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高等教育研究》  2011年第8期

【摘 要】：大学在不同的语境中所指不同。理想中,作为学术共同体的大学是一种理念大学,而现实中,大学主要是一种制度性的存在。随着理念大学退化成为大学理念,大学制度化铸就了制度大学。今天理念大学正在消逝,制度大学全面凯旋。在理念大学与制度大学此消彼涨的同时,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虚拟的电子大学正在崛起。作为信息技术的产物,电子大学的兴起既丰富了人们对大学的理解,也颠覆了大学的传统形象,为现代大学的转型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

【关键词】： 理念大学；制度大学；电子大学

无论何时，人们对于大学总会有很多困惑，比如关于大学的文本与大学的实践相互脱节，关于大学的想象与大学的制度构架相互冲突等。不同的人对大学的历史与现实有不同的期待。在人文主义者眼中，大学被描述为一个学术共同体和精神家园，而在实用主义者眼中，大学不过是一个生产高深知识的制度性场所或知识的栖息地。这种冲突与差异主要不是因为存在不同的大学，也不是因为同一所大学有不同的存在形态，而是因为不同的人对大学有不同的理解和想象。人文主义者眼中的大学是一种抽象的大学，实用主义者眼中的大学是一种具体的制度性存在。人文主义者强调大学的“理念”，实用主义者注重大学的“功用”。柏拉图曾把世界分成两种，一种是由个别事物组成的、我们用肉眼可以看见的现象世界，他称之为“可感世界”，另一种是由理念组成的、不可被人感知但可被人认识的理念世界，他称之为“可知世界”。在柏拉图看来，理念是由共同名字表述和界定的、若干或许多个体事物共同分享或分有的、不可被人感觉到但可被人认识的一般实体事物。如果借用柏拉图的相关概念，实用主义者眼中的大学处于可感世界，属于实体性的制度大学，而人文主义者眼中的大学则处在可知世界，属于理念的大学。理念的大学是原本、模型，制度大学是理念大学的影子或摹本。以此区分作为基础，正如以赛亚·柏林关于“自由的两种概念”的探讨一样，关于大学也有两种不同的“概念”。另外，也正如“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不是两种不同的自由而只是自由的两个方面一样，作为学术共同体的理念大学与作为制度性场所的制度大学也不是两种不同的大学而只是大学的“两个概念”，两种不同的大学理解方式。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理念与制度都是人们理解大学的两种主要方式，也是一所大学成功运行的两翼。正是理念与制度间必要的张力和微妙的平衡才使得理念大学与制度大学长期共存，相得益彰。但今天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在理念与制度之外，技术成为人们理解大学的一种新的方式。随着完全不同于理念大学和制度大学的虚拟的电子大学的兴起，“大学的两种概念”将不得不让位于“大学的三种概念”。

