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财经网》 2010-05-21
《财经》记者对话著名教育家杨福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原复旦大学校长现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 ）
什么是大学？
【《财经》记者 马国川】记者：这些年许多人都在批评中国教育培养不出大师，温家宝总理也在一些场合指出了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而且直言对我国教育现状有一种危机感。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杨福家：其实温总理已经回答了如何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的问题。2007年5月14号，温总理在同济大学演讲时说：“一所好的大学，不在高楼大厦，不在权威的讲坛，也不在那些张扬的东西，而在于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要通过讨论与交流，师生共进，教学相长，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学术氛围，并不断完善和发扬，影响越来越多的人。这样，真正的大学就形成了，就会有一批有智慧的杰出人才出现，整个国家就有了希望。”这段话在本质上回答了如何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
记者：如何具体化呢？
杨福家：关键在于建立真正的现代大学制度。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我们首先要回到基本问题上来，即弄清楚什么是大学，或者说一所大学要有哪些基本要素？第一，要有“有型资产”，它比我们通常所说的“大楼”的含义更全面，还包括设备、图书等等；第二，要有“人力资源”，包括“大师”。“大楼”、“大师”的说法来自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他说过：“所谓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这个说法不完整，并不是梅贻琦先生讲得不完整，因为他不是回答“什么是大学”这个问题的，梅贻琦讲这句话的背景，1931年清华大学在建设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学校已把重点放在引进大师上，而不是过多地关注房子，于是他强调大师的重要性。
除了大师，人力资源还包括优秀的教师、学生与管理人员。大学有没有优秀学生，以及他们能否在一流教授指导下，在人文、科学技术的前沿探索方面或为社会服务方面，以极大的兴趣与好奇心，夜以继日地努力奋斗，是大学能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必要而充分的条件。几年前我曾夜访剑桥大学，晚上10点，仍有大批优秀学生与导师在实验室科研。我深有感慨，难怪剑桥大学培养出８０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世界一流大学，这种情景到处可见。有“中国居里夫人”之称的吴健雄教授曾经说过:“什么叫一流大学？只要在周末晚上去看看那里的灯火是否辉煌”！确实，在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里，我们一定能看到，一大批既充满着激情与兴趣，又能艰苦奋斗的优秀研究生在杰出的教授指导下、在宽松又自由的气氛里日日夜夜地在探索自然的奥秘，攻克技术难关。不少诺贝尔奖获奖者和大发明家都由此而诞生！
记者：一所大学除了“有型资产”和“人力资源”，还需要什么？
杨福家：还要有“文化内涵”，就是要有大爱，包括爱师、爱生、爱国家、爱世界等等，这是学校的一个关键所在。任何一所著名大学都有自己的文化内涵。例如哈佛大学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思想战胜权威”，前校长萨默斯说过，让进哈佛的每个学生都成才。哈佛大学把所有的学生都看成金子，没有好生和差生之别，问题是让他们怎么发光。萨默斯曾经出任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他当新校长不久就有一个新学生来找他，说你是经济学家，应该注重每一个数据的准确性，我发现你的一个数据有错误。一个新学生敢向校长挑战，这就是哈佛的文化。难怪萨默斯说，如果哪一个大学能够有这种文化，它就有可能成为一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连续七年美国大学排名第一。哈佛大学过去三年曾和它并列第一，但最近一次又落于其后，原因在于普林斯顿大学有两个指标超过了哈佛大学。虽然普林斯顿大学目前仅有6000多名学生，但是小学校拥有大文化，它可以接纳有精神病的纳什教授，没有让他下岗，这就是宽容文化——“美丽的心灵”。
文化对于学校非常重要。而我们很多大学欠缺着文化。不管是在哈佛大学还是在普林斯顿大学，谁都不代表真理，老师也不一定有真理；真理高于一切，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去领悟真理。所以，师生之间可以讨论，甚至争论。钱学森当年在美国读书时，在与老师讨论中，也曾在争论中气得老师把书摔在了地上。可第二天一大早，他的老师冯﹒卡门就告诉钱学森：你是对的，我是错误的。可中国的大学呢，从漫画的通常表现手法就能看出区别来：一定是老师在台上，老师显得很大，在中央；学生画得很小，在旁边；学生什么都不知道，一个个在问老师，老师什么都知道，他是发布真理的。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宽容、不浮躁的学术环境，都是大学应有的文化。良好的学术环境是造就杰出人才的必要条件。
