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24年01期
摘 要：本研究首先构建了一个多维度的大学治理研究框架，将社会、政府和市场视为主要外部因素，并同时考虑了大学层面和学院/系层面的学术和行政系统。其次，通过相关案例总结了五种大学治理模式（A型至E型），深入描述了各模式的基本特征及其产生和变化的背景。第三，通过国际比较揭示了全球大学治理的趋同化特征，诸如政府干预增强、院校自主性提升，大学领导角色和治理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等。最后，对今后学术研究、政策制定以及院校实践提出了多方面的启示。
关键词：大学治理；五种模式；历史考察；国际比较；发展趋势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全球高等教育的急速变化，大学治理无疑成为各国高等教育改革备受关注的焦点之一。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和变革，在高等教育普及化以及建设教育强国这一过程中，大学治理的角色愈发凸显，直接关系到高校的长远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尤其是在积极推进“双一流”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有关大学治理模式演变、特征以及国际发展趋势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大学治理制度的启示等，亟待深入研究。
大学治理的重要性在学术界已经得到广泛认可。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马丁·特罗就在其有关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研究中强调大学治理在高等教育扩张过程中的关键作用。80年代，伯顿·克拉克也强调治理结构对高校运作和发展的至关重要性。近年来，萨尔米指出建立良好大学治理结构是构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要素之一。
本研究主要探索构建分析大学治理的研究框架，从历史的视角，考察大学治理基本模式的历史演变及不同模式的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国际比较的视角，梳理近年来全球大学治理的发展趋势。本研究旨在为提升中国大学治理水平、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治理制度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一、文献分析与研究框架的构建
（一）文献分析
高等教育治理是一个复杂而多层次的领域，涵盖了大学内部的组织结构、决策制定、资源分配、学术自由以及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互动。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扩张和演变，学者们对大学治理的不同维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多个理论框架，并进行国际比较以更全面地了解各国大学治理模式的特征及面临的挑战。早在20世纪70年代，在探讨高等教育量变与质变关系相关学说中，马丁·特罗就提出高等教育发展不同阶段存在不同的大学治理模式。其后，伯顿·克拉克提出了分析高等教育制度的理论框架，通过国家权威、学术寡头和市场三个视角以及相互作用等描述和分析不同的大学治理模式。80年代后期，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研究强调市场主导、提高办学效率与大学绩效，深刻影响了欧美大学治理的变革，也产生了大量相关研究成果。相比于东亚，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学者对大学治理理论和院校实践活动的研究更为系统和深入。
多样化的治理模型和挑战在凯扎尔与埃克尔的研究中得到进一步探讨。他们提出了不同的治理模式，强调了治理结构的多样性，使得高等教育机构能够灵活应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变化。这一时期，大学治理的讨论逐渐从探讨传统的学术自治向如何建立更加灵活和具有适应性的治理模式演变。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塔克曼对大学治理进行的分类，他提出了五个模式：学院制、公司制、受托制、利益相关者制和混合制。这些模式为探讨大学治理不同方面提供了更具体的理论基础。例如，在学院制中，权力主要集中在由教职代表组成的大学参议会或董事会中；而公司制赋予了主席、董事和受托人等专业人士和高级管理人员权力。这些分类为理解大学治理提供了更有效的理论分析工具。
大学治理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理论框架的提出，不少学者还深入研究了各国不同大学治理模式的实践活动和效果。例如，多宾斯等人提出了一个整合框架，对欧洲高等教育体系的变化进行了系统追踪研究。他们通过观察源于欧洲的学术自主治理、国家中介模式和市场导向模式三大治理模式的变化，制定了考察和衡量有关制度权力平衡、财务治理、大学自治等方面的相关指标。他们的研究对比较全球高等教育体系，尤其是大学治理的相关特征提供了有益的分析框架。