一、理念大学

理念大学是所有大学的共相。实体的大学是理念大学的具体表现形式。大学作为人类的社会建构，是特定理念的产物。如果没有关于自治和自由的大学理念，没有对更高级精神生活的追求，就不会有大学的产生。作为一种纯类型，理念大学是大学的一种完美原型，也是大学得以存在的终极根据。作为一种理念，“大学需要履行的伟大职责是‘展现全部知识，既展现原理，也展现基础’，因为‘没有思辨精神，就不存在科学创造力’。学院是功能性的，大学是思辨性质的，即哲学性的。这种哲学应该重建知识的统一性，像连接精神生成中的各个时刻一样把分散的知识相互连接起来”。在人的观念的世界中，理念大学的存在是无条件的。大学不是为了满足经济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也不是为了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而存在的。根本上，大学的产生是为了一种公开的信仰和使命，大学的存在则是为了实现人类自身关于普遍主义真理的理念。虽然现实中，大学不可能完全建立在纯粹理念的基础上，必须要有相应的组织机构和制度安排。如德里达所言：“这种无条件大学事实上并不存在。”尽管如此，理念大学仍然有其重要的价值。就像积极的自由从未真正实现过一样，它仍然代表了人类追求自由的一种理想境界，赋予了自由更广阔的想象空间。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理念大学的无条件性既赋予了大学理想的气质，也赋予了其批判现实的天然权利。正是由于理念大学在人们观念中的天然存在，大学的发展才充满了想象力，大学的批判精神才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在无条件追求真理的过程中，理念大学的普遍主义的精神气质使其可以对一切外来干预说“不”。“这样一种无条件的抵抗也许能够使大学对立于众多权利：对立于国家权利（因此也是对立于国家民族权利及其不可分离的主权，正因此大学恐怕会提前变得更为国际主义，即普适性的，超越世界公民性与一般的民主国家）；对立于经济权利（对抗于国际国内的大公司与资本）；对立于传媒、意识形态、宗教与文化等的权利。”但事实上，尽管作为理念的大学的无条件抵抗拥有道德的合法性，在制度面前理念的大学却十分脆弱。因为“批判的武器”终究敌不过“武器的批判”。正如“理念人是为理念而生，不是靠理念吃饭的人”一样，理念的大学是为理念而生，而不是靠出卖理念来换取利益和权利的大学。但也正像理念人难以为世俗社会所接纳一样，理念的大学同样会被现实的社会所排斥。实践中人们可能会支持某种大学理念，但绝对不愿意真正把它变为大学的实践。支持理念和践行理念间有着永恒的距离，结果是，现实中虽然有很多机构都称自己为大学，但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并不多。因为大学之为大学绝不只是一个法律和行政上的概念，也不只是组织与制度性的存在，大学之为大学还必须有自己的使命、精神和理念。在观念的世界中，理念的大学是无条件的大学，而不是有条件的大学。相反，现实世界中的大学都是有条件的大学，而不是无条件的大学。无条件的大学无条件地抵抗外来的干预，无条件的追求真理；有条件的大学有条件地接受外来的控制，有条件地为经济社会提供服务。由于理念和现实的冲突，理念和制度的背离，在利益和权利面前，理念的大学十分容易被瓦解或无条件投降，从而无条件的理念大学降格为或异化为有条件的制度大学。“因为它不接受人们给它设置条件，有时它被迫地、无能为力地、抽象地无条件投降。它投降，有时出卖自己，有天生就会被占领、被攻克、被收买、成为集团与大公司的分店之危险。”换言之，出于对利益和权利的考量，无条件大学意味着自治、自由和独立，意味着对真理的无条件追求，意味着与利益和权利的无涉；相比之下，有条件的大学意味着为了经济或政治的目标，大学的理念可以用来进行“交易”；有条件的大学意味着大学的体制化与国家化。

大学是时代的影子，时代是大学的身子。大学完全超越于时代的限制只能是乌托邦。对于大学而言，虽然有时某些乌托邦是必要的，但完全脱离时代精神的乌托邦是没有生命力的。一个时代的精神潮流和状况直接影响大学的精神气质，一所大学的气质也直接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度和道德品质。当然，大学与时代之间的这种关系也并不意味着大学在时代精神面前，只能是亦步亦趋。毕竟作为人类社会的的灯塔，“大学应该反映时代精神而不是屈从于它”。任何一个时代里，在一些平庸的大学机构被时代精神同构的同时，总会有另一些大学幸存下来。那些真正伟大的大学总是既要顺应时代的必需又要抗拒时代的欲望。也正因为如此，并不是所有的时代、所有的国家都能拥有伟大的大学，伟大的大学总是在历史上伟大政治实体的伟大时期才发展起来的。由于人性的原因，过度的自私和欲望是所有时代精神的“癌症”和“瘟疫”，大学之为大学绝不能为了时代的欲望而放弃自己的精神，更不能让时代的欲望成为大学的理念。“《伟大的美国大学》一开篇就说，这些大学是在‘顺应和抗拒时代的要求’中实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的。顺应什么？提升学问、教育和文明的要求。抗拒什么？‘镀金时代’的风尚潮流。须知大学革命的时代，正与美国历史上经济高速发展、政治腐败窳劣、文化风尚庸俗粗鄙的‘镀金时代’相重合。‘伟大的美国大学’在建立、改革和成长的过程中特别珍视所谓‘使命’（mission）和‘精神特质’（ethos）的缘由。自然，这是在肤浅粗糙的‘唯制度主义’观点下所难以领悟的。”历史上，凡伟大的大学总是在尽力地引领时代，而不是被时代所引领。人类社会那些伟大的大学也就是最接近于作为理念大学的原型大学。

