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科学时报 2010—12—07
编者按：
我们即将告别2010年。在年末，让我们一起回顾中国高等教育走过的这极不平凡的一年。
2010年，有未来十年中国教育改革路线图的诞生，有让未来工程师“卓越”起来的计划的启动，有顶尖大学上演的“结盟”大戏，还有求答“钱问”的首届创新中国论坛的成功举办。
“根叔”、“凤哥”让校园内外雀跃不已，我们似乎看到了以学生为主的精神的回归。而南方科大筹办3年还拿不到“准生证”，又让我们不禁为朱校长的“实验”捏把汗。
清华因大楼，“火”了；上海大学的学生因毕业证上不会再有“钱伟长”，哭了；一次次抄袭，让学术良心“黑”了；段永平向人大捐3000万美元，被赞了，张磊向耶鲁捐8888888美元，被骂了。
这些事件，未必能拼出中国高等教育这一年的全貌，但可以从中窥见一斑。
《教育规划纲要》颁布：不仅仅是一纸规划
事件回放：
备受关注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于2010年公布，这是一份未来十年中国教育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作为中国进入21世纪后的第一个教育规划纲要，《教育规划纲要》研究制定于2008年8月启动，2010年3月1日，《教育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发布，并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历时一个月。
2010年7月29日，新华社受权发布《教育规划纲要》，其由序言、总体战略、发展任务、体制改革、保障措施和实施组成，共22章、70条，约27000字。
《教育规划纲要》提出了今后10年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目标：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根据《教育规划纲要》，我国将开展人才培养体制、考试招生制度、办学体制、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建设现代学校制度，扩大教育开放。
据统计，在征求意见稿发布时，有21处“逐步”。正式文本中“逐步”减少为18处。其中，比较关键的减少为，将征求意见稿中的“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修订为“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据分析，这里少了一个“逐步”，无疑体现了取消学校行政级别，改革学校行政化管理模式的坚定决心。
点评：
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周远清总结了《教育规划纲要》的四个亮点：第一个亮点是目标非常明确，开宗明义讲要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把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作为纲要非常重要的目标。第二个亮点是要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的高水平高等学校。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的大学，建设一批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学。第三个亮点是各级各类教育都把提高质量作为重点，作为改革发展的核心。第四个亮点是整个教育要上一个新的台阶。到2020年要基本普及学前教育，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90%，这对中国来说是很大的提高。
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认为，《教育规划纲要》不可能一揽子解决所有问题，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正处在迅速、巨大变化中的国家。但国家这么重视，至少在规划制订过程中了解了公众对教育的期望和一些特别希望解决的问题，纲要中多少有所涉及。有了措施，对教育绝对是个推动。但教育现代化的目标，仍然任重道远。
而人们更为关注的是，目前《教育规划纲要》所设定的教育发展和改革目标、举措能否真正落实。对于已经确定的改革目标，进一步明确改革的主导者、途径与手段，加快推动其实施的进程，显得至关重要。
高校结盟自主招生：减负？加码？
事件回放：
2011年高校自主招生引起广泛关注：短短数天，“清华系”7校、“北大系”13校、“理工系”8校，近30所中国顶尖大学上演了一场“结盟”大戏，呈“三国鼎立”态势。
2010年11月21日，北京大学(含医学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和香港大学7所综合性知名大学宣布，在2011年实行联合自主招生。随后，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6所综合性大学决定，参加2011年中国综合性大学自主选拔录取联合考试工作。13所综合性大学也同时发布了自主选拔录取联合考试时间，定为2011年2月20日。
2010年11月25日，北京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东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天津大学、同济大学、西北工业大学8所高校宣布，将在2011年的自主选拔录取中实行联考，将联合命题、统一组织笔试并共享考试成绩。