总体而言，大学治理的研究历程呈现出逐步深化和拓展的趋势。从早期对建立有效治理机制的关注，到伯顿·克拉克提出的理论框架，再到引入新公共管理理论和多种研究框架，大学治理的研究逐渐从内部机制拓展到区域和国际比较，涉及全球不同文化和政治环境对大学治理的影响。
（二）研究框架
根据相关文献综述，基于研究目的，如图1所示，本研究构建了分析大学治理的研究框架。研究框架采用了三个核心维度，即社会、政府和市场，并在大学层面和学院/系层面考虑了学术和行政系统。首先，社会、政府、市场三个维度在此框架中被视为影响大学治理的主要外部因素。社会维度涵盖了社会文化、价值观和需求，政府维度包括法规、政策和财政支持，而市场维度涉及就业、科研和学生市场的压力。其次，层面分析包括大学层面和学院/系层面，包括学术和行政两个不同的系统。在大学层面，学术系统的学术机构或委员会主要参与学术政策的制定和规划学科的整体发展方向。大学层面的行政机构或委员会一般主要负责大学整体管理，包括财务、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的管理。学院或系层面的学术机构或委员会主要涉及学科设置和教学计划的制定等学术事务，而学院层面的行政机构或委员会负责管理学院的行政事务，包括招生和资源分配等。值得强调的是，在大学每个治理层面，绝大多数国家一般都存在学术和行政系统，突显了大学治理作为学术机构和组织机构的双重性质。这种分层次结构有助于理解不同治理层面之间如何相互关联，以及它们如何受到社会、政府和市场的综合影响。同时，这也表明大学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至少需要同时考虑学术和行政两方面的因素。
值得提出的是，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大学治理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政策和制度的影响。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制强调政府的主导地位，并突出高校的社会责任。这一模式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中起到了重要的调节和引导作用，为国家的发展战略提供了有力支持。图1中虽然没有明确反映出中国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一特征，但可将中国大学的党委系统和行政系统作为一个相对于学术系统看待，党政系统合二为一进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其他西方国家和地区进行比较研究。
二、大学治理基本模式的演变及其特征
大学治理模式的形成与发展受到多种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大学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运行方式。基于研究框架，本文将大学治理概括为五种模式。
（一）A型：学者主导型
A型治理模式是一种大学治理的传统模式，其主要特点包括大学高度的学术自主性和对学术价值的强调。在该模式下，学者和教授在大学决策中居于主导地位，政府对大学内部治理较少干预。具体而言，校内学术委员会和教授在人事、学术和财务决策中具有较大权威，政府主要提供政策和财务方面的支持，鼓励和保证大学的学术自由和办学自主性。
社会和政府对A型治理模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学术自由、人才培养模式和研究导向的认可上。尽管社会和政府期望大学能够培养高水平人才，推动科学研究，但往往并不直接影响大学的办学方针和内部治理。早期采取该模式的大学由于强调学术导向而非市场竞争，以精英人才培养和学术成就作为评价绩效的主要标准，市场对校内治理几乎不产生任何影响。
在A型治理模式中，学者和教授在大学和学院/系层面都享有较大自主权。这种模式强调学术导向，追求知识的发现和传承。欧洲大多数中世纪大学、19世纪初期出现的柏林大学，以及20世纪80年代之前英国的大部分大学等基本上都采取这种治理模式。尽管近年来采用该模式的大学逐渐减少，美国的一些私立大学，如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仍然在一定程度上采用A型治理模式。
A型治理模式倡导学术自由，主张大学应该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学术人员应该有自由的研究和教学环境，不受政治和宗教以及市场的干扰。教学和科研的主要目的在于追求真理，推动学科的发展。19世纪初期德国产生的“洪堡模式”或“洪堡式大学理念”典型反映了A型的基本特征。
然而，随着国际化和市场竞争的发展，该模式也在发生变化。例如，近年来，一些采用A型治理模式的顶尖大学重视国际声誉，积极招收海外留学生，有意识地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二）B型：政府主导型