理念之于大学至关重要。“真正的教会是看不见的教会。真正的哈佛也是看不见的哈佛，她在她更富于真理追求的灵魂中，在她无数独立而常常是非常孤独的儿女们身上。”大学的没落不只是制度失灵，还与理念的式微和精神的萎靡密不可分。大学危机的根源不在于人才培养质量的下降或科研水平的降低，而在于人们看不见精神生活的希望。今天理念大学的式微和大学精神的破产正是导致人们对大学的现状不满的重要原因。当然，理念大学的式微并不意味着理念被大学所彻底抛弃，更不意味着所有的大学都没有理念。就像理念的大学不可能没有大学的制度一样，制度的大学同样要辅之以大学的理念。虽然在现实世界理念大学从未真正存在过，但大学的理念却从未真正地消失。这是因为理念不同于概念，也不是某种思想，甚至于理想。“理念是抽象的、一般的。理想是具体的、特殊的。教育的理念是借助于人的本分的纯粹思维和人的本质的根本考察形成的。理想则是根据时代和个性的要求，将这种理念加以具体化而形成的。前者是整个人类共通的；后者正如所谓国民理想、个人思想那样，是设想历史的个人的要素，因时因地因人而采取不同的姿态的。总之，理念是历史地或现实地理想基础，是根本性的统一。受历史的个人的制约理想必然是众多的，但理念则是唯一的，而且必须是唯一的。”由此可见，理念是对大学本质的一种浓缩，是人们对大学之中永恒不变的真实存在的高度概括。大学的理念既不是个人主观意愿的表达，也不是关于大学的历史文本上的精美的修辞。大学的理念意味着大学的本质，作为与制度相对的一种精神存在，其本身亦是大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虽然大学的理念中的“理念”与理念的大学中的“理念”不可同日而语，但它作为一种存在为大学的发展保留了想象空间。不过，值得警惕的是，今天所谓的大学理念已逐渐异化为一种单纯的理智或工具理性，与作为大学本质的理念已格格不入。作为一种理智的大学理念通过成本与利益来思考和计算大学的一切活动，同时这种理智自身又高度依附于组织化和制度化的大学，最终沦落为工具的角色。其结果，一旦理念沦落为制度的工具或帮闲，大学也就彻底失去了独立性。如有学者所言，今天“大学建立在一个基本的、认知的“理念”之上的观念已经站不住脚了。现代社会中有多少种认知结构，也就会有多少种大学理念。随着大学使自身合法化的理念或一种基本认知模式的丧失，以及认知模式中多元秩序的涌现，出现了身份认同的问题”。与此同时，随着大学理念逐渐的理想化和现代化，“知识不再以理念的实现或人类的解放为自身目的”，精神生产也就不再是大学的特权。由于理念的式微和精神的衰落，今天已没有人或很少有人会认为自己和大学是一种共同体的关系，当前所有人不过是在借大学的名义维持自己的生活。在此背景下，今天大学转型的真正困难绝不在于制度的创新或组织的改造，而在于精神的革命和理念的复兴。归根结底，大学的转型要求我们重新找到大学的本质或重建大学的本质。换言之，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改革不是在外部制度层面上做些调整变动，而是要重新找到大学的本质，也就是科学的本质”。无论如何，没有对大学使命的澄清，没有对理念大学的信仰和对大学理念的坚守，任何制度的变革都可能会是一种误导。

