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高等教育研究》 2018-12-06
摘要：高等教育国际化是近二三十年来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大潮流。高等教育国际化在促进科学知识、大学教师与学生频繁的国际流动以及国际大学评价标准流行的同时，也使得大学模式的国际传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容易一些。当今时代，高等教育国际化已成为影响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于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大国、正在以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为目标的我国高等教育来说，形成具有特色的中国模式应是面向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高等教育 国际化 大学模式 中国模式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体制改革、教学改革不断深入，政府对高等教育愈加重视，社会对高等教育日益关注；与此同时，高等教育也在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国家实力增长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政府出台的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等为代表的一系列计划与政策，为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制定了宏大的目标，我国高等教育将进入一个新的任务更加艰巨、竞争更加激烈的历史发展阶段。在这一新的历史阶段，毫无疑问，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背景，如何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潮流中把握自我，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的大学模式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近二三十年来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大潮流。高等教育国际化在促进科学知识、大学教师与学生频繁的国际流动以及国际大学评价标准流行的同时，也使得大学模式的国际传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容易一些。一方面，有着悠久传统的高等教育先发国家需要检视自身模式是否适应时代的潮流；另一方面，处在追赶路上的高等教育后发国家则要研习他国经验以提升自己的高等教育水平。
众所周知，西方大学在中世纪产生之后，在传播知识的同时，也在传播着自己的模式。美国比较教育学者菲利浦·G.阿特巴赫认为：“国际性的大学模式在全世界的高等教育发展中，已经发挥了并且还在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任何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确切的历史，都是由许多因素结合而构成的。例如，某一个国家就常因某种外国的影响造成一种历史的偶然。”[在早期中世纪大学的发展过程中，“一种占有主导地位的模式——以教授为主的巴黎大学——在国际上是最有影响的。它基本上确定了世界上各国大学的体制”。19世纪是大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在19世纪，大学不仅实现了近代化，而且各国的大学模式也逐步成形。“19世纪初，出现了两种崭新的大学模式，并开启了对传统大学的根本性变革。”西方学者所说的这两种模式即德国模式与法国模式。在康德、费希特、施莱尔马赫、洪堡等思想家的大学理念影响下，以1810年柏林大学的建立为开端，德国大学开启了近代化的进程，并逐渐形成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德国模式。这种模式“包括了研究对教学的重要性，以及由此形成的用习明纳来补充讲座，进而鼓励以研究为基础的学习，为学生进入专业做准备”。因此，研究与教学相结合、通过研讨与实验将学生引入科学研究等即被人们认为是德国模式的基本特征。“从19世纪末开始，德国模式就成了现代大学的代表，它不仅出现在欧洲，而且也出现在美国和日本。”与德国模式相比，法国模式体现出高等教育发展的另一种趋向。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奠定了法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政治基础，拿破仑取得政权之后建立了一种与中世纪大学有着很大区别的高等教育制度。这一高等教育制度在管理上体现出国家主义、中央集权，在高等教育机构设置上“以专门学院为代表”，成立了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理学院、文学院，加上在大革命时期成立的巴黎理工学院、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等，“如此极度的分化与专门化……与德国形成了鲜明对比”。19世纪下半叶，美国高等教育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对于经历了1870年的人来说，1870年前后可以看作‘美国教育史的新纪元’。”影响美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1862年实施的有关赠地办农业和机械工程学院的《莫里尔法案》，二是德国大学模式。“比其他任何事件更能确立永恒的研究型德国形象的事件是187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巴尔的摩成立。霍普金斯直接象征着德国研究，它的存在触手可及，给人新奇而戏剧化的感觉，即就科学而言，德国并非遥不可及。”这两个因素从不同的方向形塑了美国现代大学的特点，即“实用型公共服务的目标、纯粹德国模式的抽象研究的目的”，在此基础上逐渐成形的美国模式在20世纪中叶之后对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虽然经过上百年的发展，许多国家的大学模式已经基本形成，模式的内在规定性成为各国大学特色与差异的基础，各国大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着模式的历史惯性，但高等教育国际化赋予了社会机构中最具国际色彩的大学更多、更强的流动性，使得许多国家在检视本国的高等教育与大学发展时，更加关注其他国家，尤其是高等教育质量、水平居于领先地位国家的大学模式，他国的经验往往成为本国大学改革与大学模式修正的参照系。