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高校教育管理》 2020年第2期
摘要：随着教育国际化的不断发展，其呈现出教育视野不断拓宽，参与国不断增加，教育行为由自发转向有组织，内涵由单一转向多样，内生动力不断增强和基础条件更加完善等变化。从当今全球教育发展变化的总体趋势来看，教育国际化更加突出教育的人类普遍性、内在关联性要求和教育对人类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更加关注国际教育的共同价值、共同利益、共同责任以及参与各方就特殊问题的共同协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当今教育国际化所呈现的这些新特点高度契合，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更好地推进教育国际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另一方面教育国际化在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彰显出特殊价值。我们要坚定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自信，増强中国教育的国际担当，进一步提高中国教育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融入度，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贡献中国教育力量。
关键词：教育国际化；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教育力量；教育治理
一、研究缘起
21世纪以来，教育国际化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大规模、全方位、深层次的发展态势。仅以反映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重要指标之一的留学生数量为例，21世纪以来，随着世界各国对教育国际化重视程度的不断加深，国际留学生的数量不断攀升。就出国留学而言，相关数据显示,仅到2016年全球就有超过500万名学生在他们祖国以外的国家接受教育，这个群体与10年前相比增长了67%，跨国流动程度明显加大，其中接受高等教育的留学生人数增长也较为明显。同时据相关预测，全球留学生的数量在2025年会达到约800万人。目前，我国学生已经成为国际学生流动中的主力，我国也已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留学生输出国。1978—2018年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585.71万人。从全球教育国际化特别是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历程来看，推动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推动经济发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国际化水平、促进不同文明间的互鉴”往往被认为是其主要推动力，也是其主要目的。换言之，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基本目标就是以国际的、全球化的视野推动经济发展、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促进文明互鉴和世界共同进步，这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强调的“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赢”理念是高度契合的。因此，从分析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变化与时代特点入手，准确理解和把握教育国际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间的关系，进而探讨如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教育力量，对于更好地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变化与时代特点
在《教育大辞典》中，教育国际化被解释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同国家之间相互交流、研讨、协作以解决教育发展所面临共同问题的重要趋势。这种趋势强调以跨国界、跨文化和全球化视野来看待教育的主要功能、目标，并促使教育的多元要素彼此作用、相互融合，从而促进全球范围内教育的共同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教育国际化无论是在教育视野、参与成员、活动内容、交往形式方面，还是在推动主体、制度规则、价值追求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呈现出由小规模、单向度、浅层次向大规模、全方位、深层次转变的总体发展态势。
（一）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教育国际化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教育国际化出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
其一，教育视野由本国扩展到全球。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各国间教育的联系也日益密切。一方面，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教育行为都与世界紧密联系，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一国的教育都会被纳入世界教育体系之中，考虑本国的教育必须研究他国或世界教育发展对自身的要求；另一方面，他国或世界教育的发展，无论是教育思想理念，还是教育行为实践都对一国的教育发展或多或少、或大或小地产生着影响，考虑本国的教育必须研究自身对他国或世界教育发展的影响。
其二，国际化教育的参与者从个别国家转向大多数国家。过去，国际化教育活动大多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即使有少数发展中国家参与其中，其国际化教育活动也主要以单向输出为主。而当今大多数国家都参与到了国际化教育的进程当中。以反映教育国际化水平重要指标之一的留学生为例，一方面，欧美发达国家的政府、高校在吸引更多留学生的同时，通过设立高额奖学金和制定更加灵活的资助转移政策等措施，积极鼓励和支持本国学生赴外留学。另一方面，亚太、东盟、拉美国家和地区也在试图改变“冷门留学国家”的现状，根据自身优势推出留学优惠政策，吸引国际学生前往该国或地区学习。目前，大多数国家既派出留学生，也接受留学生。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教育国际化的不断重视，我国学生在不断“走出去”的同时，越来越多国家的学生也开始选择来华留学。目前，我国接受的外国留学生已占到全球留学生总量的8%。