二、制度大学

与观念世界中的理念大学不同，现实世界中的大学主要是一个制度性场所。与理念大学为理念而生不同，作为制度性场所的大学主要依靠制度来维持组织的运转。理念的大学崇尚精神信仰，制度的大学则注重实际功用。就像理念大学离不开制度一样，制度大学也离不开理念。不过，作为一种制度性实体，今天在某种意义上理念对大学而言仅具有象征意义，组织制度则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事实上，由于理念本身所蕴含的制度化倾向，今天关于大学理念的追问也是片面的。本质上所谓大学理念绝不仅仅是追问“大学是什么”或“什么是大学”。这种思维潜在地把大学作为一个物，而非一种形而上的存在。正是由于这种理解上的偏差，在制度的大学里，大学的理念逐渐被工具理性化和科层制度化。其结果，经过理性计算后的大学理念不再意味着大学的本质，反倒成了制度的一部分或达到制度大学目的的一种手段。作为一种手段，在制度大学里，大学理念变得非常随意和灵活，任何一种观念或主观愿望只要符合政治或经济的需要都可以被人为地拔高为“大学的理念”。其结果，本来用以制衡制度大学和大学制度化的大学理念反倒成了为其辩护的理由。由于大学理念被异化，在经济理性的主导下，“大学被迫实行新的管理体制，这一体制与传统的自治的知识场所相比更像企业。随着工商管理在英美大学所授予的学位中占了最大的份额，典型的科学不再是物理学而是会计学。因为人文学科在大学不再居于统治地位，知识分子的地位被管理者和学术企业家，即康德所说的‘科学商人’所取代。大学的内部机构也复演了这些发展，系和学院日前成为管理的单位而不再以传统的学科为基础。传统界限的模糊不是因为多学科性，而是因为审计文化渗透到大学当中”。伴随着经济理性对大学理念的同化，理念在大学的观念世界中的影响逐渐消失，大学精神生活的底线被实用主义所突破，人们对现代大学的不满开始爆发。其原因在于，人类需要大学的精神生活而不只是像动物一样活着。但今天由于缺乏理念的必要制衡，大学的制度化不可避免地导致大学功能化和人的工具化。在被结构——功能主义所导致的制度化大学里，人不可避免地成为大学这架制度机器的一部分，人本身及其目的被功能化和结构化了。“他们无论怎样勤奋工作或过度工作，仍无法获得真正成功的感觉。我们愈益发现这样的情形：那只能作为个人的首创性的成果而存在的事物正转变为集体的事业，以图通过集体手段去达到某种朦胧设想的目标。属于职业的种种理想隐退了。从事职业的人投身于特殊的目标、计划和组织。”今天作为知识生产最主要的制度性场所，大学愈来愈追求完善的技术秩序和制度安排，至于其中的大学人有无内在的精神自由和幸福，至于大学能不能为人类提供生活的意义和希望，根本不去考虑。其结果，随着越来越多的“本质的人性降格为通常的人性，降格为作为功能化的肉体存在的生命力，降格为凡庸琐屑的享乐。劳动与快乐的分离使生活丧失了其可能的严肃性；公共生活变成单纯的娱乐；私人生活则成为刺激与厌倦之间的交替，以及对新奇事物不断的渴求，而新奇事物是层出不穷的，但又迅速被遗忘。没有前后连续的持久性，有的只是消遣”。今天的大学由于理念的破碎，精神生活的萎缩，表面上科研成果层出不穷，技术进步一日千里；大学的经费在增多，办学规模了也在持续扩大；但由于缺乏一个整体性精神的支撑，现代大学仍然是软弱无力的，甚至是濒临“失败”或陷于危机的。“在它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知识成就，并改变了我们关于自然的全部知识和社会的知识的很多方面时，作为一种制度的大学驶入一片危险海域。”为了回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需要，今天大学里具有实质内容的教育正在被专业主义和功利主义所腐蚀，为了科研卓越和制度创新，一种大学改革正在被另一种大学改革所取代。大学的使命和办学目标被市场这只“无形之手”所改变。在大学的理念以及理念的大学逐渐被对于制度的迷信所取代。在大学积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服务，在政府和市场对大学的表现大加表扬的同时，社会对大学的信心却正在丧失，大学对社会的意义和价值也正在被广泛地质疑。

