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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十四五”规划,这10个关键问题需关注
发布时间:2020-11-10    文章录入:gaojiaosuo    点击:[]

来源:《大学教育科学》   2020年第2期

我们要编制好大学战略规划,首先必须形成大学发展的基本战略思想。这是战略规划的内容,而规划文本的编写只是形式。根据笔者从事规划工作的经验,我们大致可以从以下十个方面思考大学的战略问题。 

一是关于大学的使命与战略定位问题。大学的办学目标很难清晰界定,这是制定大学战略规划的第一个难题。我们的策略是用大学使命代替办学目标,引导大学走向未来。中国人民大学的使命是“国民表率、社会栋梁”,战略定位是“人民满意、世界一流”,这些理想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大人“始终奋斗在时代的前列”。大学使命和战略定位十分重要,因为它为大学确立了基本价值观。

那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确定大学的使命和战略定位呢?中国有一句古话:“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确定的是上等的目标,因受各种因素制约,我们最后只能得到中等的结果。如果我们确定的目标只是中等,那最后得到的结果一定是下等的。这就要求我们界定大学使命和战略定位一定要志存高远。比如,我们国家有140所“双一流”大学,他们的战略定位应该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大学定位中最关键的问题是综合性与特色化之间的取舍。刘献君教授说,分类是战略定位的基础。全世界大学分类最有名的是美国卡内基的大学分类体系。卡内基大学分类体系是按照知识生产的广度和深度来进行分类的。知识生产的广度是指学科的覆盖面,知识生产的深度是指科研的水平和人才培养的层次。根据知识生产广度的不同,大学可分为综合型大学、多科型大学、特色型大学;根据知识生产深度不同,大学可分为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此外,在我们国家还有一个根据大学服务面向来分类的情况。

我们知道,高等教育体系是以国家为单位来建构,还是以省或州为单位来建构,这在国际上是有争议的。美国人认为,高等教育体系应该是以州为单位来组建的,所以美国只有州立大学系统,没有国家大学系统。中国人认为,高等教育体系应该以国家为单位来组建,因此我们就有国家直属大学,有国家大学系统。因此,从服务面向来看,我们国家有中央部属高校和地方大学之分,中央部属大学是服务国家战略的,地方大学是服务区域发展的,这些都是我们考虑分类的时候应该注意的。

二是关于大学中长期发展目标体系问题。我们把大学定位和使命搞清楚之后,就应该进一步将大学使命和定位具体化,从而形成大学中长期发展目标体系。我们说“双一流”大学要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那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笔者认为,一所大学之所以是世界一流大学,它主要有两个标志,一个是有世界一流的科研,另一个是有世界一流的教学。世界一流的科研和世界一流的教学取决于一支世界一流的教师队伍。我们要建设一支世界一流的教师队伍,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要有充足而灵活的办学经费,二是要有良好的管理体制和机制。据此,我们可以将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细化为五个方面:一流科研、一流教学、一流教师队伍、一流经费、一流管理。

有人提出,世界一流大学需要有国际可比指标,能否以大学排行榜作为大学发展目标?回答是否定的。我们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大学排行榜,这些排行榜一个共同的问题是注重外延指标、投入指标。如果我们把大学经费搞一个排行榜,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经费排行榜与现有的世界大学排行榜重合度在90%以上。这样的排行榜是很容易误导人的,对标这些排行榜来办学是不可取的。很多学者批评这些排行榜,因为这种排行榜依据的不是内涵指标。因此,我们要确定学校的发展目标,应该从一流科研、一流教学、一流师资队伍、一流经费、一流管理五个方面来建构目标体系。如果我们还想找一两个量化指标的话,我们可以研究国内外各种评估体系,从中析出可用的评价标准。

三是关于战略优先问题。刘献君教授说,大学战略规划要有战略主题,这个太重要了。我们认为,大学的一个五年规划不可能解决学校所有的问题,只能解决1~2个重要的、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叫做战略优先。战略优先是组织愿景、使命与年度任务之间的一个桥梁。我们的大学每年都制定了年度工作任务,在学校长远目标与年度目标之间,需要一个桥梁,这个桥梁就是战略优先。战略优先的选择,一般采用问题导向的策略,即为了解决组织面临的重大问题而设置相应的行动计划。一般来说,五年里最多完成2~5个这样的行动计划。因此,我们在大学战略规划里谈战略优先,不要超过5个。

