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高教研究》 2022年第8期
摘 要：推动教育科学研究向更加注重质量转变是当前评价改革的重要导向。以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作为高质量教育科学研究成果指标，对近六届获奖成果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专著、论文是高质量教育成果的主要类型，研究报告类成果比例持续降低；获奖成果的机构归属以教育学重点学科高校为主，并从相对分散走向相对集中；获奖论文的文献来源以核心刊物为主，普通刊物为辅，并逐渐向核心刊物集中；获奖专著来源主要集中在教育出版社及高校出版社，分布相对均衡；国际发表的成果获奖数逐渐增多；获奖作者以45~64周岁年龄阶段的正高级职称学者群体为主，并呈现年轻化、跨学科特点；研究主题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实践问题指向，不同类型机构的研究主题具有明显差异，实证研究持续增加。
关键词：高质量；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分布规律；科研成果奖励；教育评价
一、引言
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以下简称“教育科研成果奖”）作为教育学领域的专项权威奖项，1989年设立并组织首届评奖，随后逐步规范。2006年以来，5年评选一次，至今已经评选六届。“教育科研成果奖”在对教育科学研究成果进行定期集中评选的同时，也成为其自身学术价值的直接反映，体现出了其自身的社会评价功能。“教育科研成果奖”所发挥的社会评价功能成为从理论生产到成果转化应用的有机衔接，助推了教育科学理论的再生产过程。六届“教育科研成果奖”基本反映了近30余年来我国教育科学研究的变化和发展趋势，真实反映了我国教育科学研究质量与发展水平。与此同时，这些获奖成果也是衡量一个机构或学者科研水平和社会贡献的重要指标之一。
以科研奖项为指标开展计量分析是科研评价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具有较长的发展历史。1977年，朱克曼（Zukerman）以诺贝尔奖获奖者为研究对象，基于默顿（Merton）的理论架构，剖析获奖者的基本信息、学术履历等内容，完成了《科学界的精英——美国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这本具有深远影响力的著作。此后，关于科研奖项及其获奖者的计量分析逐渐成为科研评价领域中的重要内容，研究内容也不断丰富与深化。已有研究多以行业内具有代表性、公信力的奖项为样本，如图灵奖、阿贝尔奖、菲尔兹奖等国际奖项和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等国家奖项，以科学计量方法对获奖成果的属性（如成果来源、作者履历、研究主题）及学术影响（如引文、社会贡献等）进行了探讨。
国内对人文社科类优秀成果奖尤其是教育学科类奖项的计量分析尚不多见。有学者以“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为例，从学科、研究机构、获奖作者履历信息等方面，系统研究了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竞争力、学术影响力及学科建设成效等。有学者以单个学科为分析对象，对法学、体育学、语言学等开展了专门研究。钟柏昌等人以“教育实证研究优秀成果奖”获奖论文为例，探究了教育实证研究领域方法设计与应用的问题；李明忠等以“研究生教育成果奖”为例，剖析了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的主要特征；还有学者以教学成果奖、教材建设奖等为数据，剖析具体教育学科的改革现状及趋势特征；专门针对“教育科研成果奖”的计量分析，此前有孙淳对第三至第五届“教育科研成果奖”的数据进行挖掘并分析了成果数量、地区分布、文献来源等内容。