其三，国际化教育行为由自发转向有组织。以往的国际化教育行为多是一国根据本国教育实际或交流国的要求自发组织的，而随着各国对教育国际化的不断重视，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代表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大量介入其中。不仅每年都有规模不等的国际组织召开有关教育的专门会议，协调、讨论国际化教育有关问题，而且许多国际组织还专门或涉及性地就有关教育问题发出倡议或宣言。例如《和平教育、人权教育与民主教育宣言》（Declaration on Education for Peace,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儿童权利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残疾人权利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亚太地区承认高等教育学历、文凭和学位地区公约》（Regional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of Studies, Diplomas and Degrees i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and the Pacific）、《全球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公约》（Global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of Qualifications concerning Higher Education）、《里斯本公约》(Lisbon Convention)、《索邦宣言》(Sorbonne Declaration)、《博洛尼亚宣言》(Bologna Declaration)等都对国际教育相关问题作出了规约，有力促进了教育国际化的发展。
其四，国际化教育内涵由单一转向多样。当今国际化教育的内涵涉及多领域、多层面、多向度：从参与层次来说，由通常的高等教育转向初等教育甚至小学教育；从教育类型来说，由过去的学历教育转向培训教育、个性教育等多类型教育；从合作领域来说，由过去单一的留学生教育转向科研合作、产业合作等多领域；从组织机构来说，由过去单一的教育机构转向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多种组织单位；从教育形式来说，由过去的单一课堂教学转向企业实践、远程网络教育等多种形式。
其五，国际化教育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基础条件更加完善。与国际化教育浪潮相适应，教育领域出现了两个新的趋势，即教育产业化与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一方面国际教育催生了教育产业，教育国际化的趋势将会使“国内”和“国际”两个教育市场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投资机会；另一方面，教育产业化又强化了国际化教育的内生动力，对利益的追逐使教育机构热衷于国际教育，与此同时许多国家也将教育产业视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予以鼓励。如果说教育产业化从利益的获取方面为教育国际化带来了强劲内生动力的话，那么现代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则为教育国际化提供了更加便捷、有力的学习途径。现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地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模式，特别是使异时异空、资源共享成为可能，这使得全球教育越来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二）教育国际化的时代特点
从当今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变化来看，国际化教育的重点也从探讨解决教育发展所共同面临的一般问题向关注教育的共同价值、共同利益、共同责任转变，同时其也更加注重以多方协商的方式解决教育国际化进程中的特殊问题。教育国际化正在成为全球化进程中一支不可或缺、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维护和推进全球化健康发展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突出教育的人类普遍性问题，更加关注教育的共同价值。在推进国际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教育国际化不仅具有民族和国家利益的规定性要求，也具有世界的、人类的普遍性特点。对教育的人类普遍性问题的关注，要求人们跳出以往单一的民族国家思维局限，以全球视野思考人类共同面临的教育问题，为增进全人类福祉作出贡献。正如教育专家史蒂芬·海内曼（Steven Heineman）所言：“教育目的具有普遍性不是国际阴谋，也不是帝国主义或者例证决定主义的表现。它只是世界教育的一个事实。”
二是突出教育对人类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更加关注全球教育的共同责任。全球化从本质上讲是人的全球化，只有不断培养出具有全球视野的人才，才能有效推进全球化发展。由此可见，教育在全球化进程中具有基础性作用。在促进达成全球教育共识的基础上，人们进一步强调“受教育权是‘复合性权利’，既受国内法的保护，也受国际法的保护”，开始重视“对于这样的一项基本人权或基础性权利，如何由‘纸上的权利’变成‘行动中的权利’，确立监督其实现的国际标准”的问题。为此，20世纪后半叶以来，许多国际组织围绕已达成的教育共有价值制定和形成了一系列国际教育准则，并通过一定杠杆指导、游说或监督各国政府执行相关规则，承担推进全球教育发展的共同责任。
三是突出教育的内在关联性，更加关注国际教育的共同利益。教育本身就是一个多层面、多维度、多要素构成的整体，随着教育国际化的不断推进，各国教育行为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离的格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报告指出：“将教育和知识视为全球共同利益，这意味着知识的创造、控制、习得、认证和运用向所有人开放，是一项社会集体努力。”这一报告所主张的教育思想改变了以往以西方文明、西方教育为主导的知识与教育观，强调知识和教育的多元共生性、不同文明间的差异性以及知识与教育之间的相互依存性。这一教育思想的实践保障了参与主体的多元性，促进形成了国际合作的全球共同利益格局。不仅如此，由于当下的许多教育行为已构成利益链条，使全球教育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实际利益共同体，任何一方的不当行为都可能伤害其他方的利益。这一状况在高等教育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从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来说，“国际高等教育与科研为企业的商业合作和创新提供了新的渠道，是推动社会、经济、技术变革的重要引擎”，大学与社会、企业形成了密不可分的紧密联系。这种紧密联系往往与大学具有国际合作性质的重大研究成果转化有关，重大科研成果的转化使产学研相互依存、构成紧密的利益链，教育各要素间的内在关联性得以充分体现，从而在共同利益的维度上进一步强化了教育国际化的稳定性。