除了“文化内涵”， 一所大学还要有良好的办学体制。
记者：一流大学要有有形资产、人力资源、文化内涵和良好的办学体制。您是否认为，除了有形资产外，其他三方面我们都很欠缺。
杨福家：现在国内大学软件、硬件建设失衡。较普遍的情况是大楼、教学设备等硬件建设大有改善，其中很多建筑很豪华，甚至远超国外一流大学。此外，不少大学还都有好几个校区，且相隔甚远，不得不开班车，学生、教师大量时间浪费在路途上，这与当今先进办学理念背道而驰。同时，大学的软件建设则被忽视，大师、优秀管理人员等人力资源方面相对欠缺，没有特色，没有文化内涵。笔者到过国内很多大学城，参观了不少名校新建的校区，但感觉不太好，因为看不到这些名校原有的优秀文化传统，看到的只是漂亮、甚至于豪华的建筑，但却没有人气。造成这些失误的原因，主要是观念和体制造成的缺陷。在观念上，最大的问题是忽略了高等教育的特点，不了解建设一流大学的要素；在体制上，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充分发挥教授在办学上的主导作用。当前，教育存在问题的核心就是体制问题，这是我们当前改革的一个关键。
依法办学是关键
记者：那么，怎么解决体制问题呢？
杨福家：总结起来，关键是三句话：爱师爱生、依法办学、无为而治。
“爱师爱生”是常识，为什么要强调？因为如果没有一个“爱师爱生”的大环境，就不能把老师和学生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其它就很难做到。现在的问题是，国内的大学纷纷实行所谓的量化管理，一个教师每年的论文数量、科研成果，甚至论文被引用的次数，决定着他的待遇、名望和升迁。这能说是“爱师”吗？英国大学教育最高明之处就在于：从15世纪开始就实行导师制，每个人从进大学那天起，就有人关爱他。剑桥有一句导师的名言是：“我的烟熏将把一个学生头脑中的火种点燃。”人的头脑不是知识的容器，而是储存火种的地方，而找到火种并且点燃，不光需要训练的技术，更需要爱。可是在国内，大学生和学校、和老师的关系越来越淡薄，这能说是“爱生”吗？“爱师爱生”不是空洞的说教，它与体制密切联系，不可分割，没有良好的体制就没有良好的氛围，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记者：您所说的“依法办学”主要是指什么？
杨福家：作为现代大学，做事要有规范，要依法办事。法律包括宪法、教育法等，在这些法律基础上，各所大学都应该有自己的“宪法”，即大学的章程。其实，《高等教育法》早就明确规定，各学校必须要有章程。但是，现在有多少大学有章程？谁是按照章程办学的？要做到依法办事，大学首先要制订自己的章程，有了章程，依法办事，最后达到无为而治。老子最欣赏“无为而治”，使老百姓感受不到上面有一个统治者，这就是最好的统治。如果各大学有了自己的章程，教育部就不必什么事情都亲自去管，而是放手让大学自己去做。唯一需要教育部做的是监督大学是否依法办学。
记者：爱师爱生、依法办学、无为而治这三个方面中，核心恐怕还是依法办学。
杨福家：对，现在大学体制的关键是“按法办事”。比如，诺丁汉大学的章程有一百页，各种权利义务都规定得清清楚楚。要做领导首先要懂得这个法，必须按法办事，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章程之上。
记者：我们的问题是无法可依，即使有法也不依。
杨福家：我对此深有体会。我在国内有很多顾问的头衔，都是毫无意义的。前些年我到深圳开会，当时的市长许宗衡临时约见我，劈头就说，你从此就是我们深圳政府的顾问了。之前没有任何人通知我，我完全没有准备，市长一句话就给我戴上了“顾问”的帽子，这样的顾问有什么意义呢？毫无意义。但是，在依法办学的大学，顾问是有意义的。几年前，香港大学问我能不能做校长特别顾问，我表示同意后不久，香港大学郑重其事地寄给我一个文件，文件里规定了顾问的权利是什么，义务是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都清清楚楚。我签字后，做了六年香港大学顾问。2005年，我辞去香港大学的顾问职务。辞职的原因是因为我做了香港政府“大学资金委员会”的国际委员，这个委员会决定各个大学的经费分配，要求其成员不能与各大学有利益关系，所以，我必须辞去香港大学的顾问职务。而在内地，所有的顾问则都是“终身制”，不需要辞职。
记者：没有想到，人家的规定这样具体清楚。
杨福家：一切都是有法可依的，而且非常清晰，我们的大学就缺少这样的规定。所以我认为，各大学都应该根据法律制定章程，然后由人大会议承认章程。这样一来，各大学就可以按照自己的章程来办事，这就是“自主办学”的含义。
记者：《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里有明确规定，各大学“自主办学”。遗憾的是，落实不了。
杨福家：怎么自主办学？不是来自个别人的恩赐，而是来自法律的授权。
记者：我觉得是两个层面问题，一个是各大学没有章程，无法可依，一个是即使《高等教育法》里有规定，但是有关部门不能做到依法办事。
杨福家：实际上，西方大学的章程不需要批准，只有它没有违反法律就行。比如美国的教育部无权干预大学的事情，大学就是按照自己的章程去办。在中国的特定情况下，大学的章程可以请人大批准，只要获得批准，大学就按照章程办事，除非违法，违法就根据法律处理。教育部的职责就是监督，保证国家的法律得到贯彻。像美国的教育部，大门口有两句话“教育公平，教育质量”，这是它要管的事情。只有这样，大学才能做到“自主办学”，才能有非常民主的气氛——“民主办学”也是《高教法》里明确规定的。只是大家不太注意罢了。温家宝总理说，一所好的大学要有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怎么保证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这就需要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民主办学。