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名誉院长潘懋元

来源：中国教育报   2021-10-11

今年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时指出，要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在高等教育领域，如何按照总书记要求，做好研究？日前，本报记者带着这一问题，对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名誉院长潘懋元进行了专访。

高等教育学科同样需要培根铸魂，立足中国实际

记者：按总书记要求，中国高等教育要不断创新、不断取得新成绩，哪些环节将发挥重要作用？

潘懋元：做学术，要走好中国道路，彰显中国特色，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就是要反对“大空洋”。“大”就是题目大、口气大，经常要“填补空白”，而认为别人的研究一无是处；“空”即空对空，研究的结论纯粹是由理论推导出来的，空话连篇；“洋”就是喜欢搬洋人的话，以壮大自己的声势，整个过程缺少原创。我认为，真正有原创力的理论，必须来源于实践、指导实践。

首先，我们提倡要立足中国实际，开展广泛调查、深入考察、参与教育实践，尽可能使科研成果客观些、科学些，并充分考虑科研成果的可行性，而不是盲目地搬套外国某些人的理论。其次，我们还要认识到理论和实践是有距离的。一种理论要应用到实践，先要把学术理论转化为应用理论，还要把应用理论转化为政策，再将政策转化为措施，才有可能影响具体的实践行动。

高等教育研究要立足中国实际，要不断创新，不能就高等教育而谈高等教育，而是要结合中国的实践，与其他学科融合，进行交叉研究。

高等教育是一个复杂的、多层结构的开放系统，必须运用不同的方法，借助多个学科的力量，才能全面理解高等教育的内外部关系及其规律。

有学者批评高等教育研究缺少独特的研究方法，学科门槛低，边界模糊，导致高等教育学成为其他学科的“跑马场”。也有人指责高等教育研究队伍是“三教九流”，“半路出家”的多，科班出身的少，导致高等教育研究整体水平不高。

前一个批评，我们认为是标准误用所致，即用经典学科的标准来衡量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新建立的现代学科，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建成现代学科是中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方向。

后一个批评，我们认为其在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与其说是缺点，倒不如说是优势。我们高等教育研究中一些很有成就的人才，有的原来是学医学的，还有学艺术的，所以说“三教九流”是好事。

高等教育学多学科研究范式的典型特征在于高等教育研究者学科背景的多样性。在美国、英国、日本和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队伍中有很大比例的学者来自其他学科。我们对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2006—2020年硕士研究生的本科学历背景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在招收的517名硕士研究生中，本科为非教育学背景的有338名，占65%。

在开展高等教育研究过程中，我首次系统阐述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针对少数学者对内外部关系规律存在片面理解和断章取义之嫌，我们认为，教育与社会各子系统之间的“适应”关系包含“受制约”和“起作用”双重关系。因此，高等教育应主动适应社会子系统的发展，这也突破了“就教育论教育”的思维局限。

高等教育学应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

记者：当前，“交叉学科”正式纳入国家学科目录，意味着实质性的学科交叉融合已成为国家行动。在您看来，这对高等教育有什么影响？

潘懋元：2018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启动“智能探索计划”，融合了神经系统科学、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等关键领域的学科，属于典型的交叉学科。交叉学科既可以隶属于“交叉学科”门类之下，也可以收录于“交叉学科”之外的其他学科门类、一级学科乃至二级学科之中。相较于纵向分布、学科界限清晰的传统学科，交叉学科大多为横向交叉融合结构，学科界限模糊，具有较强的成长空间。大量的发明发现，都是在交叉中产生的。

当前，中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54.4%，其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更加凸显，需要多样化的教育理念、投资体系、办学模式、类型与层次结构。

高等教育的本质是专业教育，其根本在于为社会发展培养专门人才。高等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社会子系统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更复杂。高等教育作为一门学科，不仅要研究其一般教育规律，而且更应着重研究一般教育规律在高等教育实践中的问题。高等教育研究需要保持适度开放性，突破本学科的狭隘界限，选择性地汲取其他学科的养分，对多学科知识与方法加以整合。

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典型的开放性社会科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应是主动纳入交叉学科门类，成为其下属的一级学科。今天的高等教育问题，已经不是作为二级学科的高等教育学能解决得了的。高等教育学应成为一级学科，要加强学科间的互动，获得其他分支学科的承认与支撑，做到博采众长、不断突破。

只有以一级学科身份纳入“交叉学科”门类，高等教育学才能有效避免片面性，才能准确描述现状、解释现象，并切实解决现实难题。例如，要破解高校行政化问题，就需要与政治学、管理学来共同协作，在厘清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复杂关系的基础上解决问题。要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就需要借助经济学的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等概念和知识来理解。

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必须释放创造能力

记者：当前，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围堵以及技术封锁，我国面临严峻的“卡脖子”技术问题，这些问题都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能否请您分析一下今后我国的高等教育应从哪些方面发力？

潘懋元：首先，要从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入手，彻底扭转忽视应考者的主体性、自主性，不利于人才选拔的多元化，不利于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等倾向。

其次，要从“破五唯”的角度出发，取消限制人才发展的条条框框，从根本上提升学校的创新能力。现在，大家已经认识到，要“破五唯”，注重教师思想政治与师德考核，注重教育教学工作实绩和贡献，破除SCI至上，边破边立，发挥教师评价“指挥棒”的良好导向作用。但为什么“破五唯”有这么大的难度？因为有了“五唯”，有些领导就不用负责了，因为选人是按规矩来的，有了条条框框，选错了也没关系。如果是领导拍板，万一看走眼了，或者是其他原因，领导是要负责的。在这种条件下，各种条条框框就越来越多，偏才很难被发现。现在我们鼓励创新，也设置了不少奖金，但是，如果都按条条框框来办事，一般的人才也许可以选拔出来，真正特殊的天才往往选不出来。

最后，切实转变重学术、轻技能的思维定势。重学术、轻技能是造成我们国家产业技术发展受限的原因之一。“卡脖子”的技术没有解决，一方面与科技创新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技术工人的整体水平有待提高有关。技术工作待遇不高、地位不高，一直制约着我国从事技术工作的人员整体素质的提高。在这些方面，我们任重而道远，还需要不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