制度大学的凯旋与大学人的精神危机密不可分，而人的精神危机反过来又会导致大学制度危机。今天所谓大学转型就是要化解大学的制度危机和大学人的精神危机，复兴大学的理念以及理念的大学。历史和实践表明，大学必须依存于精神世界的生活，大学只有通过利用人类精神层面上被创造出来的东西才有可能兴旺发达。单纯的物质条件之于大学的发达既不必要也不充分。大学不可能离开人类的精神生活，单纯地在物质生活中获得成功。大学的真正价值和意义不在于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站，而在于成为人类的精神家园和智慧中心。对于大学而言，理念永远是鲜活和永恒的，制度是僵硬和暂时的。理念大学的形象要远比制度化大学的框架要高大。在制度大学里我们往往会低估大学的可能性以及大学之于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性，压缩了人们对大学的凯旋也与学科以及科学的制度化密切相关。在早期的大学里，科学主要源于个体的“闲逸的好奇”，学术研究较少功利性，知识本身就是目的，人与大学也是内在于自身的目的而非手段。稍后随着学科与科学的制度化，学术研究逐渐成为一个异己的问题，知识生产被制度化，人与大学被功能化、工具化，知识生产目的被实用主义哲学所锁定。“受其影响，研究工作也只限于那些有实际用途之物上，于是学术就被限制在那些有用途之物上，于是学术就被限制在可了解、可学习的客体范围内，本来应是生存无止境地追求精神的大学，这时也变成了普通的学校。”在制度大学里，虽然制度化的安排免除了个体在知识探索上的风险，大学的制度性存在也使得学者的个人生活有了根本性的保障。但制度和天才在性质上是对立的。制度化以后，大学可能需要天才，但天才绝对不再需要大学。从大学的制度化到制度化的大学，在自由与安全的道路上，大学显然选择了后者。制度可以提供安全，但也会限制自由，尤其是精神的自由。在高度发达的系科制度背后，当学者为专家所取代，知识分子被各个学科的教授所排斥时，也正是现代大学的“失败”之日。今天大学“失败”的一个信号，就是专家与教授，甚至大学本身正不可避免地被污名化。作为希腊人的一种发明，“污名”（stigma）原“指代身体记号，而做这些记号是为了暴露携带人的道德地位有点不寻常和不光彩。今天，这个词被广泛使用的含义有点接近最初的字面意思，但更适用于耻辱本身，而非象征耻辱的身体证据”。过去在大学里专家与教授本就是一种地位象征，属于声望符号；但今天由于大学人道德生涯中明显的缺陷，声望符号反倒成为了一种污名符号。作为污名化的一部分，今天社会上对专家和教授的嘲讽正在成为一种风尚。其结果是，大学里的专家和教授的称呼，昔日作为声望符号和今天作为污名符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社会对大学的评价也随之降低。

作为一个制度性建构，大学是有限的；作为一种理念的存在，大学则是无穷的。作为一种制度化组织，大学是可以替代的；作为一种理念的存在，大学又是无法替代的；今天作为一种制度性的存在，大学是成功的，作为一种理念的实体，大学则可能是失败的。虽然制度大学的凯旋是以理念大学的衰落为代价的，但要复兴理念大学决不能以强力破除制度大学为手段。对于大学而言，理念与制度必须要保持微妙的均衡。如果失去了必要的均衡，无论我们以何种方式理解大学，问题都是永恒的。理念大学的问题可能在于过于松散和无形，制度大学的问题则在于过于机械和僵化。由于理念大学仅仅停留于人的观念世界，现实中的大学改革主要是对制度大学的改良。为了更好地保持理念与制度的均衡，雅斯贝尔斯曾详细地勾画了大学机构改革的三项基本原则：（1）所有机构改革都只能“源自大学理念的最终根据”；（2）所有机构改革都不是纯粹否定，而是自我完善。因此，大学组织和外部设施的改造并不意味着大学组织形式的完结；（3）所有机构改革都应被理解为向新的经验、新的改革敞开大门的“运动过程”。因此，机构布局决不是本质性存在，而仅仅是造就“本质性存在（顶尖学生的自由、高水平的教学与研究）的结构条件”。除此以外，他还强调：“大学改革的任务是双重的：一是大学组织和机构的外部改造；二是为赢得大学理念形态的思维方式的内在改变。单纯的机构改革将失去它的本真意义，而单纯的理念更新将造成乌托邦式的狂热。怎样处理这二者的关系，决定着大学的命运”。以雅斯贝尔斯的相关论述作为参照可以发现，我们今天的大学改革已经走上了“唯制度主义”的迷途。由于对制度的过于迷信和对理念的过于轻视，现代大学已经被科研的卓越蒙住了心灵的眼睛。“大学必须找到出路，想办法超越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由于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是当今社会最强势的两种运动，大学应确保自己在文化转型和经济转型的方向上发挥重要作用。大学在失去它曾经在规范民族文化中的领先作用之后，它能够拥有更世界性的作用。”毫无疑问，对于大学理念或理念大学而言，空发思古之幽情固然无益，但轻率的否定历史经验的有效性同样也不可取。作为一个人造物，历史上的大学虽然绝非完美的典型，但作为可以汲取经验的地方，历史仍不失现实意义。观念世界中的大学的经典理念作为联系大学历史与现实的精神纽带，理应成为今天大学机构改革的“最终根据”。就像理念的大学离不开大学制度一样，制度的大学也必须要有大学理念作为对峙的力量来加以牵制，否则就会毁灭那种它原先要加以保护的东西，即那种作为大学的大学。