在B型治理模式中，政府是大学的创办者和管理者，对大学运作产生直接和强有力的影响。尤其在大学财务方面，政府通过提供大量资金来确保大学的正常运营。政府直接或间接地介入办学方针、办学规模、预算编制、学术标准、校级管理人员任命等各个层面，甚至可能牵涉到课程设置和科研活动等核心领域。在多数情况下，政府通过法规或其他行政手段，反映社会对大学的期望，旨在促进和确保大学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保障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并通过人才培养和科研活动等方式为社会作出贡献。
在B型治理模式中，市场对大学的影响相对较小。在大多数国家，由于大学被视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是促进社会公平的手段之一，政府普遍反对大学的市场化，更强调大学的公益性。然而，政府提供的公共拨款可能会受到政治和经济变化的影响，从而导致大学的财务状况波动。这也使得大学在财务管理上更加依赖于政府的支持。
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尤其是在近代国家或政府创办的近代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中，B型治理模式逐渐兴起。一些国家的政府不仅直接创办国家大学，而且还开始为大学提供一定的资助并加强管理，以确保大学的财务稳定和教育质量。这一模式旨在保证大学为国家服务，强调社会责任和公共服务精神。典型的例子包括19世纪初期法国近代高等教育机构、20世纪初期形成的苏联模式以及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办学模式。此外，2004年法人化之前的日本国立大学也基本采取了这种治理模式，强调国家对大学的直接管理。
在B型治理模式中，政府的介入不仅体现在财务层面，还涉及学术和管理的方方面面。政府通过法规或行政手段制定办学方针，规范学术标准，推动校级管理人员的选拔和任命，以确保大学的正常运作。此外，政府在预算编制、课程设置和科研活动等方面的参与也是不可忽视的。这种全面而深入的管理方式旨在引导大学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使其在人才培养和科研方面更具有社会责任感。
综合来看，B型治理模式在大学治理中注重政府的直接干预和管理，以确保大学为国家和社会提供服务。然而，这也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如政府对大学的过度干预可能导致创新受阻和学术自由受损。因此，在实践中需要权衡政府的管理和大学的学术独立性，以实现治理模式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三）C型：政府与社会协调型
在C型治理模式中，政府与社会协调，强调大学需满足政府和社会的需求，有意识地关注市场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政府在大学管理和财政拨款中扮演主导角色，通过财政支持和政策引导影响大学发展方向，避免市场过度干预大学办学，确保人才培养和科研活动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社会期望大学能够根据社会变化的需要，产生对社会有益的教育和研究成果。这种模式重视大学对社会的开放、与社会的合作和互动，尤其是促进产学研的深度和多方面合作，确保人才培养和科研成果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市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大学关注市场的动向，并适度与市场合作，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促进产业发展和创新，进一步提高大学的社会影响力。
C型治理模式强调政府在大学管理和资助中的主导作用，社会期望大学更好地服务社会，同时也反映了来自社会的需求。这一模式反映了大学在社会中期待发挥更广泛责任的趋势，需要更好地服务社会和经济发展。20世纪80年代开始，欧洲大陆一些采取B型治理模式的国家逐渐过渡到C型模式。例如，近年来，德国的大学治理模式中可以观察到C型治理模式的某些特征。联邦和州政府通过向大学提供资金来确保其正常运营，同时在学术事务上也发挥一定的监管作用。人才培养需要满足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的需求。德国大学的研究方向通常与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相一致，使得大学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也保持一定的学术导向。此外，法人化之后的日本国立大学治理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C型治理模式的特征。政府在大学的管理和资助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以确保大学的发展方向符合国家战略。与此同时，日本国立大学法人需要积极面向社会办学，尤其是需要为地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在C型治理模式下，政府与社会的协调成为实现大学社会责任的关键。政府的主导作用确保了大学的财务稳定和与国家发展战略的一致性，同时社会对大学的期望在办学过程中得到了充分反映。大学在这种模式下更加注重开放性，与社会各界深度合作，致力于产学研的全方位合作，以确保大学的人才培养和科研成果对社会产生最大的积极影响。这一模式在追求社会责任的同时，也要求大学保持学术导向以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实现社会与经济的双重回报。