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十三五”规划里,我们提出了两个战略优先:一个是增强关键性学科实力,另一个是全力提升国际性。中国人民大学提出全力提升国际性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基于现实考虑的:我们在第三轮学科评估中有九个学科排名全国第一,但是参照国际指标考量好像表现没有这么突出,后来我们发现是学校的国际性不够。于是,中国人民大学从2012年开始,教师的年度考核不再考核科研,因为“教学是学校要求的事务,科研是教师个人的事务”。

结果是,当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内学术论文发表数减少了50%,而且国内发文量至今都没有恢复到2012年的水平,但是几年坚持下来我们的国际发文量却已经翻了一倍以上。正是因为全面提升国际性,中国人民大学在“十三五”期间,社会科学总论、经济学和商学全部进入了ESI前1%。我们知道,在ESI的22个学科里面与文科相关的学科只有两个,这意味着中国人民大学的人文社科全部进入了ESI前1%。“十四五”期间,中国人民大学的战略优先可能是学科交叉融合与大学治理现代化。

四是关于学校发展路径选择问题。组织发展路径的战略选择,一定要根据资源配置模式进行。

中国大学发展路径的战略选择主要有两个:一是跨越式发展战略。这个战略讲得直白一点,就是迎合政府的期待、实现跨越式发展。采用这种战略路径是有前提条件的,即学校的办学资源主要来自于政府,办学资源控制在政府手里,我们把这种资源配置方式称为官僚控制模式。如果一所大学70%以上的经费来自于政府,那就不得不面向政府办学,采取跨越式发展战略。比如,华中科技大学强调跨越式发展战略,就与其经费主要来自政府直接相关。

还有一种大学发展路径选择叫做比较优势战略,即立足自身特色办学,特色发展。采用这种战略的学校,其资源配置通常是市场模式。也就是说,学校的办学经费主要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于市场。例如重庆理工大学,这个学校是原来兵器工业部的部属院校,“兵工七子”之一。20世纪90年代,该校因裁军划转到了地方,成为最早进入市场的高校之一。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这个学校现在显得生机勃勃,甚至还成立了一个房地产公司,赚钱反哺学校。而且,这个房地产公司每年能上交学校一个亿。这是一种典型的市场化资源配置模式。所以,大学发展战略路径选择要根据学校的资源配置模式来确定。一如上述,美国密歇根大学要从公立大学向私立大学转型,就是因为大学资源配置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五是关于学校的办学规模问题。很多大学编制战略规划不讨论学校的办学规模,这是不正常的。笔者认为,办学规模是学校编制战略规划的ABC问题。大众化理论的创始人马丁·特罗说,“规模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我们如果把大学看成一个数学模型的话,自变量是学生的规模,其他都是因变量。学生规模变了,教师的规模必然发生变化,教学投入、教学空间等也必然发生改变,甚至学校的管理模式也会改变。一般来说,学生规模在1万人以下,学校可以实行一级管理模式;当学生规模超过1万人时,学校必须实行校院两级运行模式。办学规模既然如此重要,那我们应如何来确定学生的规模呢?这就要看我们从哪个角度思考问题。

如果我们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当然是规模越小越好,因为小规模有利于提高教育质量。国际上通行用生师比来衡量一个学校的教育质量。其依据是学生规模越小,越可能进行小班教学和培养高阶思维能力。小班教学意味着高质量。美国有一个测量教育质量的新理论,就是用学生的学习投入度来指代教育教学质量:学生投入学习的时间和精力越多,就越有质量;反之,就越没有质量。一般来说,班级规模越小,教师和学生互动的频次越高,学生的学习投入度也就越高。

如果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学生规模越大,效益相对越高。但必须指出的是,即使从经济效益的角度看,学生规模也有一个最佳的区间范围,不是绝对的规模越大收益越高。

美国曾经做过一个加州高等教育1960规划,聘请了一些教育经济学家建了一个数学模型,结论是:在美国加州办学,单体学校的学生最佳规模区间是5000人到15000人。后来加州就是根据这个标准来合并重组学校。如果两个公立学校的办学规模小于5000人,则要合并重组。

