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探索与争鸣》   2016年第7期

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发展变化极其迅速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具有的突出特征是：高新知识成为最重要的生产力要素，高新知识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而且这种生活和生产方式的改变已经不可逆转。

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败下来的无一不是高新知识落后的国度。由于高新知识是大学创造的且创造高新知识的人才是大学培养的，故一国之大学落后必然导致其高新知识的创新不足，这已经成为不容置疑的全球性事实。

由此可得结论：大学作为高新知识生产的垄断者，因其占有了决定国家竞争力强弱的知识权力继而决定国家的兴衰前途；缺乏卓绝大学尤其是世界一流大学支撑的国家不仅是没有竞争力的国度，而且难以担负起民族振兴的历史责任。

2015年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参加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典礼时说了如下一段话：“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期待她的持续发展”，但“没有一项创新项目、创新变革以及创新产品来自中国”，而“我们在创新和科技上引领世界”，因为“我们有全世界最好的大学”。无意间，拜登披露了美国科技和经济之所以强盛是世界一流大学的贡献所致。

当然，世界一流大学不是一国之所有大学的目标，但一个缺少世界一流大学的国家绝不会是高等教育强国，继而也就根本成为不了世界强国。

据2015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瑞士、新加坡、美国、芬兰、德国、日本、中国香港、荷兰、英国和瑞典等国家和地区，已至少连续3年居全球竞争力排名前十（见表1）。

全球竞争力排名由“机构、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环境、健康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培训、商品市场效率、劳动力市场效率、金融市场的发展、技术就绪度、市场规模、商业成熟度、创新”等12个衡量指标构成，高等教育通过高层次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对上述指标均有直接或间接影响，尤其对“创新”影响巨大。

再以诺贝尔科学奖为例，众所周知诺贝尔科学奖不仅代表世界知识创新成果的最高水平，而且其成果已经或必将带来人类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革命。诺贝尔科学奖通常有两个特点：其一，人们对获奖人及其成果争议甚少； 其二，欧美尤其是美、英、德、法等国科学家及其大学通常是诺贝尔奖的大赢家。

美英德法为什么有如此之多的知识贡献？因为他们拥有太多的世界一流大学。自1901年诺贝尔奖基金创设以来，欧美大学尤其是英美德著名大学培养或产生了数量惊人的诺贝尔获奖者。据维基百科截至2015年底的数据，全球获得各类诺贝尔奖10人以上的大学共57所，其中美国29所、英国8所、德国8所、法国等欧洲其他国家12所。

据表2所示，仅占世界人口比重7.22%的英美德法四国，其为全球奉献了73.66%象征基础科学研究最高水平成果的诺贝尔科学奖。

表3则呈现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卡文迪什实验室一家研究机构先后产生和培养了20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

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学已经成为国家实力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2005～2006年我在UC Berkeley从事高访研究时发现：美国如果没有大学的支撑尤其是失去了一批研究型大学的支撑，美国就不再有人才优势继而失去科技优势，没有科技优势美国则不再有经济优势，最后必将失去大国优势。

所以美国一直来有个秘而不宣的国家战略：利用世界一流大学吸引全球最智慧的青年人到美国留学，然后又利用最优越的工作条件和最优厚的生活待遇把最富有发展潜能的青年人留在美国工作。

如果加州是一个国家，它的整体经济实力一直排名世界前十且曾经一度排在世界第五，原因就是其拥有诸如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理工学院等一批世界著名大学的智力支撑。

据MIT斯隆管理学院的统计：MIT毕业生中的20%已成为企业的总裁，50%的人在担任高级管理的职务。该校校友和教师创业的及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其经济实力总和在世界排名第24位。享有盛名的Microsoft、Yahoo、Google等最初都是美国世界一流大学在校生，如比尔·盖茨、杨致远、拉里·佩奇等创办的跨国公司。

全球著名企业如Sun、Cisco、Yahoo、Google、HP等都是斯坦福大学在校生和毕业生的创业公司。硅谷60%～70%的企业是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和教师创办的，硅谷总收入中至少有一半是斯坦福大学师生企业的贡献。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仅在旧金山湾区创建了一大批诸如Intel、Inktomi、Chiron、Virolab、Chez Panisse、Powerbar等著名的公司，为该地区创造了难以计数的财富和大量的工作机会。

美国是一个高科技的国度，它有太多的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发明创造，最重要原因就是美国拥有太多的世界一流大学。