总体而言，C型治理模式的兴起代表了对大学社会角色更高期望的发展趋势。政府与社会的协调使得大学更好地服务社会，确保其在培养人才和推动科研方面取得更为显著的社会影响。这一模式既强调政府在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又注重社会的参与和反馈，体现了一种相对平衡的治理机制，有望成为大学治理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四）D型：市场主导型
D型治理模式，即市场主导型治理，政府在大学管理上的干预相对较少，大学更多地受到市场竞争原理和实用主义以及功利主义的影响。政府主要通过监管和评估等方式确保大学的质量，大学更注重培养适应市场需求的人才，强调其社会责任和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市场竞争成为D型治理模式的主导因素，大学需要适应市场变化，提高绩效，吸引学生和来自企业及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投资。职业和专业培训以及实用性课程成为关注焦点，科研活动也更加受市场需求变化的左右。
D型治理模式几乎完全受市场变化的影响，注重企业化管理和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以激励大学提高绩效。在全球范围内，D型治理模式的典型代表是美国的私立大学体系。这些大学依赖学费、捐赠和研究经费等市场化运作方式，强调自主权和竞争力。同时，这种模式也在近年来影响了其他国家，如日本和韩国的一些私立大学。采用D型治理模式的大学通常依赖收费等市场化运作模式，强调大学的竞争力和自负盈亏。董事会在大学的战略制定和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确保学校能够适应市场变化。近年来，英国和澳大利亚的一些公立大学也受到D型治理模式的影响，这种市场导向的模式要求大学接受更多的自费留学生，更好地满足雇主和社会的需求，提高就业率和大学的社会和国际声誉。
显然，D型治理模式强调市场竞争和效率，对市场变化高度敏感。在这种模式下，大学被视为经济体系的一部分，需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生存和发展。市场原理影响大学的运作，大学注重满足社会和企业的需求。在大学内部治理机构中，董事会的作用愈发凸显，确保大学能够灵活应对市场变化，提高绩效，实现自负盈亏。
在D型治理模式中，市场竞争是推动大学发展的核心动力。大学需要在市场中找到自己的竞争优势，吸引更多学生和资源。这就要求大学更加关注市场的变化，调整课程设置，提供符合社会需求的专业培养，以确保毕业生具备就业竞争力。董事会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制定战略规划，确保大学适应市场需求，实现可持续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D型治理模式下，大学的自主权相对较高，可以更灵活地应对市场变化。这为大学创新提供了空间，可以更加快速地调整课程、招生计划甚至研究方向，以适应社会和市场的需求。然而这也带来了挑战，过度关注市场需求可能导致对纯粹学术研究的忽视，影响大学的综合发展；大学过度依赖市场机制，可能使其在应对社会问题、公共利益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在推行D型治理模式时，需要平衡市场竞争和社会责任，确保大学在市场化的同时能够实现其教育和研究使命。
总之，D型治理模式的市场主导特征为大学治理带来了极大的灵活性和竞争力，同时也给大学带来了如何在市场化的环境中保持学术导向和履行社会责任等挑战。
（五）E型： 网状组织型
E型治理模式，即网状组织型治理，政府的干预相对较少，大学更依赖于内部协商和自我管理。政府可能提供基本支持，但不直接干预大学的运作。社会对E型治理下的大学期望更具灵活性，能够满足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大学需要更好地响应社会需求，实现共同治理，确保决策的多元参与。在E型治理中，市场并非主导因素，而是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决策。大学更强调合作而非竞争，关注社会利益和公益性，而非单一的市场成功。
20世纪90年代以来，E型治理模式强调多个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合作和决策，基于相互协商和信任，不同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大学的决策，实现治理的多元化。在这种模式下，许多相互独立的利益相关者通过协商和理性思考来实现公共利益，形成自我规范。
在挪威，一些大学尝试采用E型治理模式。大学管理结构中涉及学生、教职员工、行政人员等多方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决策。尽管在理论上具有吸引力，但在实际中尚未找到充分成功的案例。这种模式促进了更加平等和民主的治理，但需要各方之间的协商和信任，需要平衡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权力。未来是否会出现更多的E型治理模式，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实践。
