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国外研究生教育动态》2011年7月

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高等教育及科研对经济的发展作用巨大。于是，大学努力扩大博士教育的规模。正如一位学者形容的那样，“培养博士已如同种植蘑菇了”。

诚然，从某些学科来看，博士教育规模的扩大带来了大量优秀的研究成果。在经济大好的形势下，某些博士毕业生迅速找到了不错的工作。但是，问题也层出不穷。一方面，无限制的规模扩大将会降低博士生的质量；另一方面，许多杰出院校的博士毕业生在经历了5或10年低工资的博士后工作阶段后，仍很难获得终身学术型岗位。在未考虑人才市场需求的情况下，很多国家的科研基金推进扩大了博士和博士后教育的规模。教育变成了科研资金导向而非就业市场需求导向。

对于自然科学的博士而言，学术界以外也有很多适合的工作岗位，但倘若学生的职业目标是成为银行家或教师，几年的博士研究生涯显得有些不必要。出于对惨淡就业前景的广泛担忧，一些优秀学生主动放弃了博士学习机会。

变化势在必行，政府能够做的一项工作是调整教育供给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职业需求：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选择性地扩大招收某些紧俏专业的博士生。第二项工作是改革博士教育本身：从学习的一开始，学生和导师便清楚的了解未来的职业方向，并从始至终为之努力；除了从导师那里获得传统的对于批判性思维和分析能力的训练，学生还将学习到管理知识、沟通技巧、领导学及其他可转换技能，并有机会出国外学习半年至一年。

博士生教育体系亟待改革

近日，学者马克·泰勒（Mark C. Taylor）在美国《自然》杂志上撰文表示，目前有太多的博士生课程项目为就业市场培养了过多的博士，当下急需关闭其中一些，并对剩余课程项目进行改革。

美国及其他许多国家的博士生教育体系正面临崩坏，需对其进行重构。目前博士生教育的现实是：对于这些已在学位上花费了12年时间的人来说，事实上只存在极少数的工作机会。而大学也正面临日益严峻的财政挑战。举例来说，大部分美国高校仍未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投资损失中恢复过来。州政府及联邦政府的财政支持也巨幅缩减，因此高等教育机构已不能承担如此多数量的博士课程。

泰勒就此问题提出两项可靠方案：要么彻底对博士课程进行改革，要么就此停办。必要的改革措施应当基于课程与机构两个层面。许多博士生课程无法充分服务学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其过于专业化，课程内容支离破碎且与学术之外的世界日益隔离。若博士生教育要在21世纪继续生存，大学就必须打破各自分离的学科领域间的壁垒，并设立能够孕育跨学科研究与交流的课程项目。这些解决方案旨在剔除那些不适当与过剩的课程项目。为促进改革，大学应当抛弃由恶性排名体系而引起的过度竞争，并发展能够培养合作的架构与程序。这将会使其能够共享教职员、学生及资源，并有效提高教育机会。

尽管有意义的改革对于高等教育各个层次来说都是必要的，但其必须从最顶层，即从几乎所有学科领域的博士生课程项目的彻底改革开始。泰勒表示：儿童、国家以及全世界的未来都取决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更好地应对这一挑战。

博士培养应借专业资格培养前车之鉴

目前，专业院校尤其是法学院正面临着毕业生过剩的情况，而这也是困扰博士培养数十年之久的问题。年轻科学家数量上的反弹迫使学术机构承认，其所培养的博士数量已远远超过学术界终身教职所能容纳的数量。更重要的是，拥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事实上能够在学术界之外找到更令人满意与更具价值的职业。

日前，学者彼得·费斯克（Peter Fiske）撰文称，高等学位前景已不如前，但科学家们能够从那些专业学位获得者的艰辛中有所借鉴。费斯克认为，年轻的科学家及其学术机构可以从那些新进律师和医生所面临的困境中吸取教训。

第一个教训是质量至关重要。法学院毕业生的悲苦境况大多源于其参加了较低排名的课程项目，因此，那些欲申请攻读学位的学生应当仔细挑选并询问每个学位项目关于毕业生职业路径的真实数据。第二个教训是债务举足轻重。这一方面学术学位毕业生就与医学及法律专业学生不同，美国几乎所有学术博士项目以及世界许多其他国家的学术博士项目，都向其研究人员提供津贴。因此他们可以不必像医学及法律专业学生一样，在毕业时以一张包含数年学费的巨额账单而告终。但费斯克认为最重要的一个教训在于，没有一项高等教育学位项目能够保证其毕业生拥有稳赚不赔的就业，而更广泛的训练将对研究生的就业机会有所帮助。那些聚焦于交流、商务基础以及公共政策等领域的研讨会对提高博士研究生的能力并促进其就业前景将大有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