2004年,我们给山东一所大学做过战略规划。当时,学校教师对办学规模分歧很大:老教师认为搞建筑是百年大计,应该是精英教育,学生规模越小越好;年轻教师则认为,房地产市场火爆,建筑人才需求量大,学生规模应该越大越好。为此校长让我们建一个模型,旨在基于科学数据统一全校思想。后来我们建构了一个投入产出的模型,即招一个学生可以带来多少收益,招一个学生需要付出多少成本。我们用收益减成本来测算办学效益,最后得出一个倒U字形的曲线,测算出这个学校最佳学生规模是1.5~2.5万人,峰值是2.2万人。

六是关于优先发展的学科领域问题。任何一个大学的办学经费都是有限的,不可能把所有的学科都办成世界一流,因此必须选择部分学科进行重点建设。学科建设的首要原则是集中有限的资源打造比较优势。

笔者曾经给东莞理工学院编制过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方案,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确定优先发展学科领域。我们依据三个原则来确定优先发展的学科领域。

其一,比较优势原则。即现有的学科已经具备了卓越的品质,如果额外投入资源能够使它取得国内外领先地位,这样的学科领域就是所谓的传统优势学科,应该重点投入。

其二,社会重大需求原则。就是有些学科虽然实力不强,但是它未来的发展空间很大,能够直接满足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造福人类,这样的学科应该优先发展。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发展人工智能学科领域就属于这种情况。虽然该学科暂时基础不是很强,但因为我们即将进入人工智能化时代,亟待思考人工智能条件下如何实现社会治理,所以优先发展这个学科,就是为了满足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

其三,学科交叉融合的原则。当前的学术创新都发生在学科交叉领域,要产出标志性成果必须强化学科交叉,这是所谓的边界效应。学科壁垒是培养创新人才的一个主要障碍,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培养呼唤跨学科专业、跨学科课程,要开设跨学科专业和跨学科课程必须学科交叉融合。如果我们投入的资源能够促进跨学科的研究,能够提升学校综合实力,这样的交叉领域是应该重点投入的。学科交叉平台是国内外许多一流大学崛起的秘诀:麻省理工学院如果没有林肯实验室的建立,就没有今天的地位;华中科技大学如果没有一些国家级的重大学科交叉平台(如强磁场、人造太阳计划等),也不会有今天的地位。

七是关于卓越教师队伍建设问题。一流的人才队伍是高校建成一流大学的基础。正因为如此,现在几乎所有的“双一流”高校都是从人才和人事制度改革切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笔者审读过全国140所大学的“双一流”建设方案,发现它们都提出了实施长聘-准聘制度,建设一支核心教师队伍。

我们要建设一流教师队伍,首先必须打造一支核心教师队伍。与核心教师队伍对应的英文单词叫Faculty,非核心教师队伍也有一个英文单词,叫Staff。Faculty在国外是指进入了Tenure-Track系列的教师,包括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核心教师队伍建设符合管理学上的“二八率”。管理学上的“二八率”是指在任何一个组织中,80%的成果都是20%的人完成的,因此最佳的管理模式是围绕这20%的人来组建工作体系。中国最早打造核心教师队伍的高校是浙江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在它们的人事体系中,一般把核心教师分成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冠名教授,第二个层次是领军教授,第三个层次是特聘教授,第四个层次是优秀青年学者。中国人民大学两年前也实行“杰出学者”计划,要把1 800余名教师中的30%纳入杰出学者系列,旨在打造一支核心教师队伍。

其次,要大力促进大学教师能力发展。在中国现有160多万大学教师中,70%以上是45岁以下的年轻教师,这些教师需要加强专业发展和教学能力发展。

再次,建立健全教师评价体系,打造卓越的学术软环境。我们研究过中西部高校的人才流失问题,发现这些地方人才流失的理由几乎是一致的,就是教师在原单位工作不快乐,而不是因为经济待遇的问题。所以,中西部高校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让自己的员工快乐起来,这也是大学管理的最高境界。 

八是关于一流人才培养体系问题。中国的一流本科建设是在“双一流”建设的框架下提出来的,“双万计划”的逻辑是一流大学必然有一流本科。实际上,这种逻辑不够严谨。笔者写过一篇题为《一流本科教育的中国逻辑》的文章,指出一流大学一流本科只是中国人的观念,美国的一流大学就没有一流本科。当然,一流大学有一流本科在中国可能是成立的。因此,中国大学的战略规划必须涵盖一流本科教育,重视一流人才培养体系建设。