已有研究的多重视角以及分析策略，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有益参考。构建以创新质量和实际贡献为导向的教育科研评价体系，是加强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内容。推动教育科学研究向更加注重质量转变是当前评价改革的导向之一。高质量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及变化趋势，推动教育科学研究高质量发展，如何着力？本研究以“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获奖成果为高质量教育科学研究成果的指标，以第一届至第六届获奖成果为样本，运用科学计量分析方法，系统研究近年来高质量教育科学研究成果的特征及分布规律，揭示教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为推动教育科学研究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教育科研成果奖”历届获奖成果为样本，包括1989年（第一届）、1999年（第二届）、2006年（第三届）、2011年（第四届）、2016年（第五届）及2021年（第六届），共1528项成果。“教育科研成果奖”下设专著奖、论文奖及研究报告奖，所有奖项分设一、二、三等奖（除第一届与第二届外）。本研究将历届成果奖名单下载并清理，其中第一届与第二届名单来自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写的《中国教育科学规划回归与展望——从“六五”到“十五”》，第三届至第六届名单均出自教育部官网。具体数据如表1所示。
1528项获奖成果中，一等奖成果占获奖成果总数的比例，除第一届与第二届外，均在4.7%~7.7%之间。专著、论文是获奖成果的主要类型。总体上看，专著、论文及研究报告的成果数量占比分别为55.0%、31.4%及13.6%。从历届分布看，论文类成果占比从第二届的7.5%攀升至第六届的43.9%。研究报告类成果占比从第一届的20.5%到第二届的28.7%后达到顶峰，随后几届数量占比持续下跌，到第六届仅占7.3%，呈现波动下滑趋势。
（二）分析维度与指标界定
借鉴已有以科研获奖成果为样本的科学计量研究，本研究构建了如表2所示的分析维度与指标。重点研究成果署名机构、文献来源、作者群体、研究主题与范式四个方面特征，并结合成果的具体情况做进一步分析，尽可能详实地呈现高质量教育科学研究成果的分布特点。
1. 教育科研成果奖的署名机构分析。以第一署名机构为单位，从获奖数量及机构类型两个方面进行描述性分析。在署名机构类型方面，将机构类型区分为教育学重点学科高校、非教育学重点学科高校、研究院所、政府机构、中小学及其他单位。划分教育学重点学科高校的标准以国家重点学科名单及学科评估作为依据，第一届至第三届分别以1988年、2001年、2006年国家重点学科名单（教育学）为基准划分，第四届以2012年第三轮学科评估（教育学）整体水平得分前10%为基准划分，第五届与第六届均以2017年第四轮学科评估（教育学）获A-、A、A+为基准划分。其他单位指企业、社会团体、出版社、电视台等。
2. 教育科研成果奖的文献来源分析。对获奖论文所刊载的期刊、获奖专著的出版社等情况进行描述性分析。由于第二届的论文成果数量相对较少，故将第一届、第二届合并统计分析。获奖论文以当年发表的期刊等级为依据，分为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普通刊物、国际刊物及其他刊物。获奖专著的出版社，分为教育、师范高校、其他高校、综合及国际出版单位等几种。
3. 教育科研成果奖的作者群体分析。以第一署名作者为分析单位，包括获奖次数、年龄结构、职称等级、专业背景四个指标。年龄结构方面，以作者获奖当年为基准，分为25~34周岁、35~44周岁、45~54周岁、55~64周岁及65周岁及以上五个区间；职称界定方面，分为初级、中级、副高及正高级；专业背景方面，以《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为依据，根据作者本科、硕士、博士专业背景分为不含教育学背景、含1项教育学背景、含2项教育学背景及含3项教育学背景四种；海外经历方面，以作者获奖当年及以前，是否有海外留学半年及以上经历来划分。
4. 教育科研成果奖的研究主题与研究范式分析。从教育研究主题时空分布、不同类型机构的教育研究主题差异、教育研究范式应用三个角度展开分析。在考察教育研究主题时空分布时，论文类与专著类成果的主题词分别依据知网与国家图书馆的“关键词”判定，研究报告类成果的主题词依据成果题目划定，利用COOC 12.6软件对主题词进行同义词合并，剔除无意义词，生成主题演化累积图谱。在考察不同类型机构的教育研究主题时，本研究参考前人标准，将高校类型划分为教育部直属师范院校、地方师范院校、一流大学建设高校（除北京师范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外）和地方综合院校四种类型，进行教育研究主题特征分析；在考察获奖成果所采用的教育研究范式时，以论文类成果奖为例，参考前人标准，将研究范式分为思辨及实证研究两种。