2010年11月26日，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7校确定了2011年自主招生统一考试时间为2月19日。
2010年11月，北大11位教授就本科招生致周其凤校长的一封公开信，建议进一步加大本科招生改革力度，尝试采用“高考成绩与本校专家面试相结合”的招生选拔方式，或许具有突破性意义。
点评：
有评论指出，三大阵营联考确实可以减少考生“赶场”的次数，但另一问题也随之产生，一个联考同盟内的成员越多，联考规模越大，对考生而言，这一考试的重要性也就越大，为之付出的精力自然也会越多。而最让人担心的是，所谓自主招生联考，不过只是应试教育的加码。
高考研究专家王极盛认为，相对于过去“一考定终身”的模式，以联考为模式的高校自主招生无疑是一种进步。至于选择，首先家长要了解孩子，不要什么机会都不放过，要根据孩子的志向、兴趣、抱负、特长，包括家里的情况综合考虑去选择。
似乎每项有关高考改革的措施出台或提出后，都会承受好评与质疑的煎熬。有评论指出，能否建立灵活、多元的招生制度，不仅关系到人才选拔，而且对基础教育改革也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因此，在一片质疑声中也能听到另一种呼吁：应当赋予高校自主招生更大的空间，使更多的“偏才”、“怪才”脱颖而出。作为一项招生新政，高校自主招生在很多方面还需要完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一味地求全责备，不如以一种平和的心态，使其“走两步”看一看，看看这条道能否走得远，走得通。
“卓越计划”启动：造就卓越工程师
事件回放：
“拥有最好工程人才的国家占据着经济竞争和产业优势的核心地位。”美国工程院院长查尔斯·韦斯特如是说。
目前，我国开设工科专业的本科高校1003所，占本科高校总数的90%；高等工程教育的本科在校生达到371万人，研究生47万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工程教育大国。如何能够让中国的工程师“卓越”起来，已成为工程教育界乃至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
2010年6月23日，教育部启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简称“卓越计划”），旨在“面向工业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造就一大批创新能力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质量各类型工程技术人才，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坚实的人力资源优势，增强我国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国力”。
“卓越计划”实施的专业包括传统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相关专业，将适度超前培养人才；实施的层次包括工科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三个层次，培养现场工程师、设计开发工程师和研究型工程师等多种类型的工程师后备人才；实施期限为2010年～2020年，参与计划的全日制工科本科生要达到10%的比例，全日制工科研究生要达到50%的比例。
点评：
天津大学校长龚克指出，要使今天的大学生成为将来的“卓越工程师”，必须打牢综合素质基础。
龚克认为，所谓“卓越”就是素质高，要在素质教育的框架中结合工程人才的特殊要求来确定“培养要求”；其次，必须形成开放的培养体系，向社会开放、向世界开放；最后，必须突破评价瓶颈。
教育部副部长陈希指出，产学研结合是工程教育的本质要求，高校要从学校的内部培养走向开放的校企合作培养。
中南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黄伯云心目中的“卓越计划”有一个关键词——实践。“实践不仅能使学生增长经验、把学到的知识与社会需求对接，而且能够触动学生心灵，使其产生开拓创新的激情。经过实践历练的学生拥有的是活的能力，而非死的知识，正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中国工程院院士左铁镛坦言：“工程教育普遍缺乏创新性和实践性，一直是困扰我国高等工程教育改革与发展多年的难题。”
左铁镛表示，过去，我们的高等工程教育模式深受苏联、美国以及德国等诸多国家的影响，现在我们更需要在借鉴国外优秀经验的同时，主动探索适应我国国情的工程科技人才培养模式。从根本上讲，实施“卓越计划”，不仅是工程教育的事，更是中华民族振兴大业的需要，需要科技界、教育界和企业界携手合作，共同应对。
首届创新中国论坛举行：求答“钱问”
事件回放：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2010年10月30日，钱学森逝世一周年之际，由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为论坛主席，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中国海洋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科学时报社共同主办的首届创新中国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来自教育界、知识界、学术界的专家学者围绕如何培养创新人才这一主题，各抒己见，试解“钱学森之问”。
李政道在会上就创新之道发表主旨演讲，从办学模式、教学方法、治学态度等方面探讨了创新人才的培养，很好地回答了“钱学森之问”，发人深省。