从美国强盛是大学造就的这一事实可以得出结论：世界一流大学对国家的兴衰成败至关重要，而且这种重要性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对人类社会影响的深入必将越来越大。一个不重视大学在经济社会进步中发挥其作用的国家，毫无疑问是没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也是没有前途的国家。

这个结论似乎很简单，但认识之且重视之并非易事。

世界一流大学之于国家发展重要性的事实清楚之后，加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紧迫性则不言而喻。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须明确何谓世界一流大学，若连世界一流大学这一基本概念都不清晰，后续的建设将无法操作。

关于世界一流大学有诸多的表述，笔者认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具有“学术实力雄厚，做出世界贡献，享有国际声誉”三大特征，据此笔者对世界一流大学给予如下界定：

世界一流大学指拥有一些世界一流学科和一流专业，聚集了一群世界一流学者，吸引了一大群世界一流学生，以世界一流的办学治校育人理念和世界一流办学条件，构建了世界一流大学制度和世界一流大学文化，能够培养世界一流专业人才和研究创造世界一流水平新知识的大学。

世界一流大学绝非什么评估的结果，而是具有诸多世界一流水平之要素特征的，在知识创新和杰出人才培养等方面做出诸多世界级贡献并被国际社会认可的高等教育组织。

上述世界一流大学的概念表述无疑有利于我们获得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正确认识，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一项具有极强操作性的工作，因此有必要对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要素加以分解。

笔者认为就大学要素而言，世界一流大学与其他大学无异，包括规律、学科、人才、资源、制度与文化等，这是处在不同时空环境下所有大学之共性即一致性所在，而大学的个性则是上述要素的品质之高低强弱决定的结果。

笔者以为，大学的个性包括大学的水平、质量及声誉都是这些要素的差异所致，世界一流大学亦然。以下结合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存在的问题逐一讨论之。

关于规律：任何事物及其活动均有其规律，规律是事物及其活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内在规定性，规律对事物发展及其活动秩序具有决定性。人类可以改造自然和社会，但绝不能改变自然和社会发展运动的规律。

人才培养及知识创新活动的基本属性决定了大学组织的独特规律，由此决定了大学是决不能用强调行政权威的政府管控模式，及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企业管理模式办学治校的社会组织，大学自主办学的合理性就在于此。

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是大学自创生以来历经近千年历史演进被人们发现的大学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是跨越时空而不变的大学的内在规定性。缺失了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制度环境和运行机制，大学就不能按自身规律办学治校育人，这样的大学无法办也根本办不好。

所以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高等教育面临着如同国民经济发展需要供给侧改革的同样问题，高等教育的举办者政府及大学的决策管理层，只有从体制机制上为大学释放出能让其按大学应有规律自主办学治校育人的足够空间，从制度供给上让大学适度走出对其约束过多的管理体制，我们的大学才能活力迸发从而在杰出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上为国家发展服务作出更大贡献。

不像学科、资源等要素，规律既非精神亦非物质，属于视不见、握无实之抽象概念，然而它却有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无限能量，凡人类活动违逆规律则败，遵循规律则成。大学活动亦然，故让大学按规律办学治校育人，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之首要规律。

关于学科：学科是大学组织构建的基本依据和基本元素,离开学科，大学的组织结构就不复存在，学科的结构使大学成为高度专业化的学术组织。

大学组织及其活动的水平取决于学科的水平，故学科建设不仅是保证大学专业分工秩序的需要，更是提升大学质量水平的必要。世界一流大学尤其如此，非有世界一流学科而不能为世界一流大学，即世界一流学科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充分必要条件。

我们注意到美国世界名校云集，但这些大学仅有某些学科居世界学术领袖的地位，而非所有学科全面优秀。如哈佛大学最强于商科、政治学和医学，耶鲁大学的法学、生物学和数学，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和数学，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工程科学和法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化学、能源和计算机科学，MIT的计算机、工程科学和数学，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加州理工学院的物理学、化学和地球科学等。

我国大学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存在两个问题：其一，忽视学科建设，未把有限的经费用于学科建设；其二，在学科建设中缺乏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选择，一味追求学科的全面优秀。

关于人才：知识创新之高智力劳动及表4所示名师出高徒之高层次人才培养的特点，要求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是国际学术精英云集的学术组织。没有世界一流人才的支撑就不会有一流学科的产生，世界一流大学亦失之存在与成长的基础。所以世界一流大学毫无疑问是人才竞争的结果，杰出人才自然就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激烈竞争的要素。