三、研究结果
（一）教育科研成果奖的署名机构分布
获奖成果的机构归属以教育学重点学科高校为主，并呈现出由相对分散走向相对集中的分布局面，如表3所示。第一届教育科研成果奖的机构分布，高校占了52.6%，研究院所、政府机构、中小学及其他单位也能占据47.4%的份额。到了第六届，高校占据了所有获奖成果的84.6%，其余类型机构仅分得15.4%。对高校类型再细分，发现获奖成果呈现逐渐向教育学重点学科高校集中的趋势。教育学重点学科高校校均获奖数从第一届的2.8项提高至第六届的14.3项，而非教育学重点学科高校校均获奖数则维持在1.5项左右的水平。这一方面说明教育学重点学科高校是产出高质量教育科学研究成果的主力军；另一方面也反映获奖机构趋于高度集中，分布不均衡。
（二）教育科研成果奖的文献来源分布
获奖论文的文献来源总体上以核心刊物为主，普通刊物为辅，并体现出逐渐向核心刊物集中的趋势。（见图1）在480篇获奖论文中，有361篇发表于CSSCI来源期刊，24篇发表于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两者占到了获奖论文总数的80.2%。从变化趋势看，第一届、第二届中的获奖论文发表于核心期刊的占比为42.1%，普通刊物占据8.4%，其他刊物占据50.6%，到第六届时，获奖论文发表于核心期刊的占比高达90.1%，普通刊物和其他刊物仅占了1.4%。进一步分析发现，获奖论文主要集中在同行评审的权威类教育学期刊。这一方面反映了高质量教育科学研究成果越来越集中刊发于核心期刊；另一方面，论文发表载体从“百花齐放”到“几枝独秀”，可能会产生“以刊评文”的嫌疑。
获奖专著来源主要集中在教育专业及高校出版社，并且呈现出均衡分布的趋势特点。（见图2）在840项获奖专著中，检索到834项有效出版来源信息，教育出版社有381项，师范高校出版社有127项，其他高校出版社有104项，三者占据了获奖专著总数的73.4%。从变化趋势看，第一、第二届的专著来源高度集中于教育出版社，占据了获奖专著总数的63.7%，师范高校及其他高校出版社合计仅占14.6%。到了第六届，各类出版社占比较为均衡。一方面说明高质量教育科学研究成果中，专著是重要的代表，教育著作出版显示了优势地位；另一方面，专著出版单位类型趋于多样及均衡，说明教育成果的覆盖度及影响力在逐步提升。
图1及图2还反映出，国际发表与出版的成果在历届获奖成果中呈现出微弱上升趋势。从国际论文看，第一届至第三届都为空缺，第四届开始出现，占论文成果总数的1.3%，到第五届占10.0%，第六届占8.6%。从国际出版的专著看，第一届至第四届为空缺，第五届及第六届分别占了1.9%和1.8%。这表明，高质量教育科学研究成果中的国际发表成果逐渐受到肯定，但在成果数量上仍然较少。
（三）教育科研成果奖的作者群体特征
获奖作者较为集中且重复获奖人次较高。在共计1214位获奖作者中，获奖次数达2次及以上的有210人，获奖成果数量为496项，分别占全部作者群体的17.3%、占全部获奖成果数量的33.1%。仅获奖1次的作者有1004位，获奖成果数量占总数的66.9%。（见表4）
获奖作者以45~54周岁及55~64周岁两个年龄阶段的学者群体为主，且略呈现年轻化趋势，如图3所示。从第一、第二届看，55~64周岁的作者是获得教育科研成果奖的第一大群体；其次是45~54周岁和65周岁及以上的作者群体。到后四届，55~64周岁及65周岁及以上的两部分群体占比有所下降，45~54周岁作者群体从第三届开始占比最高，35~44周岁作者群体占比波动上升，从第一届的9.7%提升至第六届的26.9%。数据表明，产出高质量教育科学研究成果的作者群体以中年学者为主，同时年轻学者的研究成果也逐渐被肯定与认可。
获奖作者以具有正高级职称的学者为主，副高级职称的学者为辅，中级及以下职称群体数量微乎其微，但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如表5所示。具有正高级职称的获奖作者占比历届稳定在65%~90%，副高级职称的获奖作者占比也趋于稳定，具有中级及以下职称的获奖作者占比呈现出微弱增长趋势。
获奖作者中具有跨教育学科背景及海外经历的占比呈逐届上升趋势，如表6所示。本、硕、博有跨教育学背景的获奖作者占比从第一届的39.4%上升至第六届的51.6%，尤其是本、硕、博均无教育学背景和仅含1项教育学背景的获奖作者占比，六届以来分别增加了7.1%和12.3%。具有理学、管理学、文学、工学、法学、经济学等教育背景的作者居多，如图4所示，具有理学背景的位居第一，值得进一步深入分析；具有海外经历的获奖作者占比上升更为明显，从第一届的12.7%提升至第六届的50.6%。至此，教育科研成果奖的获奖作者一半以上都具有跨学科背景及海外经历。可见，有跨学科背景及海外经历的作者更具备产出高质量教育科学研究成果的能力。
