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网站   2010-05-17

我国当前的本科教学评估是国家教育部实行的“以五年为一周期的全国高等学校教学质量评估”制度。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本科教学评估是专家代表国家的意志，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文本”）的法定文本为根据，在一定的时间内通过文本审读、听取汇报、观察走访等形式获取信息并以此对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作出推论性的鉴定和评价。

   一、文本：高等学校与国家权力的相遇

   这里的“文本”主要包括：国家教育部出台的“方案文本”、高等学校的《自评报告》文本（下文称“自评文本”）、教学档案文本（下文称“档案文本”）以及媒体报道文本等。文本是专家进校评估的重要参考。高等学校与国家权力的相遇始于方案文本的公布，学校围绕方案文本的精神和指标，早在专家进校之前的一两年就开始宣传动员，举全校之力开展评估准备工作，“迎评”成为全校师生的宣传口号。方案文本本身的诞生就是一个复杂的权力交织和运行的过程，与其说是专家们集思广益的结果，毋宁说是不同利益集团争夺、协商、博弈、妥协的产物。美国著名的批判教育专家迈克尔阿普尔认为，“教育政策和实践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在本质上具有政治性和价值评判性”。[1]作为教育评估制度和政策执行标准的方案文本无疑是特定的价值评判标准和体系。方案文本代表的是政府对高等学校办学质量的价值判断，而作为自身教学评估主体的高等学校成为了失声的被评估者，教学评估成为了“主体缺席”的评估。这种忽视主体的方案文本对高等学校的发展和办学质量提升究竟有多大作用？詹姆斯斯科特曾认为，“任何一个在正式组织中工作过的人都知道，手册和成文的指导都绝对不能解释机构是如何成功工作的。真正对机构顺利运行的解释是无穷的、不断变动的隐含理解、默契的协调和实践上的互动，成文的文件根本不可能掌握这些内容”。[2]尽管这一观点是针对特定社会组织变革所提出的研究结论，但对于我们理解高等学校实际发展和变革也同样适用。

   自评文本是专家进校最早接触到的文本，专家通过审读自评文本对被评高等学校形成第一印象。因此，高等学校对自评文本往往都花费了巨大的精力，针对“方案文本”的要求，对办学理念的凝练、特色项目的提炼、各个观测指标的概括和论证，唯恐使专家对其学校形成不良的印象，从而影响学校的评估结论。可以说，政府的评估行为已经深深地浸入到了高等学校的领导心中甚至是自评文本的字里行间。

   档案文本亦是专家审读的重要文本，也是高校教学工作的真实记录。“如果不能追踪、记录、汇编和保存先前的观察和检查结果的话，严密的监视就有可能完全失效”，而“保存监视结果的恰恰是档案”。[3]档案的规训职能时刻提醒教师保持警醒，严肃对待每一件将予以记录的教学事件。各个院系的档案都严格按照方案文本的要求，规整地陈列在档案室里，而选择哪些材料作为支撑材料、如何陈列这些材料则是“迎评”的制胜策略。

   此外，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介也是高校占据符号资本、强化符号权力的重要途径，各种媒介利用高等学校追求“优秀”的心理动机，与高校达成“共谋”，参与着高校形象的建构。一时间，各高校的办学理念、人才培养模式、教学考核等主题的正面宣传报道蜂拥而至，在专家进校前便营造了宏大的“迎评”气势，试图借用媒体的力量，用学校的正面信息影响专家的“主观”印象和符号建构。

    二、专家：话语权力与身份悖论

   在因本科教学评估而产生的权力运行机制中，每个人的话语权力都表明了言说者的身份和其所处的社会地位。福柯看来，话语承担着规训功能，规训对人进行封闭、组合、分类、隔离和分割，通过差异性的身份标定，来“限制人的行动和行动模式”，同时又“塑造”人的行动，把人“构造成行动者”。[4]在评估运行期间，“专家”就是这样一种政府权力的社会建构，它将专家塑造的像“专家”，并约束专家的行为模式，是代表政府权力的行动者。不仅如此，话语与权力间的关系还塑造着一种身份政治，“身份政治的功能不仅有利于话语权力宰制者的分类和秩序管理，更重要的是它通过身份的自我辨识和认同，有助于形成一个自我对等同利益和价值诉求的弱化机制”。[5]在评估中，专家、学校、学校领导以及师生都予以特定的身份标定，并以相应的话语权力展开各自的行动，形成了以专家为代表的政府行政权力和以学校为代表的学术权力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

   由于专家身处政府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张力和矛盾之中，因此专家的身份也陷入了一种身份悖论。相对于学术权力，专家以政府行政权力的身份出现，行使支配学校学术权力的职责，专家的权力被无限凸显和放大，而学校的权力却变得异常的微弱，致使本应独立、自主、自由的学术权力处于弱势地位，几乎失去了争取话语权力的空间和能力；同时，由于本科教学评估维护的是官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方案文本所“宣示”的是国家行政权力的权威性和划一性，使专家的行动因为政府评估的规定性、法定性而处于被规训之中，专家本身及其话语权力也被悬置。

   三、仪式：学校中的权力逻辑

   各高等学校在接受评估当年均把“迎评促建”作为当年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全校上下统一思想，积极准备，以最好的教学工作状态迎接教育部的“国考”。为了理论前沿20在评估中取得好成绩，几乎所有高校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全员“迎评”活动，各种形式的《迎评促建知识手册》人手一册，围绕迎评促建的座谈会数量异常频繁，不断强化全体师生的评建意识。专家进校期间，校园内随处可见“加强本科教学工作，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以教学为中心，加快建设国际一流（国内一流）大学建设的步伐”的大红色标语，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为即将上演的“表演”和“仪式”烘托出热烈的氛围。

   仪式贯穿于专家进校到离校的始终，其导演是学校评建领导小组，演员是学校的全体师生。评建工作领导小组此时成为了学校权力的象征，代表学校向全体师生发号施令。在学校、院系的欢迎会、汇报会、座谈会、欢迎晚会包括晚宴等各种仪式中，专家代表国家权力都是位于中心位置，省级领导、学校领导按序就坐，无不体现着不同身份间的权力逻辑。面对强势地位的政府权力代表——专家，学校在表演着一场抵抗的戏剧：学校为每一位专家都配备了正处级的“联络员”，其目的不仅是引导专家参加各种仪式，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处理好与专家的关系，并向学校评建工作领导小组传达专家的“可能动向”，以便学校的下一步行动，专家成为了被监视者。专家进校一周的课堂教学都是提前进行了多次演练，参加专家座谈会的师生受到了学校特别的“指点”……师生的一切行为尽在学校的策划之中，一切都在有序地进行，显得那么的天衣无缝，此时所有的师生都达成了共识，形成了“共谋”关系，通过表演为专家呈现学校的“日常生活状态”，用大量的正面信息充斥专家有限的时空考察，以完成学校评估结果的社会建构。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本科教学评估中的权力运行机制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眼前。而且，不管谁来参与评估，都难以避免非理性的权力逻辑。因此需要更加理性地设计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合理控制非理性因素，高等教育评估制度才能真正发挥评估的发展性功能。

（作者：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