简言之，E型治理模式体现了一种去中心化、多元参与的治理理念，强调大学作为社会组织需与各方面建立共同理解和信任，以实现共同的治理目标。然而，这一模式的实施面临一系列挑战，如如何平衡各方利益、确保决策效率等问题。未来，随着实践的深入和经验的积累，E型治理模式或许会找到更为有效的运作方式，成为大学治理的一种创新实践。
毋庸置疑，大学治理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历史、文化、政治体制、经济水平和全球化趋势等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A型治理模式来说，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初期阶段。在这个时期，大学被视为学者行会，强调学术自主性和学者在大学决策中的主导地位。这种治理模式注重学术导向，强调知识的发现和传承。然而，随着社会的演变和全球化的趋势，A型治理模式逐渐面临新的挑战，尤其是在应对市场竞争和国际化的大背景下，部分大学可能在维持学术自主性的同时引入更多市场机制。
B型、C型、D型和E型治理模式的兴起与近代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密切相关。在B型治理模式中，政府成为大学的创办者和管理者，直接参与大学的管理和财政拨款。这种模式反映了国家对大学的高度干预，旨在确保大学服务于国家的需求。C型治理模式强调政府和社会的合作，大学需要根据社会的变化产生对社会有益的研究成果。这种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兴起，旨在平衡政府和社会的需求，强调大学对社会的开放和与社会的互动。D型治理模式突出市场竞争和效率，政府在大学管理上的干预相对较少，大学更多受到市场竞争原理的影响。在E型治理模式中，政府的干预较少，大学更依赖于内部协商和自我管理。
政治体制对大学治理模式的选择产生深远影响。在一些国家，政府通过集中式的管理体制干预大学，而在另一些国家，政府可能更多地采取分权的方式，鼓励大学自主决策。这反映了不同国家政治体制的差异，以及对于大学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定位的不同理解。例如，在采取B型治理模式的国家，政府在大学的决策和管理中起到主导作用，通过提供资金和指导确保大学服务于国家的战略需要。
经济的发展水平也是影响大学治理模式选择的因素之一。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市场导向的D型治理模式可能更为突出。这是因为在这些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大学更加注重市场机制，提高绩效，吸引学生和企业的投资。反之，在一些新兴经济体中，政府和社会合作的C型治理模式可能更具吸引力，因为这有助于平衡大学的经济可持续性和社会责任。这种模式要求大学更好地满足社会的需求，确保教育和研究活动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
全球化趋势对大学治理模式的影响愈发显著。顶尖大学之间的竞争和国际合作日益增加，这推动了一些大学更加注重国际声誉和研究水平。这与A型治理模式中强调学术导向的特点相符。在全球化的时代，大学需要更广泛地吸引国际学者和学生，参与国际合作和研究项目，这使得学术自主性和创新成为维护大学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总之，每种大学治理模式都在特定的时代和环境条件下产生，并在社会的发展中发生演变。为了更好地适应当代社会的需求，大学治理模式需要在维持学术自由和创新的同时，平衡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未来，随着全球化和国际竞争的加剧，大学治理模式可能会继续演化，淘汰和修正旧的模式，产生新的模式。由此，大学需要持续不断地进行改革，以找到更加适应时代发展的治理模式。
三、大学治理的全球发展趋势
随着全球化和国际竞争的不断加剧，各国和地区的高等教育体系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全球大学治理变化的主要特征和发展趋势充分反映了这一时代的动态演变，以下通过具体国家和院校案例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探讨有关大学治理全球发展趋势及其特征。
（一）大学治理理念呈现一定程度的趋同化
全球范围内，大学治理趋同化现象在国际竞争中变得愈发明显。越来越多的国家在采取政府与社会协调模式的同时，还适度地引入市场主导模式的部分要素，提高办学效率，尤其是大学的全球竞争力。例如，英国和澳大利亚等摈弃以往学者主导型模式，引入董事会制度和吸收更多外部高级管理人员参与校内治理，以更灵活地满足市场需求；中国、日本、韩国和马来西亚等国家也改革传统的政府主导型模式，积极面向社会办学，适度地基于竞争，提高办学效率，并参与国际竞争。
（二）政府干预和院校自主性增加