三、电子大学

在某种意义上，电子大学是对理念大学的一种变相回归。和理念大学一样，电子大学也是在功能上存在，但不具备实体的形式。只是两者的区别在于，理念的大学是为理念而生，电子大学则为信息而生；理念大学存在于人的观念世界里，而电子大学存在于虚拟的网络空间。作为新生事物，电子大学，亦称虚拟大学，是指一种新型的高等教育机构，这种机构可能仍然是另一种制度性的存在，但以不具有传统的物理意义上的教室或校园。“教育的计算机化和远程教育被称为虚拟大学：没有单纯的物理意义上的校园。由电子网络连接的包括电子邮箱、布告栏、视频会议和电子资源的共享环境。”某种意义上，电子大学复兴了理念大学的无边界性，也颠覆了制度大学一定要作为实体存在的组织形象。不过，电子大学的产生并不意味着大学的终结，而只是大学的革新。在信息技术时代，大学的重要性不是被降低而是被增加。如果说在印刷媒介中，大学的使命是教化社会，那么在电子媒介中，大学可能应该更加重视社会交往和大众沟通。“数字技术将能够真正地改变我们的大学，也许变得连我们自己都无法辨认。其原因在于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能力，它可以形成人类交流的新形式，可以促进联络，还能激发全新类型的人类社会的形成。它将促使高等教育的重点由教转为学，而且它将把大学从以教师为中心的机构转变成以学生为中心的机构。”由此可见，信息技术的进步提供了人类理解大学的第三种方式。在信息技术背景下，电子大学的本质不是一种新的大学，而只是大学的一种新的存在方式。作为理念大学与制度大学之外的第三种大学概念，电子大学虽然无法挽回理念大学以及大学理念的式微，但可以帮助大学有效地克服制度的危机，复兴无形学院。“信息或者信息化的概念，在这里扮演的角色可谓神通广大。它将基础性和纯粹理性的研究汇入目的向导性和技术性的研究，于是目睹了形而上学与专业技术的首度交融。”总之，在制度性存在无法避免的情况下，信息技术将在大学的电子时代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现代社会中，大学是技术的发源地之一，但技术对大学的影响一直较弱。长期以来，信息技术只是在大学的边缘领域发挥辅助作用。大学教学和科研的核心部分对技术进步的反应比较迟缓。只有当某种技术成为主流的知识媒介时，大学才会做出相应的调整。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了技术之于大学的影响。信息社会是一个媒介高度发达的知识社会，信息技术不再只是传统知识媒介的内容，其本身也将作为主流的媒介而存在。在工业社会中，印刷术作为一种媒介曾完美地展现了大学的现代性。在信息社会中，印刷术逐渐成为电子媒介的内容，电子技术将不可逆转地重新定义大学。这是因为“电子媒介决定性地、不可逆转地改变了符号环境的性质。即使在曾经被认为铅字具有绝对统治地位的学校里，情况也未能例外。”在电子大学里，由于人从时间和空间中得到空前解放，加之制度的松弛和理念的漂移，从教师到学生，从学科到课程，从理念到制度，从组织到系统，从教学内容到思维方式，都将经历前所未有的剧变。信息技术不仅将决定我们对大学的认识，而且还将成为决定我们怎么认识大学的一种工具。此时电子媒介作为一种新媒介的性质将较其所传递的内容更加深刻地改变大学的存在方式以及人们对大学的理解。在信息技术时代，电子网络之于大学不再是指一种传递信息的技术手段，其本身就是一所世界上最大的“大学”。作为一种完全不同于印刷术的新媒介，信息技术不仅仅是技术，而是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理念与价值观，甚至是组织结构与制度安排、“信息并不是简单地以传递信息内容来提供信息。它给予一种形式，‘in-formiert’，‘formeirt zugleich’。它将人放置在一种形式之中，使他能够确保自己对地球和地球以外的主导地位。”对于现代大学而言，信息技术的兴起绝不是一个用来解决老问题的新手段，其本身就是一个新的问题。信息技术绝不只是用来解决制度大学中存在的信息问题，也不只是用来复兴理念大学中的大学理念，而是造成一种新的信息化的电子大学。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电子大学的出现对于制度大学而言必然意味着全新的挑战。在积极的方面，信息技术可以补充和丰富大学的传统教学和科研活动，赋予学生更多学习自主权；在消极的方面，信息技术也会导致大学教育的娱乐化和商业化，甚至会弱化教育对人的理智和理性的培养。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理念大学和制度大学能否一如既往地存在尚未可知，电子大学的传奇也尚待展开。但正如海德格尔所言：“真正莫测高深的不是世界变成彻头彻尾的技术世界。更为可怕的是人对这场世界变化毫无准备，我们还没有能力沉思，去实事求事的辨析在这个时代中真正到来的是什么。”基于此，可以说大学对电子媒介的了解程度将直接决定大学的未来。