四是突出教育国际化进程中的特殊问题，更加关注参与各方的协商。教育行为的主体是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组合体，人与人之间如此，国家（地区）与国家（地区）、民族与民族之间也是如此。近年来，在关注世界整体性、普遍性问题的同时，国际化教育也越来越重视各国间的差异问题和特殊问题，差别性施策成为新的趋势。比如1998年召开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就明确提出：“为了保证高等院校的多样性，防止一统性，评价必须适当注意各个学校、国家和地区的具体背景。”与教育国际化的多样性要求相适应，多种层次、多种类型的国际组织纷纷出现，成为讨论、协调国际教育的稳定平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与教育相关的国际组织已经多达数百个。这些组织为推动、应对和解决国际化进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其他领域的专门组织相比，其发挥的作用与产生的影响更加显著，自身运行状况持续健康。
三、教育国际化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系的时代体认
任何一种社会治理理念都是相应历史文化的产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蕴含着中国文化、中国智慧，一经提出就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和广泛响应。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一理念反映着世界人民的共同心声，体现了正在崛起的中国担当。早在20世纪，国际有识之士就开始关注中国文化对未来世界发展的价值和意义。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尔德·J·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在对有史以来人类各文明兴衰进行对比研究并对当今全球问题作出深刻剖析的基础上预言：“未来最有资格和最有可能为人类社会开创新文明的是中国。”如果说阿诺尔德·J·汤因比先生从历史维度提出的预言仅代表一家之言的话，那么我国和东亚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则从实践维度为认识中国文化对于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和意义提供了一定的现实依据。每一个国家或地区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化，这种文化会影响人们的行为，促使人们形成不同的消费、投资观等，进而表现为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自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虽然世界各地都有所发展，但认真分析，在全球范围内实际只有两个区域表现得非常活跃。一个是包括西欧、北美等在内的基督教新教区，另一个则是东亚区，而这个区域正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儒家文化区。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东亚区域经济发展强劲，成为带动全球发展新的增长极。在这个时期里，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也实现了历史性的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保持快速发展的态势。这个现象不是偶然的，它充分证明了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巨大张力，显示了中国文化对当代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和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当今教育国际化所呈现的新特点高度契合，并且来源于中国文化、深植于中国文化，承载着中国对于人类未来的美好祝福与畅想，凝聚了中国同国际社会携手建设的不懈探索与追求。我们有理由充分相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教育国际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能够更加彰显教育国际化的特殊价值。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当今教育国际化所呈现的新特点高度契合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推进全球治理的目标模式。作为一个整体，“命运共同体是由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共同支撑着的，缺一不可”。在这个整体中，共同利益是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基础，共同价值是指导利益各方在实现和维护共同利益过程中作出理性判断、形成正确认识并达成共识的先决条件，维护共同利益需要在共同价值观的引导下利益各方共同承担相应的责任、形成有约束的责任共同体。作为一个全新的国际观和国际战略思维，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同于世界主义或弃权视野下的世界政府或世界共和国，是在承认主权国家差异的前提下，强调人类的整体性。与此相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方式也不同于以往西方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而是倡导在多元主体下，在政治上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以对话解争端、以协商化分歧”，形成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交往新路；在安全上要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观念，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在经济上要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在文化上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在环境上要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对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这些基本内涵，分析前文所概括的教育国际化进程中出现的新变化和新特点，不难看出两者之间的共通之处。近年来教育国际化进程之所以快速持续发展，就是因为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人类在教育领域已经成为相互依存、紧密关联的利益共同体。