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科学报  2014-06-26

“一纸劝退书，两行清泪流。”这大概是每一名被劝退的大学生所要面临的情境。最近，山东某高校本科生王威很不幸地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王威玩网游可以两三个晚上不回寝室，期末多科成绩“亮红灯”。尽管辅导员、班主任多次提醒过他，但那个时候王威打网游已经“病入膏肓”，“只要回到宿舍或看见电脑，立刻投入到网游中的‘战斗’中去”。

如果能在“病入膏肓”之前，打消王威的放纵与懈怠，很可能就能拉他一把。而这更多地需要高校想办法。日前，浙江省教育厅公布了《关于切实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学业指导和管理的意见》，要求从2014年9月起，浙江高校建立健全学业预警和退学制度，班主任、辅导员和任课教师要按分工，主动关心学生学业的修习情况，进行定期通报和提示。

那么，大学设立学业预警有哪些必要性？学业预警应当包括哪些内容？又该怎样发挥效力呢？

“不带装备爬喜马拉雅山”

像王威这样被劝退的大学生每年都不在少数。据不完全统计数据显示，每年高校平均拿不到学位的学生有一两百人，毕不了业的有20至50人。他们当中或因痴迷网游导致挂科，或因外出打工耽误学业，或因生理、心理疾病跟不上学习……

事实上，每所高校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一批学生，他们一离开中学、父母身边就陷入不知所措、无人监管的状态。有学者用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人质情结”）来解释这种“依赖性”，即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奇特的心理依赖性，同理，被应试教育“绑架”的学生会因离开应试教育感到六神无主，一时间无的放矢。

然而，大学是自由的，后果却要自己承担。浙江科技学院校长叶高翔表示，由于沉迷网络、盲目兼职等情况导致学习困难的学生，在一年级或二年级时对学业进展并不敏感，以为后面机会还很多。拖到大三以后，发现自己不能毕业，或是挂科太多面临退学，这时再紧张起来，已经为时晚矣。

“没有学业预警制度，就像没有提供任何装备让学生去爬喜马拉雅山。”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元培学院副院长卢晓东说，高校不能突然告诉家长，你的孩子要被劝退或是无法毕业，这对于任何一个家庭都是很难接受的事情。“退学结果的发生通常是一个过程，高校要把这个过程分析出来呈现给家长及学生本人，这才是对学生负责。”

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学生的学业管理，及早提醒、点拨自控能力较差的学生，成为越来越多高校的“必选动作”。记者了解到，自2005年《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颁布以来，许多高校陆续建立起相应的学业管理制度，进一步监测“风暴来临前的异象”。

此番浙江省教育厅强调高校加强学业预警，在卢晓东看来，更大的意义在于提示高等学校在扩招结束后需要进一步完善学业管理制度、补缺补漏。因为“学业预警是高校教学管理的基础性制度之一，没有预警将是制度的重大缺失。”

学业预警应各有侧重点

那么，作为高校的基础性制度之一，学业预警又该包括哪些内容呢？不同高校的做法各有侧重点。

以北大为例，学生GPA（平均成绩点数）一旦低于2.0（相当于平均分70分左右），学校就会形成两份有关学术警告的文件，一份发给学生本人，另一份发给学生家长，让学生本人和家长共同获知学业情况。同时，考虑到被警告学生的学习压力，学校会限制学生的选课学分上限——原本一学期可以选25个学分，受限后仅为18个学分。负责学生工作的老师、班主任也会及时安排与学生深入谈话。

卢晓东表示，学业警告包括学生的成绩分析、下学期选课学分的限制、与学生的深入谈话、帮助甚至行为约束、与学生家庭的联系。“学业警告不在于简单告之，更重要的在于后续的延伸帮助。比如，采取导生制度，让成绩好的学生帮扶成绩差的学生。”

与北大不同，浙江工商大学采取了严格考试管理、学业通报与提示、学业帮扶与指导三项措施保证学业预警制度的完善。其中，与严格考试管理配套的是考场诚信建设。据校教务处处长刘海生介绍，该校自2009年设立免监考班级，从最初的一两个免监考班级，发展到如今每学院根据自愿申报的班级情况，自主确定一个班级作为免监考班级。在免监考班级的考试过程中，教师只负责收卷、发卷、中途一次巡检，整场考试靠学生自觉，学生承诺一旦巡检老师发现有人作弊，则全班成绩为0分。