伴随知识经济社会的发展，各国越来越重视大学在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同时也越发关心和参与大学治理活动。相关研究表明，各国政府的介入程度有所不同，影响大学的运营和决策程度存在差异，各国在权衡政府参与或介入与保持大学办学自主权方面采取的对策各有特点，同时这种权衡关系在不同国家也产生不同的效果。以英国为例，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学治理结构发生显著变化。政府通过一系列法规，例如1992年的《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法》等，不断强化对大学的监管和质量保证。此外，政府还通过第三方拨款机构控制资金分配来对大学进行管理。相比之下，瑞典大学享有更大的自主权，尤其在财务和人事决策方面，瑞典的高等教育系统更注重大学的自主性。政府的介入主要集中在提供经济支持和设定战略方向上，为大学在学术和管理领域提供更高的自由度。这一模式强调学术自主性和创新，同时也给予大学更多责任。
（三）高校领导角色的改变
大学管理人员的角色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校长等校级管理人员的遴选和任命等标准不再仅仅强调学术领导力和学术声誉。以美国的哈佛大学为例，哈佛大学以往的校长通常由杰出的学者担任。然而，近年来，哈佛大学的校长也需要具备更强的管理和战略决断力，以应对复杂的大学治理和运营需求。多伦多大学等加拿大大学近年来也更加重视校长的管理经验和领导能力。这一趋势在全球范围内都有所体现，大学管理人员或领导者需要在学术领导和管理决策之间找到平衡。大学领导的角色正在由传统的学术领导向更强调管理和策略能力的方向演变。校级管理人员，尤其是校长不仅需要具备卓越的学术背景，还需要具备极高的组织管理和战略规划能力。这种角色的演变体现了大学治理在适应变革和应对挑战方面的需求，以更好地履行其在社会中的使命。
（四）大学治理结构的变化
尽管大学治理越来越受到来自社会与市场的影响，其理念呈现一定程度的趋同化现象，但并不意味着各国大学治理结构单一化。近年来，大学治理结构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也出现了多样化趋势。例如，美国许多大学将学者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结合起来，实施的共治模式便是较为典型的案例。荷兰的大学治理结构采用董事会模式，董事会由来自不同行业和领域的成员组成，负责管理大学的财务和战略规划。与此同时，学术事务仍然由学术委员会和学者们管理，以保持学术自主性。这种结构的多样性既体现了大学治理的专业性，又保留了学术共同体的自治权。
（五）质量保证和外部评估成为重要手段
质量保证和外部评估在大学治理过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管是侧重采取学者主导型，还是政府主导型，或者市场主导型模式，通过外部评估或第三方评估，保证和提高大学办学质量已成为构建良好大学治理制度的重要手段。这不仅体现在欧美等注重市场调节的国家，在欧洲大陆以及东亚等重视政府主导型的大学也纷纷构建外部或来自第三方的独立评估机制，不仅关注学术水平，还注重大学的社会责任、科研影响力以及国际竞争力的提高等。
（六）大学治理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在上述理念和部分手段出现趋同化的同时，全球大学治理也呈现出一定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在治理结构、决策过程和利益相关者参与方面表现尤为明显。例如，德国大学强调学者自治和学术自主性，英国趋向市场化和政府监管，而中国显然在治理结构、校级领导任命、决策过程和利益相关者参与方面与其他许多国家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多样性不仅反映了社会经济和高等教育制度上的差异，更反映了不同国家对于大学在社会中的定位以及发挥作用的不同认识。
全球大学治理正面临不断变化的环境，适应性发展成为主要趋势。各国和地区通过采取多样的治理模式和政策回应，在大学治理实践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格局。这种多元性不仅受到国家传统和文化的影响，还受到全球化趋势和市场化的制约。大学在自主性、组织结构、管理策略等方面都经历了变革和调整，以更好地适应高等教育环境的不断变化。
如上所述，当前全球大学治理发展的主要特征包括政府干预与大学自主性的权衡、全球趋同与国际竞争的双重压力、高校领导角色的演变、治理结构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以及质量保证与外部评估的重要性。这一多面性反映了大学治理所面临的多层次挑战，也揭示了在全球范围内对高等教育变革的共同关切。为了解决大学治理面临的挑战，各国和地区需要在维持学术自主性的同时，加强国际竞争力、质量保证和创新能力。在这一进程中，政府、大学领导者、学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密切合作将是推动大学治理向更加透明、灵活和负责任方向发展的关键。这不仅影响高等教育的未来，也深刻塑造社会的整体进步和可持续发展。
四、结论与启示
首先，本研究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综述，构建了一个多维度的大学治理研究框架，将社会、政府和市场作为主要外部因素，同时考虑了大学层面和学院/系层面的学术和行政系统。这一框架为我们提供了深入理解不同治理层面之间关系的可能，以及它们如何受到外部因素影响的方式。其次，在框架的指导下，本研究总结了五种大学治理模式（A型至E型），通过相关案例，深入描述了不同模式的基本特征，以及其产生和变化的背景。第三，通过国际比较，本研究概括了全球大学治理发展的主要趋势。本研究指出，全球范围内，大学治理表现出趋同化的特征，但同时政府干预和院校自主性增加，大学领导角色和治理结构发生变化，外部评估成为建立良好大学治理制度的重要手段。