在此基础上，大多数国家和组织都能从教育的人类普遍性、内在关联性要求和教育对人类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的认识出发，强调国际教育的共同价值、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国际教育已经逐步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命运共同体。教育国际化快速发展的历程表明，要使国际教育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发展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不仅需要共同利益的维系，同时也需要正确价值观的引导和共同责任的维护，三者相辅相成、相互作用。从当今教育国际化的实践来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将知识和教育作为全球共同利益，这一观念呼应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由此可见，当下教育国际化发展变化及其特点既证明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历史深刻性和高远前瞻性，也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提供了现实依据和实践借鉴。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更好地推进教育国际化提供了根本遵循
著名社会学家格林尼斯·布雷克维尔(Glynis Breakwell)曾指出：“当今高等教育国际化主要面临以下四大挑战：一是如何建立有效的、个人和政府均可承担的国际高等教育体系；二是如何实现高等教育国际化在量与质上的协调发展：三是如何实现高等教育国际化在时间、空间、学科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四是如何确保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的公平与公正——尊重不同的参与者、提供者、学术传统（理论与实践、各个学科）之间的差异。”她的这些分析同样存在于其他教育领域。如何应对和解决好这些问题是教育国际化面临的新挑战。
从教育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来看，实现教育国际化在时间、空间、学科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观念，通过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国际合作。国际教育的共同利益是实现国际合作的基础，只有超越以“民族国家利益”界定国际教育合作价值的思维局限，改变狭隘的以组织、民族和国家利益为导向的价值观，才能建立起既对自身国家忠诚、又追求人类共同利益的共同价值观。平等尊重是国际教育合作的前提，人们只有将尊重本国利益与尊重他国利益放在同等重要位置，才能保证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可持续发展。
从教育公平与公正的视角来看，确保教育国际化过程中的公平与公正，就是要“尊重不同的参与者、提供者、学术传统（理论与实践、各个学科）之间的差异”，这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理念是高度一致的。教育国际化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一个差异性文化的交流过程，而非不同民族文化的同质化过程，只有差异的存在才有国际教育的意义。它不仅不会排斥差异，反而会包容和尊重差异，“差异是合作的动力而非合作的阻力”。公平正义是国际教育合作的基本原则，它要求摒弃传统的“中心边缘”式教育思维，承认和尊重差异，保障文化教育的平等地位和自主性，以他人的存在和全球共同利益为前提去思考问题和作出行为选择。
教育国际化健康持续发展还面临着诸多问题，但仅从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不难看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规划了各国推动合作的未来图景和现实路径，也为教育国际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和发展机遇。教育国际化需要以更高的站位、更宽广的视野认识和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丰富内涵，并付诸教育国际化的具体实践之中，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新进程。
（三）教育国际化在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具有特殊价值
共同体说到底是人的集群，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所组成的团体，不同的团体、不同时代的团体需要不同的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全新的国际社会形态，同样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新人”。只有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相适应的人越来越多地“生产”出来，并能一代一代传承接续下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才能真正得以实现。一个适应新时代的人不可能自发产生，而需要培养、培育和培植，使之具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需要的意识、价值观、行为能力等。在这里，教育活动特别是国际化教育无疑具有不可或缺的特殊价值，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的一项基础性、根本性工作。国际化教育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事业中肩负着重要的使命。
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适应的“社会新人”不仅需要认同“和平、发展、公平、正义、自由、民主”等“人类共同价值”，还需要具备开阔的国际化视野、高水准的语言能力和文化融合能力以及良好的国际素养等，只有这样才能站在全球的高度看待问题，才能实现跨文化的沟通。总之，上述“新人”的培育、培养是一个多层面、多向度的教育活动：既有人类基本价值教育，又有国家、民族价值的多元理解；既有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全球责任意识教育，也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教育；既有意识与价值观层面的教育，又有现实性行为能力的教育。