刘海生表示，学业预警的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设立免监考班级有助于改善学生自我管理不到位的现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学生从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的转换。

“学业预警的措施要根据学校自身的情况开展，不能搞一刀切。”叶高翔说。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浙江省教育厅要求省内各高校9月拿出具体方案，而非下统一的行政命令。

能否解决“混四年”

“好好复习，上了大学就解放了。”高中老师一句给学生加油打气的话，无形中却给大学生活的懒散与懈怠埋下了隐患。有了学业预警的提醒，是否就意味着大学生们的过度松懈有所好转？

“学业预警虽然不能完全解决‘上了大学就解放’的问题，但却是提高大学办学质量的重要一环，的确能够拉回来相当一部分的学生。”叶高翔、卢晓东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卢晓东认为，学业预警通常处理的是临界状态，如果把退学、毕不了业比作“死亡”，预警就像是“日常体检与抢救措施”。而要彻底解决“上了大学就解放”的问题，中学、大学还要权衡多种因素。

叶高翔表示，一方面，在独生子女教育的环境下，大多数学生比较依赖父母，让他们一入大学就完全独立生活和自主学习是有一定难度的；另一方面，高考让学生养成了应试教育的习惯，“学生认为学习就是为了应付考试”。例如，许多学生在选课时，喜欢选择那些考试容易通过或得高分的课程，而不是对知识结构完善有帮助的课程；开学初放松，期末考试突击等，这些都是应试教育留下的“后遗症”。

不仅仅有应试教育的“遗害”，大学的管理体制也存在问题。“主要问题是我国的大学没有淘汰制，学校的‘善良’变成了部分学生懒学的温床。”叶高翔解释，大学里有很多补考，毕业前有清考，毕业一年后学生还可以回来考试等，似乎最后总要让学生毕业。众多的考试让教师们很无奈——与其让他们一次次参加考试，不如早早送他们毕业。

加之，社会上也有不良影响，“学习不好照样挣大钱”“努力学习并不能找到好工作”等现象的存在，使得一部分学生在价值观上迷失，而这些都不能单靠学业预警来改变。

尺度在哪里

既然学业预警无法完全解决“混四年”“上了大学就解放”的问题，那么，针对学业预警这一行为，大学是否应该严加管理、大力约束学生的懒散行为呢？

叶高翔认为，大学管理要有尺度，不能像中学管理那样“管过了头”。“在大学里要学的知识量很大，不可能像中学那样学习。更重要的是，大学的教育教学不仅要让学生学到专业基础知识，还要培养学生掌握获取知识的本领，进而改变学生的思维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学生要学会从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转变，并逐渐向研究型学习过渡。

基于中国独生子女的特殊国情，完全像北美一样，18岁之后成绩不告之家庭的做法，在中国高校不可取，不符合国情。卢晓东表示，在我国，家庭是社会重要的单位，“学业预警一定要有家庭参与”。

他举例说，北大广东生源的家长曾组成了联谊会，家长定期聚在一起讨论孩子的发展和学业情况，“家长和学生一起成长，在我看来这是很多广东学生在北大学习得好、毕业后发展得好的重要原因。这种做法在国内很容易被完全放手把孩子交给学校的家长所忽视”。

叶高翔同时提醒，对于由谁参与学业预警的话题，人们最先联想到的是辅导员。虽然辅导员是学生学习、生活、生涯辅导的主力军，但是学生的学风还与教师的教风直接关联。“有些教师用点名的方式把学生留在课堂上是被动的，而真正能够吸引学生的是教师渊博的知识、丰硕的研究成果、睿智幽默的语言、生动的授课方式以及平时师生交流的言传身教。教师本身的学风、教风和人格魅力就是对学生最好的引导。因此学业预警，不仅仅是辅导员、班主任、家长的事，任课教师也必须参与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