剑桥大学是与牛津大学人才竞争的结果，哈佛大学则是与剑桥大学竞争的产物，耶鲁大学是在与哈佛大学的竞争中发展强盛起来的。世界一流大学都有一种非一流不争的霸气：一流教授我要，一流学生我要。

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称校长的首要职责是选聘教授，哈佛大学的聘人原则是“非世界前五名不要”。加州理工学院航空航天技术全球第一，因为他们拥有20世纪最伟大的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教授，他创建了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喷气实验室，我国著名科学家钱伟长、钱学森、郭永怀都是他的学生。

对国际学术大师的争抢导致世界精英人才的卖方市场，从世界一流大学的人头费何以成为最昂贵的开支，以及凡卓绝教授的工资均由校长单独面议已成为世界通例而无一例外，足见世界精英之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之重要程度远胜于其他。

我国受平均主义价值文化影响至深，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缺乏效率优先的治校措施及人才至上的投入，故而在世界一流人才竞争方面毫无优势可言。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与其说是世界一流学科的缺乏不如说主要是人才水平的差距。

关于资源：世界一流大学是需要消耗大量资源才能得以维持和发展的组织，如前所述其人员聘用及其学术活动必须以昂贵的资源支撑为基础。

美国波士顿学院菲利普·G.阿特巴赫教授指出：且不说一流大学需要持续而充分的公共财政拨款的支持，即便是研究型大学如果没有雄厚的资金，要想维持其研究型大学的地位都是极为困难的事。

物质资源不具有人力之主观能动性而仅为被动利用的物力，故其并非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决定性因素，但由于雄厚的物力资源是人力得以凝聚以及他们的作用得以发挥的物质基础，因此没有足够的物质资源支撑且不说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即便是大学的正常运行也举步维艰。

与德国等欧洲世界一流大学比较，我国如北大、清华等一流大学从资源总量条件而言并不输于他们，但我国研究型大学如何科学合理配置、管理资源，尤其是做出有所为有所不为之重大资源配置的正确决策并确保其高效率则存在较大的问题。

关于制度：大学是个系统庞大、结构复杂的组织，由此决定了其必须是一个善治的组织。然而善治并不只是依靠理念支配和组织及其个体自觉自律的行为过程，而是法规制度建构完善并对组织的运行及其成员的行为具有规制作用的结果，即善治是具有合法性及权威性的结构性规范，善治的组织需要法规制度提供的制度环境和机制保障。

所以瑞士学者皮埃尔·塞纳克伦斯明确指出：治理确实属于制度的范畴。大学作为按专业化进行智力劳动分工的组织，智力劳动的特点诸如劳动者的自主性、创造性、积极性等决定了该组织的复杂性，学术自由的合理性基础就在于此，如何使之合法化就是制度设计的责任。

大学制度的重要性就是基于大学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的组织属性及其运行规律，构建其成员共同认同的规则，这个规则既包括行事的原则也包括行事的程序。

大学制度主要涉及：其一，通过制度建构确定大学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以充分体现大学学术组织的基本属性，实现大学组织内部的民主管理。其二，规范大学组织及其个体的行为，提高大学管理运行的效率。

制度旨在建立一种游戏规则，缺乏制度的规范，大学就会成为充满民粹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大学组织既不是一个民粹主义泛滥的组织，也绝不能是高度集权的威权组织，两者都有悖于大学的组织属性及其功能发挥。

与世界一流大学比较，我们的大学还不能说是高度制度理性的组织，在大学制度的设计上我们还存在诸如如何遵循大学规律办学治校等有待完善的空间。

关于文化：笔者一直坚持认为，“对大学的认识需要从文化这样一个研究视角或分析框架来认识大学办学及其办学治校育人的活动，观察和分析大学的成功和不足”。

作为文化属性的组织，大学是被其文化决定的，即有怎样的大学文化就有怎样的大学。文化既外观于大学组织的方方面面且深植于大学精神，其无所不包、无所不在且无所不能。

由于文化不仅是大学组织构成及其活动的要素，而且对大学之办学治校育人过程中的价值选择、思维模式、制度规范、行为建构、活动方式及环境营造，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和引领作用。

文化底蕴深厚是世界一流大学最不可或缺的特征，缺乏卓越文化支撑的大学永远不可能成为一流的大学。针对我国大学不能培养出世界一流人才，钱学森先生晚年时坦诚：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

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

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钱老的这段话其实强调的就是我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创新文化的巨大差距问题。

（作者：眭依凡， 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