在一流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方面,我们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一是高等教育与工作世界脱节。高等教育与工作世界关系不密切,我们的大学就会源源不断地培养社会不需要的人。二是我们的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脱节。科学研究与教学缺乏整合,无力支撑人才培养。笔者近年来一直倡导科教融合与学科专业一体化建设,并在这个领域获得一个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三是“水课”泛滥,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缺失。笔者认为“水课”与“金课”最本质的区别就是其学术性,我们很多大学课程的学术性不够。大学不是垃圾收容站,不是所有的知识都能进入大学课程,进入大学课程的知识必须经受一个问题的拷问,即“什么知识最有价值”。

我们要建设一流人才培养体系,必须要做到产教融合、科教融合、通专融合和学科交叉融合。事实上,学科既是科研的平台、也是人才培养的平台;既是人才队伍汇聚的平台,也是产学合作的平台。专业与课程是大学真正的产品,是大学可以标价的商品。我们前面谈到,要重新定义大学,因为未来消费者将从选大学转向选专业、选课程。人才培养体系创新的关键是目标重构,我们谈人才培养目标总喜欢说“知识、能力、素质”,这种提法其实是有逻辑问题的,因为能力也是素质。现在最新的提法是“知识探究、能力建设、人格塑造”,这是比较全面的,因为它既包括知识和能力,也包括态度与个性。

九是关于拓展经费渠道问题。中国大学的突出问题是办学经费相对不足,且来源单一,主要依靠政府的拨款,缺乏稳定性。大学能够灵活使用的经费主要是学费。美国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的经验是,大学经费来源多元化,大部分经费是非政府渠道取得,可自由支配,具有来源稳定性和使用灵活性的特征。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中国大学办学经费也将由主要依靠政府向主要依靠学校转变,因此经费来源多元化应成为中国大学的战略选择。为此,我们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强化职业培训。最近有人估算了一下中国教育产业的市值大约是10万亿元,其中政府投入是4万亿元、家庭投入是3万亿元、企业培训投入是3万亿元。据统计,家庭投入的3万亿元里面50%以上投给了影子教育(校外培优)。因此,培训市场保守估计有5万亿元。这个产业,大学应该占一席之地。实际上,有些大学的培训机构每年给大学上缴上亿元的利润。

其次,利用教育基金会。我们知道现在大学不能融资,但基金会是可以融资的,以后大学办学可以通过基金会来投融资。

再次,强化应用研究。据统计,美国2014年公办高校的财政来源中,第一大经费来源来自于政府,占比26%,第二大经费来源是专利转让费,占比21%,比学生学费的占比要高。现在美国大学里都有一个专门的副校长抓科研成果转化。中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时代,办学经费将会是一个问题,强化应用科研将是应对这一问题的一个可行选择。

最后,教育服务外包。现代大学办学成本最大的一块就是人员费,所以美国高校包括哈佛大学在内,都已经尝试课程外包了。笔者认识一个民办高校的老板,他办了几所高职院校,但他只有一个管理团队,并没有多少自己的教师。他把学校的英语课程包给了新东方,把信息类课程包给了北大青鸟。课程外包的好处在于,不用养人,可以大大节约办学成本。现在大学聘用一个博士学历的教师,一年至少需要20万元。但如果我们请一个博士来上一门课,一节课500块钱,上30个学时,只需要1.5万元。这就是教育服务外包的功用。

十是关于组织和管理创新问题。十九届四中全会的主题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那么对于我们高等教育来说,就是要加强党的领导,推进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其实是一个组织和管理创新问题。我们常说,管理不一定保证学术水平,但管理不善一定导致失败。

当前的问题是:在宏观层面,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无法追求卓越,没有按照学术组织的特性办大学;在微观层面,大学内部治理体系不完善,治理能力偏低。解决这个问题的总体思路是分权和问责的结合。具体说来,一是推行校院两级运行机制,落实基层学术组织的自治权;二是在学院层面要建立健全五位一体的治理结构:党委会议、党政联席会议、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三是坚持权责统一,分权的同时要加强问责、加强评估。没有评估就没有管理,学校的各项工作必须评估,学校所有的投入必须问责。

作者:周光礼,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政策与管理、院校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