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高等教育国际化浪潮日渐高涨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中找到例证。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高等教育开始了一轮新的改革。改革虽然涉及大学课程、质量评价、教师制度、治理结构等众多领域，但从中可以看到一条主线，即通过修改政府的政策、制定新的法律，调整政府与大学，尤其是与国立大学之间的关系，使大学具有更多的办学自治权。2004年实施的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毫无疑问将这一轮改革推向了新的高潮。日本著名高等教育研究学者天野郁夫认为：“法人化的实施，使日本国立大学迎来了其130余年发展历史上最大的变革期。”国立大学法人化给日本国立大学所带来的变革，从实质上讲是大学模式的一次修正或改造。日本近代大学制度是在学习德国模式的基础上形成的，德国大学的理念、组织、制度被深深地植入日本近代大学体制中，尤其是大学自治的理念与制度。长期以来，日本国立大学所秉持的大学自治理念与制度的底线，是大学以外的机构、组织不能干涉大学内部的教育、研究等事项。例如，1969年日本政府为了结束“校园纷争”，恢复大学的正常秩序，制定并由国会通过了《关于大学运营的临时措施法》，这一法案遭到了大学界、学术界的反对。日本学术会议在其发表的《关于大学运营临时措施法案的意见》中认为：“法案第7条、第8条包含了许多涉及宪法的重要问题。毫无疑问，教育和研究是大学的核心机能，应由各学部负责自主决定。这意味着有关教育、研究事项的学部自主性和人事上的自主性一道构成了大学自治的核心内容。可是法案第7条、第8条完全无视有关教育、研究事项的学部自主性，规定可以由外来的权力单方面决定停止教育和研究活动。这样的规定怎么能说是不侵害大学自治呢?”因此，日本国立大学内部事务的决定权一直是由评议会、教授会等教师组织掌握的。然而，这一大学自治的模式在国立大学法人化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除了赋予国立大学法人地位、调整政府与国立大学的关系之外，在大学内部则是改变了大学治理组织与结构，而大学治理组织与结构改变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国立大学的治理与办学。《国立大学法人法》规定，实施法人化改革后的国立大学的运营体制是校长负责，法人组织“理事会”为学校法人的最高权力机构，“经营协议会”与“教育、研究评议会”分别为学校经营事项和教育、研究事项的决策机构，且“理事会”与“经营协议会”的成员必须包括校外人士，“经营协议会”中的校外人士须占成员总数的一半以上。这一改革打破了百余年来日本国立大学模式中校外人士不得介入大学内部事务的传统，而且从中隐约可以看到美国大学模式的影响，尽管日本国立大学的内部治理与美国大学的内部治理以及日本国立大学的理事会与美国大学的董事会之间有着较大的区别。
二、高等教育国际化之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意义
高等教育国际化不仅表现在科学知识、大学教师与学生在各国间的大量流动上，而且随着国际大学排行榜的流行，大学办学的国际标准成为各国大学努力的目标，它又进一步促进着国际化的深入发展。高等教育国际化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意义，至少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一简略概括。
首先，高等教育国际化促进我国高等教育进一步扩大开放，中外人员交流规模不断扩大。由此，高等教育国际化本身成为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特点之一。据教育部统计，2016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54.45万人，其中国家公派3万人，单位公派1.63万人，自费留学49.82万人。2016年度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43.25万人，其中国家公派2.25万人，单位公派2万人，自费留学39万人。从1978到2016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458.66万人。其中136.25万人正在国外进行相关阶段的学习和研究；322.41万人已完成学业，265.11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占已完成学业群体的82.23％。我国在成为世界留学生输出主要国家的同时，也正在成为留学生输入的重要国家。据教育部统计，不含港澳台地区，2016年度共有来自205个国家和地区的442773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829所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学机构中学习，比2015年度增加45138人，增长比例为11.35％。
其次，高等教育国际化促进我国大学在加强与国外大学的交往中进一步吸取其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深化高等教育改革。众所周知，大学办学，尤其是高水平大学的办学需要充足的人、财、物等基本条件，其中人的因素起着一定意义上的决定作用，即师资水平是大学办学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没有高水平的师资很难办成高水平的大学。因此，如何选聘教师、培养教师，形成一支结构合理的高水平师资队伍，是各国大学在办学过程中必须时时面对的重要课题。由于大学发展历史、大学文化等的差异，一些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的大学各自形成了不同的大学教师人事制度。而且伴随着大学教师市场的国际化及其竞争的日趋激烈，大学教师人事制度改革也在许多国家的大学中不断进行着。近年来，美国大学的终身教职制度在我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1915年成立的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University Professors,AAUP)，为保护大学教师的学术自由，呼吁大学实施终身教职制度。之后在美国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成型、实施的终身教职制度，不仅在保护大学教师的学术自由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成为选聘优秀教师、保证教师质量、形成高水平师资队伍的重要人事制度。因为新人职的教师如果进入了终身教职轨，必须在6年左右时间内，在教学与科研方面通过学校考核获得终身教职，不然则只能另寻他职，也就是所谓的“非升即走”。在我国实施“双一流”建设、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过程中，大学师资队伍建设同样十分重要。大学人事制度改革，是近些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领域之一。不过，长期以来我国大学人事制度改革聚焦的是聘任制度、晋升制度、薪酬制度等，涉及对象主要是已经在大学中任职的教师。最近，一些高水平大学的人事制度改革则将范围扩大到新教师的选聘上，类似于“非升即走”的制度正在这些大学中逐渐建立起来。