“社会新人”的培育、培养不是简单的理论说教，而重在实践中的养育和养成，在这方面教育国际化具有天然的优势。首先，教育国际化本身就是一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人口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学习、交融的过程。国际化教育有利于人们全球视野的养成，建立良好的全球观和整体观，使人们善于从全球和整体的视角出发去思考问题；有利于人们体验和感受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增强尊重和欣赏不同文化的内在情感；有利于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实现各国人民之间的整体关怀和心灵沟通。而以上几个方面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实现的国家（地区）与国家（地区）之间欣赏与认同、人与人之间整体关怀与心灵沟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要目标。其次，教育国际化以各种教育活动为载体，将不同国家、民族的人集聚在一起，其参与主体本身就是一个小型的人类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表现形式和组成部分。在这个环境里，人们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增强国际交往的参与感和获得感，也更容易以亲身感受体认和交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主张，并加深对其理念的理解和领悟。最后，教育国际化以实现人的国际化为目标，是不同国家教育理念、教育方法、教育制度、教育模式相互学习、交流与合作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养成教育、实践教育。这种实践教育在培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适应的“社会新人”尤其是在培养其国际交往能力、跨文化沟通能力、平等协商能力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四、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贡献中国教育力量
中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者、倡导者，也是践行者和推进者。中国的作为必定为世界各国树立榜样，也必将推动世界各国与中国一道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在中国由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的进程中，中国教育在国际教育领域也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全球视野来看，中国教育事业不仅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而且要为世界的发展承担责任，中国教育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从内部发展要求来看，教育作为国家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与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一样，努力达到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水平。从外部发展要求来看，中国教育在“量”的方面要进一步提高对世界教育的贡献率，努力在全球教育中占有重要份额，成为承担国际教育任务最主要的国家之一；在“质”的方面则要增强中国教育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实现在国际教育中的“领跑”，使中国教育与中国经济、科技等领域一样，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坚力量。
（一）要坚定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要抓住机遇、超前布局，以更高远的历史站位、更宽广的国际视野、更深邃的战略眼光，对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作出总体部署和战略设计，坚持把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作为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先手棋，不断使教育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适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契合、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教育新走向、新使命的战略谋划和历史定位。这要求我们站在全球治理和人类发展的历史高度去看待和布局中国教育，将中国梦与世界梦有机地统一起来，在实现中国教育事业自身发展的同时，发挥好中国教育在国际上的引领作用，承担起中国教育在全球应有的大国责任。实现这一宏伟的教育目标，首要的就是坚定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自信。
坚定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自信，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从我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制度优势出发，植根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土壤，接受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滋养，走自己的教育现代化之路。具体而言，首先，我们必须从深远的历史站位上廓清对这一问题必要性、必然性的认识，而解决这一认识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要走出“西方中心论”的误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教育是从学习国外开始的，在近一个世纪里，先后经历从学欧美、学苏联再到学欧美的复杂学习过程。在一段时期内，这种学习几乎是“照搬”，特别是在高等教育领域。这种特殊的经历，不仅大大隔断了中国传统教育的传续，而且自觉不自觉地造成了人们认识上的误区。在这种认识误区的引导下，西方教育成了先进教育的代名词，发展教育被简单地看成模仿、移植西方教育。从事物发展的规律来说，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承认西方教育的先进性，并不意味着全盘接受、照搬照抄，而是要根据自身教育文化传承合乎规律地有效接受、有益借鉴。只有抓住内因这个根本，立足于中国教育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激活、强大内生因素，使中国教育的自身肌体更加健康并富有活力，学习和借鉴才有价值，才能彰显中国教育发展模式的独特魅力。其次，我们要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是指导世界最大规模教育体系迈向现代化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是支撑中国教育不断改革发展的基石；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和教育制度，自觉地通过教育传承、创新和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导青年一代自觉涵养坚定而充沛的文化自信。