有关学术研究的启示包括：首先，采用多维度的研究框架有助于未来学术研究更全面地理解大学治理，深入研究不同社会、政府、市场维度及层面，揭示大学治理体系更为微妙和复杂的方面。其次，本研究呈现了大学治理研究的演进历程，从传统治理模式到新公共管理的兴起。未来的学术研究可以继续追踪这一演进，关注不同时期和地区大学治理理论的变化，以更好地理解其演进轨迹。
有关政策制定的启示包括：首先，本研究强调了全球化对大学治理的影响，政策制定者应认识到全球趋势对本国大学治理的挑战和机遇。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如何使大学更好地适应国际竞争、提高质量、保持学术自主性，并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其次，研究框架的多维度考虑为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政策应全面考虑社会、政府和市场因素的综合影响，以促进大学的可持续发展和更好地履行其社会责任。此外，国家政策和文化背景对大学治理具有深远影响。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大学治理政策时，需要充分考虑国家特色和文化，以确保政策的切实可行性和社会接受度。
有关大学治理院校层面实践活动的启示包括：首先，大学应关注治理结构的灵活性，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高等教育环境。在实践中，可以通过采用不同的治理模型和机制，以更好地平衡学术自主性、政府支持和市场导向。其次，学术机构和行政机构在大学治理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了有效运作，大学应促使学术和管理层面之间的协同作用，确保两者在决策和规划中的有效合作。第三，中国特色治理模式的研究强调了大学的社会责任。大学应在实践中关注社会需求，积极参与社会事务，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最后，随着全球化和科技发展的推进，大学应保持持续创新和改革的动力。在实践中，应不断优化治理模式，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包括以下几方面：首先，虽然本研究深入探讨了全球大学治理的多个方面，但对于某些地区或国家的具体情况覆盖可能存在不足。后续研究应深入挖掘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治理模式，以提供更为详尽和具体的分析。其次，尽管对治理模型和趋势进行了广泛的文献综述，但在某些特定治理模型或趋势的深度探讨方面可能存在不足。后续研究可以有选择地深入剖析和比较特定治理模型或趋势，以获得更深层次的理解。第三，研究框架的建构基于现有文献和理论，但后续研究有望探索更多新兴治理理论或框架，以更好地应对大学治理的复杂性。最后， 由于大学治理是不断演进的领域，本研究的时效性可能受到限制。后续研究可以随着时代的推移追踪最新的治理模式和变革，以更准确地反映当前和未来的趋势。
本文认为，今后需要继续在以下几方面加强相关研究。首先，后续研究应更深入地探讨大学治理在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的平衡。研究者需要关注如何在保持本土文化和传统的同时更好地适应全球化趋势，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领域。其次，随着社会不断变化，可能会涌现出新的治理模式。研究者可以专注于新兴治理模式的出现和实践，以揭示其特点、优势和挑战。第三，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数字化和信息化对大学治理产生了新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深入研究技术在大学治理中的作用，以及如何更好地利用技术促进治理的效率和透明度。第四，将可持续发展理念纳入大学治理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研究者可以考察大学在社会、环境和经济可持续性方面的治理实践，以推动大学向更为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最后，大学治理涉及多个层次，包括国家层面、大学层面和二级学院层次等。未来的研究可以更加系统地研究这些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以全面理解大学治理的运作机制。
（作者：黄福涛，日本广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开发中心终身教授，浙江大学兼职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客座教授，研究方向为大学课程开发、高等教育国际化和大学学术职业的国际比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