第三，高等教育国际化促进我国大学更加注重教育、科研质量与办学水平的提高，以提升大学的国际竞争力与学术地位。21世纪初以来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以国际大学评价及国际大学排行榜的发布为显著特征。《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QS、《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等几大评价机构每年发布的世界大学排行榜，对诸多国家的大学尤其是高水平大学的办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大学排行榜的实质，是评价机构用一个尺度，或者说一个国际性的尺度(当然各评价机构的尺度有所不同)去评价不同国家的大学。它所产生的直接结果，是各国大学及政府在思考与制定大学的发展战略时必须将其放在全球的背景下，具有国际性的视野。提升大学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排名)，因而成为许多大学的发展目标乃至一些国家政府的高等教育发展战略。例如，日本政府在2014年推出了“全球顶尖大学项目”(Top Global UniversityProject)，其目标明确为“以提高日本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为目的，与制度改革相结合，重点支持与世界一流大学开展合作、实施大学改革、深入推进国际化的教育与研究达到世界水平的顶尖大学和引领国际化的全球大学”。该项目为期10年，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37所大学入选并获得项目经费支持。我国正在实施的“双一流”建设，毫无疑问也将提升我国大学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作为主要的战略目标。国务院发布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到2030年，更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
三、高等教育国际化潮流中的中国模式
当今时代，高等教育国际化已成为影响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何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潮流中既关注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又保持自己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特色与优势，这是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一大课题。对于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大国、正在以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为目标的我国高等教育来说，形成具有特色的中国模式应是面向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必然选择。
我国是近代高等教育的后发国家，与世界上诸多高等教育后发国家一样，在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多次受到其他国家大学模式的影响。例如，在近代高等教育发端之初，清朝政府学习日本当时的大学模式建立了近代大学制度。1904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在解释大学堂所设八个分科大学时明确写道：“日本国大学止文、法、医、格致、农、工六门，其商学即以政法学科内之上法统之，不立专门。又文科大学内有汉学科，分经学专修、史学专修、文学专修三类。又有宗教学，附入文科大学之哲学科国文学科，汉学科史学科内。今中国特立经学一门，又特立商学一门，故为八门。”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为适应社会制度的变革，培养新中国所需要的建设人才，全面学习苏联成为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各条战线建设的基本方针。时任高等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五年来高等教育的发展成就时清楚地指出：“中央人民政府于1952年暑假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工作，依据苏联高等学校制度，从庞杂纷乱的旧大学中取消院的一级，调整出工、农、医、师范、政法、财经等系科独立建院或与原有同类学院合并集中，并根据培养国家建设各项专门人才的需要，结合各校师资设备等条件，普遍设置各种专业，根本改变了旧的高等学校设置混乱、系科重叠、教学脱离实际的状况，而使学校系科专业设置成为新型而能有效地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虽然人们对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学习苏联模式所建立起来的大学制度有各种不同的评价，但历史地看，其有计划地培养人才的制度适应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建设发展的需要，而且这一制度成为1978年之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出发点和基础，其影响现在仍然存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经过40年的改革与建设，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不仅数量上得到很大的发展，已经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后期，成为高等教育大国，而且水平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为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长时间地受到外国模式的影响、学习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的经验之后，我国高等教育的特色、优势正在逐渐形成。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潮流中，在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下，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形成体系的特色与优势，必须形成富有活力、特色的高等教育中国模式。