（五）教育成果奖的研究主题与研究范式分布
教育成果奖的研究主题覆盖面广，并与时俱进。总体上看，涵盖“高等教育”“义务教育”“学前教育”“职业教育”等学段，主要涉及“学生发展”“教师发展”“教育评价”“课程教学”“公平与质量”等议题。从分阶段看，第一、第二届的研究主题以“高等教育”“基础教育”“教育评价”“教育管理”等传统领域为主。进入21世纪以后，出现了“教育现代化”“远程教育”“网络教育”等新兴主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治理”“核心素养”“新高考”“‘双一流’建设”“破五唯”等主题逐渐增多。在第六届教育成果奖中，“大数据”“自然实验”等研究方法类的主题词也开始出现，说明高质量教育科学研究在不断深化内容的同时，也开始注重对于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见图5）
对不同类型机构的教育研究主题进行分析，发现教育部直属师范院校、地方师范院校、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及地方综合院校这四类高校间的研究主题呈现明显差异：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及地方综合院校的教育科研成果奖研究主题主要集中于高等教育领域，如“本科教育”“工科教育”“高等教育质量”“理工科大学”“创业教育”“产学研合作”等内容；教育部直属院校及地方师范院校的教育科研成果奖研究主题更加多元，其中基础教育（如“学前教育”“儿童教育”“中小学”）、教育基本理论（如“教育哲学”“教学理论”“教育理论”）、课程与教学（如“数学教学”“语文教学”“教材”）及教师教育（如“师资培养”）等富有师范特色专业的研究领域尤为突出。教育部直属师范院校与地方师范院校的具体研究领域无明显差异，都致力于广泛的教育问题研究。进一步分析可见，教育部直属师范院校的研究主题中，国际化主题，如“比较研究”“对比研究”“国外”等关键词明显比地方师范院校要突出，说明教育部直属师范院校相较于地方师范院校更加重视国际比较类的研究，且具有更为开阔的国际比较视野。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研究领域更偏向于“拔尖人才”“国际交流”“研究生教育”“美国”“德国”等，地方综合院校则偏向于“创业教育”“医学教育”“林业教育”等方面。据此发现，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教育研究主题更契合研究型大学特质及国际化视野，研究议题更为集中，地方综合院校的教育研究则体现出了“校本”特征，研究议题更为多元化及专业化。
从研究方法的运用看，以论文类成果奖为例，思辨研究成果占据主体地位，实证研究成果比例得到显著提升，如表7所示。虽然在这480项论文类成果奖中，教育思辨研究成果及实证研究成果分别占据了61.0%及39.0%的比例，思辨研究成果在教育科学研究中仍占据主体地位，但从历届趋势上看，实证研究成果比例从第一、第二届的12.0%升至第六届的55.0%，说明高质量教育科学研究越来越重视实证研究方法的应用。
四、结论与讨论
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作为权威的教育类奖项，是对各个时期教育学研究成果质量的检验。获奖成果的特征，对提升教育科学研究质量具有重要启示。
1. 高质量教育科学研究成果的文献类型分布产生了重要变化，专著、论文等形式成果占比提升，研究报告类成果比例持续下降。在著作出版已然市场化的总体环境下，教育学作为社会科学的门类之一，专著特别是在学术声誉较高出版社出版的专著，仍然是其高质量成果的主要文献形式。论文类获奖成果数量占比从第二届的7.5%攀升至第六届的43.9%，成为高质量研究成果的主要形式，这与学术期刊同行评审机制逐渐健全不无关系。研究报告类成果比例持续偏低，与近些年来各级部门高度重视决策咨询研究，决策咨询专报和成果数量大幅度增长的“繁荣景象”不一致。可能是因为决策咨询报告前瞻性、原创性不足，同时，决策咨询类成果的影响力证明仍然局限于批示、采纳等内部的认可，缺少其他受益者、受益面和受益程度的强有力支撑，这些因素成为制约研究报告类成果被广泛认可的瓶颈。当然，奖项数量设置受限可能也是客观存在的原因之一。从教育科学研究的发展实际看，著作、论文及研究报告都是成果的主要形式，注重不同成果类型的功能及特点，进一步清晰拟定不同类型成果评价的标准，也是推动教育研究高质量发展的要义之一。