李政道从钱学森的求学经历讲到自己的成长之路，他认为，培养创造科学和发明技术的人才，需要“一对一”的精英教育。
李政道还提到芝加哥大学的许多优秀教授在科学研究方面给了他很多启迪。“费米特别注重培养博士生独立思考的精神，会花很多时间来提高学生的科研兴趣。这种教育影响了我一生。”
谈及自己的创新思维，李政道认为与自己在浙大和西南联大的教育经历密不可分。“虽然抗战时期国内的教育环境很艰苦，但我们国家却培养了很多杰出的科学技术创新人才，这段历史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贡献已经成为大学的必然使命。2010年围绕“创新”的讨论不断，继首届创新中国论坛后，第五届民盟高教论坛也以“大学创新”为主题，探讨了大学的创新引领作用。
点评：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李政道所称的“一对一”，说白了就是导师制。它的作用在于，通过学生与导师共同的学习、生活，习得良好的学习习惯、学术规范，以及明确自己的人生规划。
“建立真正的导师制，包括在本科生教育中，也探索配备导师，这应该是提高大学教育质量的一条必由之路。”熊丙奇说。
对于李政道提出的“要创新，需学问，只学答，非学问，问愈透，创更新”，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杰认为，尤其对中国学生来讲，提出问题和发现问题的能力其实是创新能力最重要的基础。“解决问题的能力应该是解决问题的系统方法，而不是题海战术，不是要求学生把一切问题都在课堂上解决。”张杰强调。
为什么现在的大学再也创造不出西南联大的辉煌？中国工程院院士秦伯益就指出，从“李约瑟之谜”到“诺贝尔奖情结”再到“钱学森之问”，都反映了大学精神的缺失。
秦伯益说：“联大的成功在于它的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它不在乎千百人唯唯诺诺地说一样的话，而珍惜有识之士能振振有词地发表自己的独到见解。”
人大获最大单笔捐款：期待教育捐赠常态化
事件回放：
2010年2月28日，正值元宵佳节，中国人民大学获得一笔总额高达3000万美元的巨额捐赠，约合人民币2亿多元。这是中国高校接受的最大单笔捐款之一。这笔捐款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校友、著名企业家段永平、刘昕夫妇。
据悉，此次捐款中的1550万美元用于设立等额配比基金，这是段永平借鉴国外大学基金运行经验，引入中国的一种新的慈善基金捐赠和管理机制。此外，1000万美元设立心平自立贷学金、心平留学贷学金，400万美元捐助新图书馆建设，50万美元捐助人大新闻学院设立“摄影和视觉传播研究发展基金”。
资料显示，段永平于1986年至198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攻读数量经济学研究生。1989年他南下广东创业，曾以创立“小霸王”和“步步高”两个知名品牌而闻名全国；2001年，段永平赴美开始投资生涯，现任步步高集团董事长。段永平夫人刘昕于1986年至1990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现为心平公益基金会发起人。
点评：
段永平巨额捐款在引发赞叹的同时，也有人将其与向耶鲁大学捐款8888888美元的张磊比较。同为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生，一者向国内大学捐款，一者向美国名校捐款，两个人互为参照，引发网友热评。
段永平坦言，作为一个捐款人，自己的压力其实很大，很多人会问一些奇怪的问题，比如“为什么把钱捐给这个学校而不是别的学校”等等。有过多次捐资经历的段永平还表示，国内往往对捐资行为“重视过分”，但慈善机制却不健全。
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需要相应配套措施的跟进，师资、教室、学生宿舍、教学设备等方面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有效的捐赠机制可以使个人、企业、社会团体共同分担高等教育成本，他们不仅带来了大量的高等教育发展所需要的经费和其他物质资源，更促进并形成了高校特有的文化传承。创造适合社会捐赠发展的宏观政策环境，建立有效激励社会捐赠的制度体系是必由之路。
目前我国高校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社会捐资和集资办学经费、学杂费、其他经费四大类。作为教育经费的一个重要来源，我国目前高校经费中来自捐赠的还不多。
在美国，大学捐赠基金占高校预算的很大比例，常青藤院校高达25%～45%。而我国大学社会捐赠规模不到美国的1%，这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极不相称。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教育捐赠不但规模小、方式不规范，而且政策法规不配套、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因此，我国目前的绝大多数捐赠行为都还是“回报社会、造福桑梓”的慈善行为，而不是一种常态化的社会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中美两国大学在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上有很大不同，但美国对于社会教育捐赠的运作思路和方法仍值得我们借鉴。只有完善相关税收制度、建立起有效的教育捐赠激励机制，才能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开展大学社会捐赠的积极性，让社会教育捐赠常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