何为高等教育中国模式?这一问题近来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有研究者从方法的角度对有关中国大学模式的探讨进行了分类，认为在中国大学模式的研究中存在着“历史文化方法和社会政治方法。这两种方法都强调了中国的独特性，要么关乎传统文化情境，要么基于当下政治社会环境”。在时下众多的探讨中，许美德(Ruth Hayhoe)教授的观点颇具代表性。许美德教授认为，中国大学模式首先应该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优秀遗产继承的基础上。因为中国大学在历史上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汲取；中国大学学习国外大学的先进经验时应注意到西方大学是建立在西方文化基础上的，中国大学应该对之加以分析和借鉴；中国大学模式的兴起并非是对西方大学模式的替代，而应该是一个超越的过程。毋庸讳言，虽然百余年的历史，尤其是近40年来突飞猛进的发展，向人们展示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潜力与可能性以及特色日显的中国模式的轮廓，但由于多种原因造成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的磕磕绊绊、断断续续，学习外国大学模式时的囫囵吞枣、食洋不化，中国模式目前无论在理论研究上还是实践探索中都还处在初始阶段。从已有大学模式的一般概念出发，笔者认为，我们所要形成的中国模式的基本内涵应该包括如下一些内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知识相结合的高等教育理念，适合中国国情、科学合理的高等教育制度，先进、有效的高等教育治理，能够培养出促进社会进步、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大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人才的高等教育体系。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从外部为中国模式的形成带来了机遇与挑战，而中国模式的构建更需要内部的改革与创新。作为一种被广泛认可的大学模式，它不仅要植根于所在国家的文化、教育、制度等社会环境，这是形成区别于其他模式之特征的基础，而且还应在制度、理念等层面对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有所促进、有所贡献。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层面的改革始终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譬如，在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方面，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当前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就是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得过多的管理体制，在国家统一的教育方针和计划的指导下，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世纪之交，在“进一步简政放权，加大省级人民政府发展和管理本地区教育的权力以及统筹力度”的方针指导下，有400余所高等学校由中央部委所属改为地方政府所属，形成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两级管理、以地方政府为主的新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地方政府在高等教育管理中的统筹权不断得到扩大。又如，在高等学校管理制度方面，为适应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需要，人才培养制度、教学制度、人事制度、财务制度等领域的改革持续不断，尤其是近几年来的大学章程制定与建设，将高等学校内部治理及其制度进一步体系化、系统化。制度层面的改革在不断地形塑着中国模式的制度特征。基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长期实践和社会制度环境的大背景，如何使政府的管理更加有效、大学的自主更加有力，如何在政府与大学之间建立起有效政府管理与有为大学自主良性互动的张力，这或许是中国模式构建的一个重要方面。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理念的变化也是明显的，而且理念的改变往往先于实践的进展。例如，从高等教育发展的宏观方面来说，高等教育要适应并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中要突出重点发展、注意分类发展，从人才培养的微观方面来讲，提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创新创业教育等等，这些理念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且在我国的高等教育实践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果从中国模式的高度来看，如何创新适合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并在世界上产生影响的理念，仍然需要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
面向高等教育国际化构建中国模式与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紧密相连的，当今世界上的高等教育强国无不有着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大学(高等教育)模式。因此，在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进程中，形成富有特色的中国模式，将是21世纪上半叶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主要课题。
（作者：胡建华，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