2. 高质量教育科学研究成果的机构分布由相对分散走向相对集中，也许表明机构的研究能力和水平在加速分层。从获奖成果的署名机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高校的获奖数量占比从第一届的52.6%上升至第六届的84.6%，教育学重点学科高校校均获奖数从第一届的2.8项一跃提高至第六届的14.3项。高校尤其是教育学重点学科高校的获奖数量远远多于其他类型机构，并呈现出逐渐往教育学重点学科高校集中的趋势。教育科研成果奖机构分布不均衡且高度集中，体现了高校综合实力以及教育学学科水平的差异，也许表明了教育科学研究水平出现分化，研究机构逐渐演化出了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教育学重点学科高校已经成为高质量教育成果的主要产出单位。研究机构分层也许难以避免，但需要避免的是层次固化。需要进一步引导教育研究机构分类发展，特色发展，形成高水平的研究特色。
3. 获奖专著的出版社类型分布相对均衡，但获奖论文的期刊类型趋于集中，呈现出从“百花齐放”到“几枝独秀”的分布特点。获奖专著的出版社从第一、第二届高度集中于教育领域的专业出版社，到第六届已经呈现出各类出版社占比较为均衡的状况。但是获奖论文刊载的期刊出现集中化的趋势，发表于核心期刊的获奖成果占比从第一届至第二届的42.1%提升至第六届的90.1%。一方面说明同行评审的核心期刊在教育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影响力持续提升，另一方面也不排除科研奖励机制逐渐出现“以刊评文”的可能性。一篇高质量论文，不会因为其发表刊物的“级别”较低，而降低其对学术界的影响力。评价制度中的“以刊评文”倾向，需要同行专家更多地以专业眼光对成果本身的创新贡献与学术贡献进行独立判断。
4. 高质量教育研究成果的作者以45~64周岁年龄阶段的正高级职称学者群体为主，并呈现年轻化趋势，跨学科及具有海外经历作者占比持续提升。这说明45岁以上的正高级职称学者在学术上更为成熟，其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水平处于相对高位状态。同时，作者群体呈现了年轻化、跨学科、具有海外经历等多个重要特征，表明教育科学研究的青年人才的水平在快速提升，而跨学科背景、海外学习或工作经历对开展高水平教育科学研究具有积极的作用。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不断转型，包括教育学在内的各学科开始重视运用多学科理论知识开展综合研究，交叉学科成为引领学术创新的重要支点。以多种举措多种途径，拓展教育科学研究者的国际视野，加强国际学术合作和交流，实属必要。积极培育与引进具有跨学科背景和国际视野的人才，是教育科学研究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5. 高质量教育研究成果研究主题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实践问题指向，不同类型机构的研究主题已经呈现出独特性，具有明显差异，实证研究持续增加。纵观六届教育科研成果奖获奖成果反映的30余年来高质量教育研究成果的主题变迁，可以发现，教育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能够及时回应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求。同时，不同教育研究机构也呈现出了与高校自身特色相一致的研究主题，教育学科发展的历史、定位、国际化程度、院校研究的需求等对研究议题的分布均有很大的影响，表明高质量教育研究与分类发展、特色发展并存。同时，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的成果占比从第一、第二届的12.0%升至第六届的55.0%，超过了一半。有学者认为，实证研究是教育研究科学化的支撑点。近五年我国教育实证研究论文占论文总数的比例保持在35%左右，而国外教育实证研究论文的占比保持在85%~90%的水平。实证研究方法对教育研究高质量发展还可以发挥更大的支撑作用。
（作者：马银琦，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系博士研究生；毋磊，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系博士研究生；朱军文，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