英尼斯曾强调说：“传播技术的变化无一例外地产生了三种结构：它们改变了人的兴趣结构（人们所考虑的事情）、符号的类型（人用以思维的工具），以及社区的本质（思想起源的地方）。”今天信息技术不但使大学丧失了对于高深知识的垄断，而且使大学人的兴趣结构和思维工具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意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也已被重新塑造以适应电子媒介的需要。在电子媒介的环境下，大学不再是思想的堡垒和精神的家园，而只不过是信息的节点。在电子媒介时代，由于信息的泛滥，真正的危险可能不在于电子大学已成为大学的一部分，而在于今天的大学可能成为电子大学的一部分。1997年著名的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在接受《福布斯》（Forbes）杂志社的一次采访时就曾推测：“30年以后，大学校园将成为遗迹。大学将不能幸存。这个变化是如此之大，就像我们第一次获得印刷的书籍一样。”从今天的实现来看，认为传统的实体性的制度大学将会消失可能言之过早，但信息技术对大学的深刻影响却不能忽视。“大学正在利用网页开设很多本科课程。在美国甚至在全世界，无数的虚拟大学正在创建。”

无论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未来信息技术都将取代政治和经济成为影响大学转型的核心因素已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对于这种大趋势，一味的抵抗就意味着我们将错过信息技术带给大学的所有机遇，全面的投降则意味着我们要全盘接受大学电子化可能带来的全部恶果。对信息技术正确的态度是理解并进一步确认它在何种意义上具有重新塑造大学制度和大学理念的巨大能量。事实上，今天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和电子网络的迅速普及，大学已开始注意到信息技术的影响，各种网络技术在大学的全面应用也正在展开，并卓有成效。与此同时，由于信息技术的迅速普及，电子媒介对大学的塑造日益凸显，大学的媒介意识和防范意识也正在增强。“处于对日益增多的电子影像取代的担心，教师中间也出现了抵制运动。因此，像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缅因大学、华盛顿大学和加拿大的约克大学都正在测试教师反对呼声的强度。”但正如波兹曼所言，由于缺乏成熟的大学媒介观，“他们的这种意识往往集中在‘我们怎么利用电视（或电脑，或文字处理机）来控制教育’这个问题上，而不是‘我们怎样利用教育来控制电视（或电脑，或文字处理机）’上”。毫无疑问，作为电子媒介的一部分，电子大学应该是电子媒介对大学的积极介入而不是大学对电子媒介的无条件投降。在电子大学里，媒介不能成为大学，大学也不应成为媒介。如果大学降格为一种知识媒介或电子媒介而膨胀为一种万能的“大学”，就极有可能会毁了大学。