（二）要着力提高中国教育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融入度
综前文所述，国际教育是一个多层面、多向度、多关联的体系。在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中国教育要发挥更多、更大的作用，就要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深入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不断提高中国教育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融入度。为此，我们需要以“利益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为纽带，在做好明确国际化目标与愿景、参与国际事务具体细则方法的制定、重视师生的跨国学习交流、加强国际化人才队伍建设、举办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等常规、基本工作的基础上，以创新思维、创新举措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进而确保中国教育全面融入全球教育治理，与世界各国携手共进，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光芒照亮未来。
一是注重发挥国际社会中民间组织的积极作用。如同一个国家的活动形态由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组成一样，国际社会的活动实际也包含这些形态。但在以往有关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中，国际社会中各种非正式民间组织的相关活动形态往住被忽略，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近年来新兴起的世界社会理论认为，应当重视国际社会活动中那些针对具体的全球性问题组织起来的非正式民间组织，由它们构成世界社会，由于渗透在社会的最基层，加之它们所关切的问题往往与人们的实际生活直接相关，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因而会对一国的国家政策产生重大影响。这些组织虽然在严格意义上不属于国际教育的组织范畴，但因其成员与教育机构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实际上产生了国际教育的延展性行为。在提高我国教育在全球教育治理中融入度的进程中，我们应当高度重视这个层面的工作，将注重发挥国际社会中民间组织的积极作用与国家对外交往中的“民心相通”工作相结合，鼓励我国民间组织积极参与国际社会中民间组织活动，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更深厚的群众基础。
二是高度重视大学共同体的特殊效应。从我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来看，共同体将是一个由多层面、多区域亚共同体组成的体系。我国在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等区域性共同体的同时，应当在构建不同类型的共同体方面有所探索。在这个领域里，大学共同体有着良好的基础。由于大学以知识的传播和发展为共同职能，而知识的共通性使大学天然地联系在一起。正如有学者所言：“大学的专业人员具有‘世界主义’的倾向，即忠诚于全国（全世界）范围内的自己学科同行。此种特征使大学专业人员具有强烈的与同行沟通和交流的愿望，从而促成了频繁的国际学术对话和人员往来。”不仅如此，大学职能的知识探究性决定了大学在人类进步发展中必然充当着探索者和推动者的角色，正如埃里克·阿什比（Eric Ashby）所言，“在所有的社会组织机构中，能胜任人类远大目标的指导任务和人类未来利益的管理任务的，似乎以大学最为适宜”。在提高我国在全球教育治理中融入度的过程中，我们应高度重视大学共同体的特殊效应，使其既成为命运共同体类型建设的典范，也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助推器。
三是积极推动校企携手参与国际交往。企业对外交流与合作是我国国际交流合作中较为活跃的一个部分。如何使企业国际交流与合作提质增效，在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校企携手应当是一个重要途径。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学以其科技创新和技术研发集聚地的特点，与企业结成了越来越紧密的关系，“国际高等教育与科研为企业的商业合作和创新提供了新的渠道”。我们应当积极改变校企各自为政、单打独斗的国际交流局面，建立有效体制和机制，推进大学与企业联手，共同“走出去”参与国际交往。一方面，大学应充分利用企业的先进技术、海外资源和信息方面的优势，通过产学研深度融合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撑；另一方面，企业应充分利用大学的学科优势，通过共建研究所、实验室等国际性校企合作平台，为大学深化教学改革和提升科研创新能力拓展新领域。校企双方在实现“双赢”的格局下，进一步增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力量。
四是加强留学生教育与中国文化传播能力。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在教育国际化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但问题依旧突出。国际教育的输出仍高于输入，发达国家在我国的留学生数量相对偏少，国际合作中的西方中心态势依然存在，这种局面使我国在国际教育体系中常常处于被动状态。从服务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求出发，我国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应当主动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借鉴其他国家国际教育合作中的有效做法，以稳固基础为指向，在进一步扩大发展中国家留学生规模的同时，以壮大知华友华力量为指向，着力增加发达国家留学生数量；应当增加留学生教学中的中国文化内容，增强中国文化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努力形成平等和谐的良好文化传播格局；应当遵循文化传播的规律，将讲好中国故事作为一个重大研究课题，跨学科组织专家创作出一套针对不同文化背景特点的多版本的“中国故事”，让中国文化准确地传递到世界各地；应当进一步加强孔子学院的建设，对接所在国家的需求，丰富教学内容，拓展办学功能，使孔子学院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桥头堡。
（作者：张俊宗，教授、博导，教育学博士，从事高等教育基本理论、高等教育管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