于欧美发达国家，全社会教育投入占GDP比例仍有提升的空间，师资队伍距中央提出的“四有”标准还有显著距离，党对教育事业全面领导下的现代教育治理体系仍有待完善。
三、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基本路径
基于上述分析，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提升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促进各级各类教育衔接贯通，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汇聚家庭社会学校育人合力，推进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体而言，要在以下六个方面持续发力。
一是完善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育人体系。有效落实五育要求，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建立体现各学段特色的思政教育体系。各学段应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以建立完善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体制机制为关键，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中小学阶段着重以教材建设为抓手，专题实践为依托，激发培育学生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高等教育阶段应加强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健全教师理论学习制度，协同推进思政课程、课程思政和导学思政，引导教师以身示范学生练就过硬本领，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实践报国之行。另一方面，要克服“五唯”顽瘴痼疾，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建立科学有效的评价体系。在完善智育评价的基础上，优化德育评价，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客观记录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情况；改进体育评价，建立日常参与、体质监测和专项运动技能测试相结合的过程性评价；创新美育、劳动教育评价，明确不同学段美育、劳育的目标要求，加强目标达成度评价。
二是夯实服务国家急需的人才供给体系。教育是一国竞争力和创新力的基石，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结合点。提升教育服务国家急需的能力，应在三个方面下大力气：首先，应着力提升人才培养主体的质量，引育结合、以育为主，集聚享誉全球的学术大师和服务国家需求的领军人才，构建世界一流人才聚集地，并积极引导“双一流”建设高校等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以多种形式承担中小学教师的培养工作，让最优秀的人培养更优秀的人，形成一批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高素质教师队伍；其次，应优化人才供给的学科专业结构，深入实施政府引导调、院校自主调、市场调节调的调节机制，政府发布国家急需学科专业清单，通过经费投入重点支持、招生计划倾斜分配等方式，引导高校“揭榜挂帅”瞄准关键领域和科技前沿，发挥优势自主设置急需人才培养项目；同时，应打破人才供给的体制机制壁垒，汇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重点企业等育人力量，强化科教融合、优化产教融合，促进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
三是建立大中小衔接、普职融通的国家资历框架体系。国家资历框架体系是衡量个人学习经历的标尺，是搭建人才培养的“立交桥”的基础，是服务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建设的政策工具。一方面，政府应明晰不同层次的学分要求和质量标准，统筹设计各级教育培养目标和教育内容，凸显层次性和衔接性，定期加强小学、中学、大学协同发展的研讨交流，积极鼓励大学优质课程、基地等资源面向中学生开放，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当地小学、中学、大学共建交流中的引导支持作用，引导建立大中小学有机衔接的人才培养共同体；另一方面，应加快促进普职融通、分类发展，建立普职之间的学分互认、课程互选制度，不断提高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把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作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重要途径，使绝大多数城乡新增劳动力接受高中阶段教育，同时积极推动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建设，探索形成“中职—高职—专业学位教育”的有机衔接。此外，应不断完善学习成果认证制度，加强“学分银行”建设，努力推动学分、学历、学位和技能等级互认互通。
四是构建优质资源共享共用的教育生态体系。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关键在于形成良好的教育生态。发挥体制和制度优势，探索建立“双一流”建设高校、科研机构及地方高水平大学之间的联动机制，强化引领辐射、资源共享、互促共进，构建区域高等教育共同体；充分发挥东部地区高校的对口支援、定点帮扶作用，加快推动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形成点线面结合、东中西呼应的发展格局，带动中国高等教育水平整体提升；加快推进教育发展的城乡一体化，推行县域、城区学区制，强化学区内中小学特色发展、优势共用、资源设施场地共享，实行义务教育教师“县管校聘”，以交流、轮岗、走教等多种形式，扩大优质教师资源辐射；积极发展互联网+教育，以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教育信息化体系，提升优质教育资源供给能力、数字教育资源服务水平与能力，推动区域之间、校际之间的均衡发展。
五是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体系。高质量教育体系不仅包括高质量的学校教育，也包括高质量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促进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必须深入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完善政府主导、部门协作、家长参与、学校组织、社会支持的家庭教育工作格局，积极引导各级各类学校优化家教协同的工作机制，统筹家长委员会、家长学校、家访、家长开放日等机制渠道，加强家庭教育指导；积极挖掘和发挥社会资源的育人功能，充分利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公益性文化设施等社会资源，因地制宜地开展教育教学实践；加强校外教育的市场治理，规范培训服务和行为，着力扭转校外教育市场对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的不正当干扰，标本兼治校外培训引起的系列问题。
六是加快建设现代教育治理体系。现代教育治理体系是政府、学校、社会依法共同参与的治理体系。政府需要深入落实“放管服”，提高宏观指导和管理服务的科学化水平，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全面激发学校办学活力，加强学校的自主管理，提升学校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自我诊断、自我改进的机制；学校需要优化内部治理结构，完善党委领导下校长负责制，依法扩大教师、学生以及社会组织等利益相关主体在学校治理和重大决策制定中的参与度，形成多元善治的发展格局。
（作者：王传毅，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教育部-清华大学教育战略决策与国家规划研究中心副主任；石中英，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教育部-清华大学教育战略决策与国家规划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