历史上，人类对大学的理解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尤以知识论最为重要。神学曾把大学理解成传播宗教信仰的捷径；人文学把大学理解成实现人文主义抱负的殿堂；意识形态着眼于政治，希望通过大学为民族立法；纯科学着眼于理智，希望通过大学为人的理性立法；创业科学的兴起则意味着大学成为企业和产业的孵化器。知识论对于大学的理解仍然重要，但已退居其次。技术或媒介将超越知识论成为理解大学转型的关键因素。今天，由信息技术所导致的虚拟化对大学里的理念与制度、自治与自由、交流与出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信仰对于人而言固然重要，但未必所有人都要选择某一宗教作为自己的信仰。相比之下，在未来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社会里，大学教育是所有人的生活的必需和精神的必需。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接受大学教育不仅是公民的权利还将成为必须的义务。今天在电子媒介的环境下，虚拟化的运作使现代大学变形的概率陡增。随着虚拟化节奏的加快，大学的规模和利益相关者也急剧增多。无条件的理念大学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有条件的制度大学的合法性与不合法性都需要重新思考。虚拟化的电子大学延续了大学的神话，但也打破了无条件的理念大学的梦想，动摇了有条件的制度大学的根基。因为，无论如何，“虚拟大学不能够提供丰富的课外活动和社会服务，因为许多活动和服务在电子环境下是不能复制的。”“虚拟社团可以具有与物理社团同样性质的观念一直受到某些学者的追问。物理社团的主要优点，如团结、归属感、相互信任和关怀在虚拟社团中能否得到认可，这一点长期受到质疑。与物理社团比较而言，由于缺乏面对面的交流，虚拟社团中的社会交互作用比较少。”今后，随着电子大学的兴起，理念的大学能否复兴，制度大学是否应改弦更张，将成为大学转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虚拟化过程的这个新‘阶段’动摇了大学的生存环境。震撼了它的地貌，既摇撼了它的学科领域及边界领土，又摇撼了它的论域与理论战场，即大学校园的社群结构。在今天电脑、远距离操作与互联网的这个电子空间时代，一座大学校园的社群场域及社会关系又在哪里呢？”技术的发展具有不可逆性，媒介的更新也势不可当。在电子媒介环境下，大学这一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在信息技术时代将何去何从，电子大学的未来前景如何，大学在理念、制度与技术的三角关系中如何达成新的平衡，能否达成平衡等一系问题，还难以预测。不过，显而易见的是，信息技术为大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新的传播技术不仅给予我们新的考虑内容，而且给予我们新的思维方式。书籍的印刷形式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组织内容的方式，从而推动了一种新的组织思想的方式。”与印刷术一样，信息技术也同样将给予大学全新的内容和思维方式，网络作为一种崭新的知识媒介也必将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组织内容的方式，从而推动了一种新的组织内容和思想的方式。不过，归根结底，信息技术之于大学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我们能否从中为大学寻找到新的增长点。因为任何技术都无法强行为大学的文化注入新思想、新思念，更无法强迫大学制度发生改变或转型。接受还是拒绝信息技术完全取决于在电子媒介环境下传统大学有没有足够的想象力。今天传统大学表面上非常成功，但实质上却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电子媒介的兴起虽然不是造成大学合法性危机的最初根源，但无疑会强化这种危机。为了避免这种危机的加剧，传统大学必须适应媒介的变迁而不是抵制技术的进步。在一个经历剧烈变化的传播结构里，大学对电子媒介的抵抗虽不能说毫无意义，但其结果注定是无能为力。

【作者简介：王建华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